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繁荣掩盖下的危机。
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一个个同心圆。以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疆域为中心，中原地区是文明世界，其外是蛮荒之地。所以，除了周边地区的藩属国，外部国家都被中国视为“夷”或“戎狄”。早在明代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就叩响了中国的国门，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甚至北京，他们身着儒服，与中国士大夫和老百姓讨论性理和教义，刊刻和编写了大量天主教的宣传品和科学技术书籍。中国的一些士大夫对西方国家的名称和科学名词都耳熟能详，甚至拉丁文辞典也在中国士大夫中流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然而，一场政权更迭，将这一切断送殆尽。文明与城池玉石俱焚。清代入主中原后，文化上的保守和政治上的闭关政策，导致两个世纪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还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而在这两百年中，西方却经历着另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剧变：传统王朝一个个倒台，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共和国、工业革命、全球殖民、海上霸权……历史的发展突然加速，在中国还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夷狄”裹挟着血与火突然出现在面前，这样的会面，令中国措手不及。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此时，乾隆皇帝已经年逾八十，军政大事都委托和珅和福康安两位大臣打理。在经过不愉快的“礼节”问题的交涉后，英国特使的任务一个都没有完成。对英国使团竭尽全力想得到贸易许可的要求，乾隆皇帝只是轻蔑地说了一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把使团打发回去了。马戛尔尼在失望之余，想邀请傲慢的大清官员见识一下英国武器的威力。这位在征服大小金川和西北边疆叛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福康安，拒绝了这一邀请。马戛尔尼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福康安）一生中都没有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发的枪。”
和珅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鱼宏亮
首先，让马戛尔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须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而马戛尔尼只肯单膝跪地。中英官员就此事争执了近两月之久。在这个礼仪形式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认识上难以逾越的鸿沟。英方试图通过平等外交的手段打开中国市场，大清则把使节来访当成纳贡称臣。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双目失明的广东嘉应人谢清高，让人口述其早年在海外谋生与游历的故事，著成中国最早的介绍近代世界的作品之一《海录》。在这部书中，他讲到蒸汽机轮船：“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行自使。”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发给中国商船出海贸易的商照。
道光十二年（1832年），有个叫萧令裕的江苏人，写了一部叫作《记英吉利》的著作，特别提到英吉利国“船炮尤至精利”，详细介绍了战舰、火炮的制造和配置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在中英初次接仗的鸦片战争前，由于相信无根据的谣传——“英国人双腿僵硬，不能自如屈伸，加以士兵有绑腿，所以英军不善陆战”，直接导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各个战区的中国守军都疏于对英军登陆作战的防备，从虎门到厦门、定海、镇海，英军采用海军主攻正面、陆军侧翼包抄的战术屡试不爽，使得清军的防御战彻底失败。然而，在这部著作中，萧令裕特别指出这一点：“又或谓夷以布缚两胯，屈伸不便，所曳革履，尤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然广州商胡出游，登山亦殊矫捷，涉浅水则一纵即过，此所目验也。”
清朝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导致了他们在对待外部信息方面有着严重的偏见。“天朝氛围”主导了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历史的机遇总是给予那些能够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伟人们。可惜，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却充斥着刚愎自用、目光短浅的贪婪之徒。
那么，鸦片战争前，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乾隆末期的清朝，表面的繁荣已经不再了。乾隆最得意的“十全武功”的大肆征伐，导致国库存银从八千多万两锐减到不到两千万两。而此时，席卷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和河南五省广大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却在迅速蔓延。到道光五年（1825年），中国实际人口已经超过四亿，但城市人口只占6%—7%。据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统计，直到晚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人口只占7.4%。这表明，乡村社会仍是当时中国的绝对主导。昔日的繁荣下面潜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僚的贪腐与压榨，不仅破坏着农民的生计与利益，也危害着国家财政与政治稳定，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