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弛禁与严禁。
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最早产于希腊。罂粟花结果后的汁液经过熬制可以制成一种毒品，亦可以入药。7世纪，鸦片经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在中国有阿芙蓉、阿片等名称，《本草纲目》介绍其“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气味酸涩，温，微毒。主治泻痢、脱肛不止，能涩丈夫精气”。但是，将罂粟花制成鸦片用于吸食、充当兴奋剂，是17世纪中后期从外洋传入的一种陋习。明代后期，少数地区的人由于从事外洋贸易，传入了熬制鸦片作为烟来吸食的方法。台湾、厦门、漳州等地风气尤其重，甚至有不法之徒开鸦片馆进行盈利。政府对鸦片的危害有充分的了解，故为之厉禁。顺治时期颁布的《大清律例》规定：“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如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早期鸦片走私，大多是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下以“非政府”的名义实现的。然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地位不断受到自由贸易主义的挑战。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国国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而将远东贸易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这一举措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为鸦片走私规模迅速扩大；其二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失去了东印度公司这个中介，而由两国政府直接面对。这两个后果都是中国极其不愿看到的。但是，清朝的吏治已经腐败，贪贿使得政策成为一纸空文。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开始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之时，每年输入的鸦片为二百箱。而到了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每年输入的鸦片已达到四万箱。有数字表明，从1800年到1839年的四十年间，由于鸦片走私而导致外流的白银总共达到六亿两。白银的枯竭扰乱了国内经济，使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产生了波动。为了应付银贵铜贱的局面，政府不得不降低铜钱成色、增加铸钱数量。鸦片的流入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但是由于没有完善的海关体制，也无专门负责缉私的水师，主管部门往往与走私者沆瀣一气，将一些免费的鸦片样品当作截获的走私货物呈报政府当作“政绩”。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所有装满鸦片的商船云集广州附近的洋面，盛大的交易会开始了。鸦片长驱直入，从东南沿海直到西北内陆，吸食之人日见增多。在清朝内部，从国家经济到家庭生活层面，无不受到严重影响。关于治理鸦片走私的官方奏折，开始雪片一样飞往北京。
事态的发展已经很清楚，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了。对于实行了将近百年的禁烟政策的挫折和失败，以广州的官员和著名书院学海堂为中心的一批士大夫上奏道光皇帝，他们关注的是白银外流的问题，因此主张以经济手段解决，主要措施概括为三条：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对其征税；以货易货，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允许中国内地种植罂粟，抵消进口数量。这就是著名的“弛禁”说。这种观点无视鸦片贸易对国家体制和百姓的危害，所谓的“经济战”实质上是为了维护长期从中获取货贿的部分广东官员和商人集团的利益。因此，外国商人得知这种主张后，对鸦片贸易的前景表现兴奋，立即加大了鸦片输入的数量。
道光皇帝接到这个奏折后，没有表态，把它下发给各省大员进行讨论。反对的奏折迅速上来。礼部侍郎朱樽和兵科给事中许球以及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分别上书，严厉驳斥“弛禁”的主张，从祖制、政体、法制、农本、财政、国防等方面全面论述了鸦片的危害性和禁烟的必要性。这些意见得到湖广总督林则徐等人的大力支持，对道光皇帝形成很大触动，最高当局已经倾向于严禁。但是，有两个事件，最终促使禁烟措施迅速实行。
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负责外宾事务的官员黄爵滋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从严惩吸食之人到禁绝贸易两方面，比较概括地反映了严禁的主张，在各省大员中引起很大震动，因此，支持严禁的奏折开始大量出现。另一件事情是当年十月，皇室成员庄亲王奕镈、辅国公溥喜两人在东直门外灵庙因吸食鸦片被抓。这一事件对道光皇帝影响很大，鸦片的危害已经逼近皇室，这促使他下定决心实施禁烟。一贯主张严禁的两广总督林则徐，于十二月奉召进京。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开始了。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八日，钦差大臣林则徐“焚香九拜”，从正阳门出彰仪门，由北京启程南下。三月十日抵达广州，设行辕于粤华书院，誓言鸦片之害不靖，誓不离粤。此前由两广总督邓廷桢推动的禁烟运动，从此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林则徐放手严惩中国鸦片贩子、窑口主和吸食者，到五月，已经拘捕了一千六百名违犯禁令者，收缴烟枪四万两千七百四十一杆，鸦片两万八千八百四十五斤，并且惩处了一批与烟贩勾结的贪官。而对于外国走私者，林则徐审慎地制定了行动策略。他聘请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翻译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所著的《国际法》中有关禁止违禁品和宣战之权利三个章节，作为交涉的准备。他两次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致函，从《国际法》的角度指出鸦片贸易的罪恶与不合法：“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流毒各省……以中国之利利于夷，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试问天良何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贵国王自不肯以己所不欲施之于人。”林则徐从天理、人心、中国禁律和政府决策几个方面，劝谕广州的洋商上缴鸦片并且出具永不携带的保证书，如有违犯，“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并将外国商人软禁在广州的商馆中，不许离开。在林则徐严厉的高压政策下，到五月十八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出面担保，外国商船共上缴了两万一千三百零六箱鸦片。道光皇帝下令就地销毁，于是在六月三日，这些鸦片被倾入虎门外海滩的三个大石灰坑中灌海水溶毁了，整个过程经历了二十三天。禁烟运动的第一个回合，由于林则徐的决心，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林则徐像
然而，虎门销烟的胜利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甚至不啻为一个诱饵。无论是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既没有预见英国政府会做何反应，也没有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做好应对的准备。虎门的烟雾消散后，随之而来的局面，却是任何一个大清官员始料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