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中影响精神状态的物质主要是生物碱，也就是吗啡。德国药学研究者弗里德里克·塞尔杜纳（Friedrich Sertürner）在1803至1805年间研究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并于1805年将研究结果以一篇简短的笔记发表。直到他于1817年在《自然科学年鉴》（Annalen der Physik）上发表一篇较长的报告之后，这项发现的重要性才受到广泛注意。创建了制药王国的海因里希·伊曼纽尔·默克（Heinrich Emanuel Merck）于1827年进行制造，才开始商业规模的生产。至于塞尔杜纳本人，此时已将注意力转到其他研究计划上，项目之一是改良军火。塞尔杜纳是个才能多样却古怪的人物，可能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上了瘾。他于1841年逝世之后渐渐被人遗忘，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重振名声。他在生物碱化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吗啡对于伤残医疗之不可或缺，同样受到一致肯定。
吗啡虽有上瘾的危险，却也有其他良好的医疗用途。鸦片的生物碱成分本来就因为土壤与气候条件之不同而各异，再加上人心的贪婪作祟，故意往鸦片成品中掺入杂质，使医药用鸦片的成分更难掌握。19世纪的医生都知道，鸦片是所有药物中最常被掺入杂质的，所以往往开给病患很重的剂量，以免用了药却不见效。有了吗啡以后，这些疑虑一扫而空，医生们再也不用可厌的鸦片了。吗啡质纯，所以不难预测服用的效果。吗啡可溶于水，所以能用注射的方式获取；皮下药物治疗的发展主要目的即在施用吗啡。注射的方式不会有口服引起的肠胃不适，效用也产生得更快，而且效用更强、更令人愉快。因此，吗啡注射也更容易上瘾。
吗啡的使用量随着皮下注射医疗的传布而上升。1855年，亚历山大· 伍德（Alexander Wood）首创皮下注射法，这一年巴黎各医院的病人接受药剂科开给的吗啡量总共只有272克。到了1875年，医生们都习惯用皮下注射的治疗方式，使用总量超过了1万克。吗啡的一大优点——也是其危险之所在——是可以减轻医生无法治疗的病因引起的症状。
1886年间，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遭一名精神错乱的侄儿开枪打伤，中弹处在小腿。由于凡尔纳有糖尿病，医师们判定不宜动手术，唯一的办法是慢慢照顾到复原。治疗期间，医生用吗啡缓解痛苦。满怀感激的凡尔纳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这不是他擅长的文体——赞美这为他镇痛且解闷的药品，诗中说：“啊，用你的细针扎我一百遍／我也要赞美你一百遍，神圣的吗啡。”
吗啡并不是完全用在病患身上。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欧洲研究报告一再显示，“吗啡瘾者”之中的医生与药剂师不在少数，这又证实穆尔提出的鸦片盛行的第一个原因——邻近供应来源——说得没错。其实没有哪个职业群或社会阶级是完全与吗啡隔绝的。妓女们打吗啡，政要们也打，在法国政坛叱咤一时的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1891年自杀）就有一次在总统官邸底层注射时被人发现。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案例特别值得一提，也足以说明瘾品如何影响而终至主宰个人的生活。体重122公斤的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烟瘾酒瘾都很大，而且非常贪吃。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饱受痛风、消化不良、失眠、偏头痛，以及疑心病与妄想症并发的各种病症的折磨。1883年，做事实在的巴伐利亚医生恩斯特·施文宁格（Ernst Schweninger）担起医疗重任，立刻严格规定他的饮食，限制他摄取瘾品。俾斯麦起初颇能配合，但不久又喝起酪乳搭配上等白兰地。医生告诉他，抽烟使他的颜面神经痛恶化了，他才同意减量至每天晚餐后只抽4斗烟。于是，他买了一支他能找到的最大的烟斗，斗杆长91厘米，瓷斗硕大无比。而且，如果没人监视，他还要抽上第5斗。俾斯麦也服吗啡，主要是不堪失眠之苦。虽然施文宁格否认首相有吗啡瘾，柏林的政要圈子里却不大有人相信。与俾斯麦意见不合的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在1888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从现在起，首相做或忘了做任何事，都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因素：吗啡或威廉亲王。”
俾斯麦以及19世纪晚期约数十万欧洲人和北美人注射的吗啡，都来自东半球种植的鸦片。在20世纪以前，西半球的鸦片种植除了零星的实验与战时的应急之用，其他规模都小得不值一提。20世纪10~20年代制定的法律与协议导致毒品黑市兴起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地理位置邻近美国这个最大最赚钱的市场，可使走私轻而易举。墨西哥西北部的索诺拉（Sonora）在1926年间已有数不清的罂粟田，生产的鸦片卖给境内的华人，也越过边界卖入美国。违法的鸦片出口不断扩大，引来贪污的控告，也使美墨两国关系紧张。1947年间，美国毒品管理局（Bureau of Narcotics）局长哈里·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估计，墨西哥的罂粟田面积在4 000~5 000公顷之间，可出产32~40吨的鸦片，其中至少半数制成了吗啡或海洛因。墨西哥与美国的官员利用飞机来观察罂粟田并拍照取证，他们的对手则是利用飞机运货到美国。
作为战争剩余物资的飞机的到来，加上战后商用航空业的扩张，对世界各地的毒品买卖都是一大帮助。哥伦比亚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大麻烟的空运与海运主要中心，之后又相继在20世纪70~80年代成为可卡因运输中心，在90年代成为海洛因运输中心。按1995年的估计，哥伦比亚供应全世界70%~80%的精炼可卡因，也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国，罂粟田面积约有两万公顷。大部分的作物收成在雇请的中国化学师的协助下精炼成纯度非常高的海洛因，专门就近供应给美国市场。
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虽然成为西半球的重要生产国，主要的鸦片产地仍是亚洲。其中以阿富汗和缅甸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生产量扩增最快。阿富汗成为欧洲海洛因市场的主要供货源头，缅甸供应的是新兴的中国市场，但仍有部分缅甸海洛因转运至美国。
这些发展结果都肇因于20世纪晚期有地下的国际海洛因制造企业兴起，其规模之大、走私能力之强、营销手段之精，都是空前的。历史学者阿尔弗雷德·麦科伊（Alfred McCoy）指出，许多研究者论及同时期海洛因毒瘾大幅蔓延，重点往往放在导致吸毒的原因：失业、人际疏离、青少年滥用瘾品的亚文化。这些原因虽然都是事实，但如果只强调毒瘾者的动机，“就是忽略了一项根本事实：海洛因是畅销商品，具备和香烟、酒类、阿司匹林一样的推销及零售系统。越来越多的年轻吸食者可以体验海洛因之类的瘾品，是因为这东西以标准价格出售，在全世界各大都市都有上百个零售者……若没有全球的产销系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可卡因或海洛因毒瘾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