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的原始生长地是何处？从欧洲西部、南部到中国西部的各种说法都有。按马克·戴维·默林（Mark David Merlin）仔细研究后所呈现的结果，最可能的传播路线是从中欧到地中海东部，时间是公元前1 600年前后。可能是新石器时代居住在瑞士陆岬与其毗邻地区的人在野生的草本植物中发现了鸦片。他们后来认为鸦片是有价值的东西，因为罂粟子可食用，可榨油，可供药用，还有刺激精神的作用。就这一方面而言，鸦片与大麻是相似的，大麻也是对种植者有很高食用滋养价值的植物性药物。鸦片向东南传播可能是掺在谷物中意外造成的，也可能是以外地贸易货品之姿刻意达成的。不论是哪一种方式，鸦片在希腊、克里特岛、塞浦路斯，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都成为人们熟知的有用之物。
用鸦片治疗起来特别有效的是各种文明病：焦虑、烦闷、长期疲劳、慢性疼痛、挫败、幼儿啼哭。此外，对人口集中的地区到处可见而且往往会致命的痢疾等疾病尤其有效。排泄物传染的疾病对于居无定所的人群不会有多大困扰，对于定居下来却没有卫生设施（这些设施是19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的）的人却是极大的麻烦。古希腊罗马的医生已经懂得调制鸦片药剂治疗肠胃及其他疾病的方法。公元161至180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有服用鸦片的习惯，除了辅助睡眠、纾解军事战役的紧张压力之外，鸦片还能帮他远离他一向鄙夷的俗世之中的情绪烦扰。古罗马人不堪久病折磨时甚至会吞服鸦片自杀。有些研究者认为，人们拿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喝的“调和苦胆”的酒其实是调了鸦片的，而耶稣拒绝喝它，就好像坚忍的战士在上刑场时拒绝蒙上眼睛，也不抽临刑前的最后一支烟。
鸦片是阿拉伯医术中的重要药材，8世纪时将鸦片传入伊朗、印度、中国的也是阿拉伯的贸易商。这三个国家后来都成为生产与消费鸦片的主要地区。一世纪以前，具有久居印度经历的英国医生威廉·穆尔爵士（Sir William Moore）着手研究鸦片在东方使用普遍的原因。他的分析结论除了有少部分的欠妥之处外，至今大多仍站得住脚。
穆尔提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其可以就地供给。罂粟虽然在每个大陆地区都试种过，但如果要达到符合获利目标的生产标准，必须有充裕的灌溉水、优质的土壤、足够的肥料，最重要的是具备相关技能的农工不虞匮乏。采收者用特制的工具在未成熟的籽囊上划开切口以汲取汁液——鸦片（源自希腊文Opion，意指罂粟汁）。由于鸦片是靠手工小量采收的，每名工人一天只能采收几两之量，所以做工者必须细心，而且工资必须低廉。20世纪初期的土耳其鸦片采收工，每天工作14小时的工资是30至50美分。在南亚与东亚的人口稠密地区这样的劳工多的是。他们生产的鸦片大部分销往外地，但仍有一些流入本地市场，连当局的禁令也阻止不了。
另有一个原因是宗教的：由于伊斯兰教禁酒，鸦片乃是比较可接受的替代品，而且鸦片是医疗上必需的。腹泻（在印度极为普遍，以致腹泻的拉丁文名就是“孟加拉国病”）的患者需要服鸦片，发疟疾的人也要服。疟疾在印度、中国西南部、东南亚的湿热地区很常见，在英国的沼泽地区也不少，所以穆尔指出，沼泽区的英国人同样常用鸦片来治疟疾。
穆尔认为受气候影响的不只是传染病。天气炎热也造成东方人比西方人更易“困倦”，所以更用得着鸦片。此话乍看简直是帝国主义者的一派胡言，但如果细看，人们因为气候导致精神不振而使用鸦片，这个说法既没有错误，也没有种族歧视可言。在西方与阿拉伯医术中都有以鸦片为纾解剂的悠久历史。阿尔比鲁尼（Al-Bīrūnī, 973~1048）曾说：“居住在热带或炎热地区的人，尤其是居住在麦加的人，养成每天服食鸦片的习惯，借以消除疲惫，纾解酷热对身体造成的不适，使睡眠安稳，并净化过度的情绪。他们开始只服最少的剂量，但渐渐会增至可能致死的剂量。”
再有一个原因是，鸦片是可以省钱的瘾品，吸了鸦片的人食量会变小——喝茶也往往是为了减少食物的消耗。吸鸦片的花费也比饮酒或其他消遣娱乐来得少。东方世界的劳工没有西方劳工视为当然的歌舞厅、公园、图书馆等休闲去处，抽一口鸦片乃是他们负担得起的少数消遣之一。
在整个亚洲之中，吸鸦片种鸦片的发展在中国是最显著而深入的。中国人最初吸鸦片是从吸烟草衍生的，吸烟于17世纪初传入中国。后来，中国人开始用烟丝混合半精炼的鸦片一起吸。到了大约1760年，有了调制鸦片膏的方法，可以不混烟丝只吸鸦片。起初吸纯鸦片只是富有人家的消遣，至19世纪30年代已经传遍宫中的太监、文武百官、商人阶层。到19世纪70年代，吸鸦片在轿夫、船夫，以及其他靠劳力生活者之中已是平常的事。再到20世纪初，连农民也在吸鸦片了。按纽曼（R. K. Newman）前几年的估计，1906年间有鸦片瘾而必须每天吸食的中国人多达1 620万（占总人口的36‰，成年人的6%），可能有半数的成年人口至少在节庆或生病时吸食过。（纽曼估计的人数也包括无药可救而靠鸦片纾缓痛苦的病人，成年人口则包括已在工作的青少年。他的估计方法有其长处，但他的修正派论点——吸鸦片其实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却值得质疑。他按供应面所做的估计未纳入违法的交易，所以人数的确不多。但是与当时的西方社会相比，36‰仍是非常高的比率，比鸦片烟瘾高居工业化国家之冠的美国高得多。）
吸食鸦片变得如此普遍，供应量因而必须大大提高。鸦片的故事因此与茶的故事交会。英国未在印度和锡兰开辟自己的茶叶农场之前，茶叶得从中国进口——日本当时对西方是封锁的。此外，英国也进口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及各式各样的中国物品，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英国于1757年统治了印度之后，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它虽然不是第一个从印度出口鸦片的殖民帝国，却发展出成功周全的鸦片销售及制造的垄断系统。这套系统的生财效率奇佳，后来占有英属印度总收入的1/7。鸦片产量大宗输往中国，抵消了购茶的花费后还绰绰有余。
载运——其实是走私——鸦片到中国的民营贸易行也兴旺起来。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老板之一詹姆斯·马西森（James Matheson）靠着卖鸦片赚的钱成为英国境内第二大地主，他于1844年买下了苏格兰西北海岸的离岛“刘易斯岛”，并且花费50万英镑以上的代价修了有锯齿状围墙的仿都铎王朝时代的荒唐建筑，名为“卢斯堡”。因为岛上的土质不符合他的园艺需求，他又从苏格兰运来上千吨的泥土，专供栽种花草树木。
鸦片生意是由英国商人把持的，但美国人在1812年的战争之后的30年中也参加了一脚。设在波士顿的柏金斯公司（Perkins & Company）曾经买下土耳其鸦片产量的一半或更多，专销到中国。狄兰诺二世（Warren Delano II），狄氏家族企业的开创人，也是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主持的另一家美国大商行罗素公司（Russell & Company）也从鸦片买卖赚到了大钱。狄兰诺从广东写的家书中说：“我无意从道德与慈善的观点为鸦片贸易之诉讼辩护，但身为商人的我要强调这是公平、正当、合法的生意；如果往坏处说，这项贸易可能比葡萄酒、白兰地等烈酒进口到美、英等国更易遭到更多、更强烈的反对。”
在中国人眼中——以及许多历史学者的眼中——马西森和狄兰诺这些人都是恶棍。狄兰诺的一番说辞遗漏了一件不便表明的事实：卖鸦片到中国在当时是公然违法的行为（卖葡萄酒和烈酒到美国并不违法）。自1729年中国朝廷就已明令禁止鸦片贸易。在正直的清廷官员终于采取查禁鸦片的行动之后，英国人就诉诸武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2]）中打败了中国。英国的军舰大炮炸毁了中国的炮台；英国水兵把中国人的死尸集拢来投进大坟坑，立了一个手写的讥讽碑铭：“共赴黄泉”。两国第二次交战（1856~1858年[3]）的结果是，鸦片贸易彻底合法化。在1839年已经达到2 700吨的鸦片贸易量，在1879年冲到6 800吨。
这时候中国境内也有每年1.45万吨鸦片的产量，以补足越来越大的需求量。主要产地包括贵州、云南、四川，其中又以四川产量最多。鸦片是利润高且方便运输的冬季作物，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小麦的2~4倍，所以在四川成为交易媒介、税收来源，也是一般人偏好使用的瘾品。“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像四川人这么富，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儿的人抽的鸦片多。”清朝政府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试图逐步消灭境内种植的鸦片，华东地区拥护这一政策，靠鸦片致富的西南地区却反对。四川官员以加重税赋来执行这个政策，导致农地价值暴跌。暴民捣毁了四处税务所，官员便派兵镇压。1911年国民革命成功，四川百姓欢欣无比，以为民国建立后会核准种植鸦片。
中国帝制结束的这一出历史上的政治大戏，是在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中演出的。西方人于17世纪引入东亚的不只是烟草，还有甘薯、花生等多种食用作物，促成了人口的稳定增长。结果与欧洲的情形一样，人口压力导致移民。1848~1888年间，有200万中国人——大多为年轻的男性——外迁到马来半岛、中南半岛、苏门答腊、爪哇、菲律宾群岛、夏威夷、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之后发展成全球性的移民，纽约、伦敦、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各大贸易货物集散地都出现了华人区。
吸鸦片也在这些地方成为固有现象。从中国来的“苦力”——不论已婚未婚——大多是光棍一条，平日生活寂寞、受压迫、欠着债务，又远离家族的影响约束，所以放松的方式离不开单身汉惯做的勾当——赌博、嫖妓、抽鸦片。操控这些勾当的税官和组织都大发其财。研究泰国华人社会的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指出，泰国靠华人的勤俭美德而能扩张工商业的规模，但泰国政府也靠华人的恶习扩大了国库的收入。这种情形在有华人移民的社会都是事实。
有人难免会想到，鸦片吸食传遍全世界算是为中国人当初受印度鸦片贸易之害而报了一箭之仇，其实各国所受的影响轻重不一。传闻中伦敦东区林立的鸦片烟馆，乃是受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王尔德（Oscar Wilde）、儒默（Sax Rohmer）等名家以及许多非名家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实际情况远不及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倒是在美国19世纪70~80年代曾有普遍吸鸦片的现象，当时这是白人底层社会一件重要的习惯，也种下了罪犯毒品亚文化的根由。
抽鸦片的行为与鸦片瘾也在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中迅速蔓延。1870至1890年间，美国进口药用鸦片制剂的平均每人用量加倍了。一位新闻报道者说：“如果可能今天就禁止鸦片制剂买卖，一周之内，每个城市乡镇的每个角落都会出现发疯的人和死在路旁的人。”鸦片制剂使用量增加的原因是南北战争（这是次要的因素，一般常将其影响夸大了）、有专利权的制药业，以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皮下注射的吗啡之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