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造成重大政治影响的反对意见，源于五项基本顾虑。第一个即是使用者可能对自身与他人直接造成伤害。例如，喝酒的人意外死亡的概率远高于不喝酒的人，喝酒过量的不良后果甚多，除了常见的体温过低，也包括被狮子攻击——东非的狮子学会了猎食夜晚从路边酒馆踉跄走回家的醉汉。在民族主义取向强烈的社会与极权统治里，酗酒危害个人健康的行为最常遭到谴责。德国医生埃里希·黑塞（ErichHesse）曾在1938年间振振有词地说：“人有权利用毒物毁掉自己的身体吗？身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是没有这种权利的。反之，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群体的利益保持自己身体健康……个人这样才有生存与维生的机会。”
黑塞医生的这个问题换到别的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例如1938年就有澳大利亚人说：“老兄，身体是我的，我要怎样，得看我高兴。”在讲求个人主义的社会里，自我伤害的危险与社会效用的损失不足以构成禁止的理由，除非是在战时。个人用药如果直接影响到他人——尤其是不愿被波及的人，就有必要加以禁止了。酒吧柜台上的醉汉挥拳打了邻座的另一名酒客固然不对，如果醉汉打的是瑟缩在家中一角的儿童，则属严重不当的行为。不让无辜的他人直接受害，乃是道德上最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而且是放诸所有文化而皆准的。反烟人士早先一直强调吸香烟与嚼烟草的人喷烟雾、掸烟灰、吐烟汁对旁人造成妨碍。自从医学研究证明环境中的烟雾可能致癌，反烟人士终于得到了制胜的武器。“我可以害你得癌吗？”这个海报贴出之后，英、美两国不久就禁止了室内的吸烟行为。其他国家先后都采取了各种不同的限制规定，连澳大利亚也不例外。
另一个常听见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反对声音是，非医疗的瘾品使用会引发犯罪暴行。墨西哥市的《至上报》（Excélsior）在1936年间报道：“许多的流血罪行是在大麻的病态影响之下犯下的。”加拿大、牙买加、美国都有同样的报道回响。受到同样指控的瘾品还有烈酒、海洛因、可卡因，以及安非他明。在得州大学高楼顶上持枪滥射无辜的凶手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Whitman）就是在服了安非他明之后行凶的。瘾品如何引发暴力行为，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都不是单纯的问题，又因为有偏见和刻意宣传的介入而更趋复杂。但是表面迹象有其政治作用力。有关瘾品引发罪行的报道不论真实与否，都可以使主张管制禁止的力量增大。
反对瘾品非医疗使用的第二个理由源于社会成本的顾虑。启蒙运动和功利主义等世俗哲学思想有“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的主张，也造就了一个简单而强有力的观念：私人的获利无论多么大，都有可能使公众承担高得不可接受的、道德上无可辩解的成本。这成本可以相当准确地计算出来。假如烈酒滥用导致较多人生病或过早死亡，就表示工作日比较少了，这即等于生产力、工资、税收有一定数量的减少。假如烈酒滥用导致较多的犯罪行为与意外事故，就会增加警力与医疗的成本，这又转嫁成为他人负担较多的税金与保险费。像是酗酒者接受肝移植的费用将近25万美元，这可是大家要共同负担的社会成本。
有关社会成本的论点应该把经济方面的得失都算清楚，才能完整而言之成理。但即便有意算清这本账的人也会被其中复杂的细节吓退了。适度饮酒对冠状动脉的好处该如何量化？又该如何从酗酒伤肝的害处上予以扣减？算不出来其实并不碍事，主张管制禁止的人士只要宣布某些瘾品滥用花费了多少亿美元、英镑、卢布，就可以奏效。谁也不愿意被别人滥用瘾品的行为拖累变穷。
第三个反对理由来自宗教信仰。致幻瘾品虽然是许多部落仪式的固有部分，却不被世界上的主流宗教接受。凭祈祷、斋戒、冥想、修行来转换意识状态才是主流宗教赞成的。瘾品只能短暂地模拟神秘体验的感觉，却不能达到领悟的境界。瘾品是假宗教，是化学品偶像，会分散信仰者的心神，把他们带上自毁之路。因此，天主教的教义问答册、佛教的戒律，以及其他道德教条都一致谴责滥用瘾品的行为。
但是，印度高僧服食大麻药、穆斯林吸大麻烟，却声称没有恶意、没有做坏事，这又该怎么说呢？这些是例外，应该在不赞同的大前提之下予以谅解。印度教传统许可在崇拜湿婆神的相关行为中使用大麻，印度教的古经典却反对饮酒致醉，后来的文献也抨击吸烟。
《古兰经》严格反对饮酒与赌博，将两者并列为害人的罪恶行为（见经文II：219；V：90,91）。但是“酒”只限于烈酒吗？还是涵盖一切能使人昏醉的瘾品？由于说法不一，不同教派和一般大众有机会——有人说是有借口——使用大麻烟，毕竟先知并没有明确禁止。然而，多数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始终反对非医疗用途的吸食大麻，以及抽鸦片、嚼食卡特。这种争议和天主教教会有关非自然方式避孕的争议颇为相似，虽然有许多人在以人工方式节育，这却是“教诲职责”（Magisterium）所禁止的，也是最正统的虔诚教友所不齿的。
虔诚教友反对瘾品的立场也最为明确。他们对各式各样的自我放纵都抱持疑虑，恐怕破坏了辛辛苦苦维系的自制。所谓“药理学的加尔文主义”（PharmacologicalCalvinism），是福音教派基督徒、正统派犹太教徒、注重洁净的印度婆罗门，以及把贩卖瘾品者送上绞刑架的伊斯兰教士们所共同奉行的。瘾品令信仰虔诚的人反感，也有相当实际的原因。据医疗人类学家约瑟夫·韦斯特迈耶（JosephWestermeyer）指出，瘾品上瘾的人是机能性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会把庙宇和圣殿抛到脑后，对教会的事不理不睬。戒除药瘾的人却正相反，大多十分虔诚而热烈地参与崇拜。因此，所有宗派的传教者自然一致指责瘾品上瘾与滥用。
第四个反对立场源于特定瘾品与某些偏离主流的、不受欢迎团体不可分割的关系。曾有一位作家说，假如“伟哥”是在都市贫民区某个地下制药厂研制出来的，而且是以“壮小子”之类的名称发售，持有与使用这种药的行为说不定就是违法的。由于美国多元文化的特性，历史上这类例子特别多：酗酒与社会底层的爱尔兰移民相关，抽鸦片和华工相关，海洛因与大都市罪犯相关，可卡因与无法无天的黑人男性相关。以上每种瘾品出现滥用状况之后都有立法予以禁止。禁令并不是完全凭偏见一力促成的。不过，如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埃里克森（PatriciaErickson）所说，成为禁令目标的人群数目越少、地位越低，这种立法越容易通过——要维持住它不被废止也越容易。
第五个反对立场源于认识到服用瘾品对群体（不拘是部落、国家、民族）的未来有害。印第安人反对烈酒交易的言论中往往流露对于集体灭亡的恐惧。日本昔时的反烟者称烟草是“贫穷植物”，担心烟草种植排挤到米谷的种植。逢到与外国交战的时期，人们对于瘾品和集体福祉的忧虑最为强烈，指控敌国走私瘾品的声音也最大。20世纪30及40年代，美国毒品管理局局长安斯林格指控日本人在提倡毒品交易，目的是获取收入、腐化西方国家、奴役他们已侵略与计划侵略的国家的人民。冷战期间，他又将指控转向中国。1964年中苏决裂后，苏联的《真理报》（Pravda）也附和这项指控。在20世纪80年代，伊朗的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指控美国以及以苏联集团国家“阴谋在伊朗境内散布海洛因”。
坏丈夫。美国石版画家柯里尔与艾夫斯（Currier & Ives）1870年制作的戒酒宣传画，凸显酗酒对无辜者之伤害，必能令观看者动容，这是根据莉迪娅·西戈尼（LydiaSigourney）1834年写的故事《酗酒者》（The Intemperate）画成的。故事的女主角珍·哈伍德在相继丧失儿子与酗酒的丈夫之后成了赤贫的寡妇。其他的反酒言论则不那么感性，例如：收容酗酒者的救济院、监牢、疗养院浪费了太多纳税人的钱。
瘾品与集体存亡的忧虑，往往离不开瘾品伤害年轻人的课题。美国禁酒运动的重要人物里士满·霍布森（RichmondHobson）在20世纪20年代以穷追不舍的反毒作风闻名国际。他便是反复诉诸年轻一代受害这样的主题。他说，瘾品是致命的接触传染病，会摧残年轻生命，把社会固有的保卫者变成威胁社会安定的罪犯。年轻人滥用瘾品会损害国家、种族、全人类的未来。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大麻与海洛因滥用事件激增，反对言辞之激烈并不输霍布森。罗马的《联合报》（L’Unità）在1976年间宣称：“这恐怖的‘天谴’正以‘美国样式’迅速蔓延……对年轻人影响尤其大。”联邦德国政府警觉到年轻人的瘾品文化在快速传播，先后在1971年和1981年强化麻醉品方面的法规。在大西洋彼岸的委内瑞拉做法相同，加了一条不寻常的但书：售卖瘾品给未成年者，刑期延长1/3。美国一位激进的黑人反毒者更有过之，她在受访中表明：“哈林区的贩毒者应该一律处死。”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许多态度激进的非裔美国人会从种族灭绝的观点来看毒品问题。
死亡的缠绕。原载于1922年的《文摘》（Literary Digest），是一篇文章的插图。文中说，不法之徒拿鸦片当滋补剂，注射瘾品的行为与毒瘾正在美国各地区的各个社会阶层中传布，美国境内的毒瘾者可能多达500万人。这些说法都不实，末一项更是离谱。但一般大众倾向相信最坏的，尤其想到年轻一代会受其影响，更会宁可信其有。
以上五类理由彼此并没有排他性。直接伤害、社会成本、邪恶行为、偏离主流团体、集体前途的考虑，都有可能相融于某种反瘾品的言论之中。18世纪早期英国的金酒恐慌，20世纪晚期美国的“快克”肆虐，都是明显的实例。这五类原因也不是泾渭分明的。例如，社会成本如果既沉重又持久，势必引起群体对于国家安全的忧虑。不过，这样分类的用意在于便利阐述，不一定非得壁垒分明。我们按这个模式，更容易理解18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如何从几个互不相涉的反对立场引来管制的压力。施压的程度因各国情况不同而各异，各种瘾品受管制的状况也不一。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不可能把每一项限制与禁令都“阐释”明白，因为每一项都有其独特的政治及制度的背景。但是我们必须如此着手才会看出，全世界走向限制与禁止，并不是各国分头决策凑巧累积而成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