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扬文教，鼓舞儒林，以经学为治法。
顺治帝的这一治国取向，虽然因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返归“淳朴旧制”的回流而一度中断，但康熙帝亲政之后，则将顺治帝的抉择重新树立，并推向新的境地。
亲政之初，康熙帝便在太学举行了释奠孔子之礼。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十八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帝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谒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
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帝还大力表彰朱熹。他曾命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精义汇编成《朱子全书》。
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康熙帝更明确表达了对朱熹历史地位的看法，认为：“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议复意见后，康熙帝遂颁谕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
这一重大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阐扬文教，鼓舞儒林”的政治导向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祖武
对清初统治者来说，要表彰理学，就面临一个究竟是尊朱还是尊王的问题。寻求较之科举取士制度深刻得多的文化凝聚力，便成为必须完成的历史选择。顺应这样一个客观的历史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鉴别、比较，清廷最终摒弃王守仁心学，选择了独尊朱熹学说的道路。
康熙帝不仅在主导思想上实现了由尊孔到尊朱的转型，树立起理学，特别是朱子理学的大旗，而且还于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将顺治帝确立的“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十六条”纲领，即“圣谕十六条”。
康熙帝认为：“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康熙“圣谕十六条”
基于这一认识，以及对当时社会风俗弊端的考虑，所以他在“圣谕十六条”中，对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诫匿逃、完钱粮、联保甲、解仇忿等做了着重强调，希望借此达到“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
雍正帝曾这样评价“圣谕十六条”：“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凡民情之所习，皆睿虑之所周。”
“圣谕十六条”颁布后，各直省府州县官员，及负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老百姓容易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释等，进行了大量阐释、通俗化的努力。
而雍正帝更寻绎其义、推衍其文，撰成洋洋万余言的《圣谕广训》，对“圣谕十六条”做了详细解说。
与“圣谕十六条”颁布后的情形相似，地方官员也对《圣谕广训》做了形式不同的疏释讲说。
尽管这一举措本身有着时代局限性，推行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弊端，但康熙、雍正以礼导民、化民的做法，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至少反映了清廷对治理社会的取舍态度。
这样一种取舍态度，主要的逻辑出发点在于：“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之所以要“崇尚经学”，是因为经学为“立政之要”。循此思路，康熙帝遂提出“以经学为治法”的治国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