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导致被迫向列强开放。
就在英国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公告外国鸦片贩子交出鸦片的时候，他已经向英国外相巴麦尊发出了多封要求发动战争的信函。因此，对于虎门销烟，外国人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个外国人记录道：“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同时，东印度公司、伦敦中国协会以及许多大城市的商会都开始积极游说政府，鼓动英国对中国动用武力。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月一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同时，巴麦尊发出多次训令给在华商务监督义律，通知其做好战争准备。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巴麦尊发出训令给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英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并发出《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这支远征军包括十六艘战舰（三桅双层炮舰）、四艘蒸汽战船、二十七艘运输船以及一艘运兵船，士兵四千名。这是一支殖民时代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进行的是迫使中国赔偿包括销毁的鸦片在内的各种损失，以及割占中国岛屿、开放市场等赤裸裸的强盗行径。随着战事的进行，这些要求一再升级。
中国方面，林则徐虽然抽调水师、修筑炮台，对战争做了一定防备，但对英国远征军来华的意图和实力没有丝毫了解。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军抵达广州，没有进攻而随即北上，由定海、舟山直达直隶，英国人的想法是直接将照会交给朝廷。这一行动直接导致了林则徐的下台，因为朝廷的意图是将中外的冲突解决在遥远的广州，而绝不允许他们抵达天子脚下。直隶总督琦善代表政府接待了英军统帅，并接受了照会。受命了解英国人意图的琦善使用了息事宁人的方式，他隐瞒了英军的战争意图，向道光皇帝汇报英军只是前来申诉在广州所受的冤屈。同时承诺英军只要南下广州，即可谈判解决问题。九月十五日，懿律率军南下。近在天子脚下的一场危机被成功化解了，道光皇帝对琦善大为赞赏，立即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同时将林则徐撤职并发配往伊犁。然而琦善到广州后却在英军的武力胁迫下，试图与英军签订和约（《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偿六百万元以及实行通商。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引起道光皇帝大怒，立即下令将琦善押解回京、抄家受审。琦善的家产达一千万英镑之巨。而这个条约传到伦敦之后，同样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巨大不满。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三十日，英国政府以藐视训令为由撤掉了因懿律病倒而取代全权代表一职的义律的职务。新的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被派遣来华。清朝派出皇帝的侄儿奕山为靖逆大将军兼钦差大臣南下广州，统率大军清剿逆夷，而义律在璞鼎查尚未抵达之前，展开了一轮新的军事攻击，攻占了虎门要塞以及珠江沿岸的所有战略要点。奕山与广州官员在武力不敌的情况下，又只得提出停战和谈，这次他们付出了六百万的“赎城费”才换取了英军的撤退包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新任驻华代表璞鼎查抵达澳门，义律返回英国。璞鼎查接受的是新的训令，直接北上攻击，迫使清政府屈服。从八月起，除了留少数战舰封锁广州、香港外，其余战舰立即北上，先后攻克了厦门、定海、宁波；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攻占吴淞、上海；七月占领镇江。镇江被占领，切断了大运河的南北航路，使得运往北京的漕运受阻，这下真正打痛了北京的神经，也使清廷认识到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八月二十九日，英国旗舰“康华丽”号抵达南京江面，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九月十五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十二月二十八日，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该条约。《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包括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废除广州的公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主要内容。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美国代表顾盛代表美国与清廷签署《望厦条约》；十月，法国代表拉萼尼代表法国与清廷签署《黄埔条约》。
中国从此走上了被迫向列强开放的道路。在这些条约中，以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对中国危害最大。几十年后，作为清朝派往英、法等国使臣的薛福成对这两条评论道：“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清朝政府在还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的情况下，丧失了经济、政治、领土等自主的权利，英、美、法互相援引和支持与中国签订的这些条约，在日后被不断地修订和扩展，在中国被亦步亦趋地拖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清朝将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鸦片战争，是一场双方信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西方殖民国家通过不断的贸易、传教士活动和出使活动，已经搜集了大量有关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情报，对清朝的军事力量有着充分的了解。而清朝则在盲目自大的以天下中心自居的氛围中，不屑于了解世界，甚至对已有的外部知识都无人问津。在与美国、法国签订条约后，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准备了赠送给清朝的礼物，里边包括现代科学技术书籍、望远镜、火枪、蒸汽机原理、世界地图、各国概要等现代文明的成果，而出于狭隘的天朝上国心理，清朝拒绝了这些礼物。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除了少数有气节的官员外，大多数官员的主要心思都用来对付皇帝和朝廷，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如果考虑这样的背景，我们会对清朝的战败有一个新的认识：这只是一个开始，清朝注定要在更猛烈的血雨腥风中才能完成自己的涅槃。
中西方文明的一些深层因素也对中外交涉有着重大的影响。道光十六年（1836年），西方一位学者在一篇评价清朝军事力量的长文中，开篇就写道：“今天，作为评价各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准，最正确的大概是：每个社会在‘杀人技术’上的精湛程度、互相毁灭的武器的完善程度和种类多少，以及运用它们的熟练程度。”而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直隶总督琦善受英国远征军司令璞鼎查之邀前往英军军舰谈判，他看到一排军容整齐的年轻的英国海军学院实习生在舰队上列队时，摇头叹息道：这样的青年才俊，为什么不读书做官，而是来当兵呢？！琦善是已经完全汉化的官僚，他的价值观完全是儒家式的，还停留在中世纪。而同一时代在西方流行的，却是民族国家争权夺利的现代观念。这两种观念塑造出来的人和制度是如此的不同，从而也导致双方在冲突中表现出巨大的反差。
然而，任何一个腐败的王朝，总是存在着一丝正义和勇气。正是这些微弱的光芒，让我们看到中国走向现代的希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二十九日，包围广州的英军在与广州当局达成协议撤退的过程中，与广州北郊三元里的百姓发生冲突。五月三十日，周围一百多个乡里的老百姓聚集起来，手持棍棒与英军展开战斗，这些把清朝正规军打得抱头鼠窜的英军，被愤怒的民众包围在一个炮台中，损失惨重。最后在广州当局官员的调解下，百姓才将英军放走。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一日，英军“复仇号”等军舰进攻定海，守城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血战六个日夜，最后全部壮烈殉国。这些百姓和将士，面对完全现代的武器，勇敢抵抗、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做出了伟大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