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雍正时期，军机处彻底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强化了专制皇权，专制制度彻底走向腐败。
清代在政体上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体制，当然，清王朝也结合满族的管理体制，有了一些管理体制上的新内容。比如，皇太极时期，设置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本来，这是一个最高统治集团参与决策的会议机制，可是，在清初由于清军刚入关，朝局不是很稳定，加上顺治帝信佛等多方面原因，议政王大臣会议并没有明显发挥作用。康熙灭了鳌拜集团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却因为缺少活动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康熙亲政之后，想必他不希望清朝的老臣们干预朝政，于是，他便在皇宫内乾清宫旁边的南书房设立了办事处，自此，仿照明朝所设置的内阁便不再发挥机要秘书处的作用，而南书房成了决策中心。康熙将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由内阁转移到南书房，这实际上是想削弱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权力，加强皇权专制。
雍正帝画像
到了雍正时期，由于满足当时西北战事的需要，雍正四年，在皇宫内隆宗门内设立“军需房”，后来，“军需房”改为“军机房”，再后来又改为“军机处”，起初，这一机构的设立是为了方便快捷和机密地处理军机大事，后来逐步发展为治政中心。军机处设置首席军机大臣一人，军机大臣行走、军机章京等若干人。军机大臣主要为皇帝提供咨询；而军机章京主要负责草拟谕旨，其权力不小，被称为“小军机”。军机处的官员扮演着参政议政、传达皇命、监督机密文书运转的角色，军机处的官员是皇帝身边的工作班子，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其权力不小。
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其发展过程是一个逐步去相权的过程，到了军机处的设立，实际上是使皇帝集权专制达到了顶峰状态，从长期的历史发展来看，由丞相到中书省，再到内阁，再到军机处，这是一步步在削弱宰相的权力，也是不断地在强化皇权专制统治。到雍正时期，中央政府以军机处为朝政运转的主要枢纽，封建王朝的权力专制已走到了绝顶，再也无法往前走了。这也意味着清朝的超强的专权已经为清王朝的灭亡埋下了巨大隐患，而到了慈禧太后专权时，清王朝实际上已经腐烂透了。
第五，历史上削弱相权对政体的影响和值得关注的历史教训。
首先，从汉武帝时期设立“中朝”，到东汉刘秀强化尚书台的权力，再到明朝废除丞相而设立内阁，最后到清朝雍正时设立了军机处，这是一个不断削弱相权而强化皇权专制的历史过程。为了巩固和强化皇权专制，从汉武帝到刘秀，从朱元璋、朱棣到康熙、雍正，坐在最高权力的位置上还费尽心思，他们极力维护其至高无上的权力，总是担忧着相权会对皇权构成威胁，竭力想削弱相权。可是，在皇权得到强化之后，相权并没有真正退出政体，反而都会有反弹，在不同时期，相权总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或隐或显地在中国延续了近二千年。古代中国政体中，宰相制度基本上是延续着的，只不过其名称不一样而已，宰相的角色由各种职务的大臣来扮演，如太宰、太师、相邦、相国、大良造、丞相、大司马、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首辅、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等，他们大都拥有宰相的权力，可见，皇权实际上是离不开相权的，因为皇权一旦离开了相权，皇权专制达到绝对化程度，专制王朝也就基本上失去了正常运转的效能了，王朝离寿终正寝也就不远了。明清时期，古代皇权专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在中央管理体制上废除了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负责政务的决策，并直接统辖行政部门，政权也就到了最腐败的状态了，其政治的腐败导致了王朝的衰亡。明崇祯皇帝会吊死在海棠树上，而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都是很明显的事例，当相权被彻底废除，皇权也就失去了其持续存在的生命力。
其次，汉代以前，丞相在朝中有实际的权力，而且有比较自由的行使权力的空间，一般说来，当时的皇帝对宰相也比较尊重，虽然皇权与相权也有矛盾，但双方在矛盾中有配合、协调、协作，相权真正地起到了辅佐皇权的积极作用；到汉武帝之后，“中朝”的设立，皇权得到了强化，而相权却不断地萎缩；魏晋至宋时，相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但其实只是在调整，相权并没有真正得到加强。明清时，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状态，而相权被最大程度的弱化，而皇权缺少了牵制和平衡，朝廷日益腐败，最终，皇权专制体制也就走向了终结。
再次，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极其发展史表明：王朝的发展状态与相权作用的发挥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古代中央管理体制中，如果皇权与相权的权责比较分明，二者处于一种互相制衡、牵制的合理设置中，那么，王朝的发展一般来讲就比较健康；反之，如果皇权的专制控制走向极端，相权极大弱化甚至被废除，管理体制就会因绝对的专权而被窒息，政治生态便会成为一潭死水，活力也就没有了，政治机制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就不存在了，最后只有走向灭亡；此外，相权如果过分膨胀，宰相专权擅政，皇帝被架空，皇权大衰落，就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改朝换代，宰相篡夺皇权，另立新朝，二是形成了军阀割据，最终也会使王朝毁灭。清王朝的皇权走到了专制的顶峰，看似有了康乾盛世，其实，其危机也已经埋下了，皇权专制体制也离灭亡不久了，慈禧之后，清王朝已不可救药，帝制灭亡已成为必然。
最后，如果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视野看，中国古代削弱相权的历史经验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该也是很有启示的：
其一，当皇权专制走到了顶峰状态，便会出现逆转，侵袭皇权的因素也必然会出现，最后是让皇权专制走向衰落。这就是专制制度的物极必反的发展规律。那么，在企业管理方面，如果企业的董事长（或老板）一味地强化自己的权力，极力削弱了总经理的权力，使企业变成了一个大权独揽的专制管理的企业，这对企业的发展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呢？应该是有害的，因为过度专制会失去合理的制衡，会窒息创新力，会阻碍发展。再说，当董事长（或老板）失去了总经理的协助，那么，董事长要直接面临的事就太多了，而一旦让繁杂的事务缠住了，便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对重大事项做决策，这是得不偿失的事，管理的真谛之一是善于用人分权，没有人才的支持，一个人干不成大事，董事长更需要有人帮衬。
其二，企业管理需要有权威有制度有秩序，需要有向心力，需要服从统一领导，但是，权威不等于绝对专权，制度不能窒息创新活力，秩序必须伴随着创新机制，必须为各种层级各种岗位的经理人提供发挥创造能力的机会，而不是过度专制的机制。作为现代企业的董事长，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事必躬亲，什么都管，如果想什么都管，最终必然是什么都管不好，就像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被朝中政务压得喘不过气，后来只好设内阁。聪明的董事长是善于让别人帮着干，而不是什么事都自己干；另一种是什么事都不管，放任属下去干。过度的放任将会导致企业像一盘散沙，没有人负起责任，企业一定会败的，犹如明代不上朝的皇帝，修道炼丹，任由内阁首辅和司礼监去处理朝政，为明朝的灭亡埋下巨大隐患。现代企业，需要的是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管理机制，窒息活力和任其散乱都是不能允许的。
其三，东汉尚书台强化的后果给人以教训，削弱“三公”（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徒）的权力，重用低官阶的尚书台官员，这虽然有利于掌控，而且在开始时这些人能成为亲信，可是，这也失去了制衡功能，尚书台逐渐为宦官和外戚所掌控，最后，演变成宦官专权，或外戚擅政，或后宫干政，甚至专权、擅政和干政同时兼有，如此一来，皇权也就旁落了，这与相权辅佐时的状态相比，要糟糕得多。在经营管理方面，是不是值得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呢？中国不少民营企业还属于家族企业，很多正处于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宗亲或亲戚“干政”的状态，比如，如果董事长的夫人或其娘家人在公司里“干政”怎么办？如果董事长身边的亲信不服从总经理的指令怎么办？等等，总之，东汉的宦官、外戚、后宫等的专权导致王朝的衰亡，这教训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