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汉武帝时期设立和强化了“内朝”的权力。
汉朝建立时，中央政权的专权程度没有后来那么高，中央权力相对比较分散。汉高祖刘邦为了分散相权，在机构设置上为皇帝和丞相设立了各自的秘书处。让“六尚”，即尚衣、尚事、尚冠、尚席、尚浴、尚书作为皇帝的秘书处，为皇帝服务，这内部的服务机构还是比较完善的；而丞相府则设“十三曹”，即东曹、西曹、户曹、法曹、尉曹、兵曹、金曹、仓曹等，作为秘书机构。朝中主要的政治事务还是由丞相府去处理的。汉初的几任丞相，如萧何、曹参、陈平等都干得很出色，萧何与留侯张良、齐王韩信被誉为汉初三杰，是治国能臣，因为萧何管理太出色，名气太大了，怕刘邦妒忌，便故意于关中地区横行不法，自毁名望；曹参是个聪明人，他管理朝政非常轻松，惠帝问他为何整天喝得酩酊大醉，不理政事，曹参回答说：高帝已经平定天下，萧何制定好了调律，照他们的规则办就行了，不用随意更改，这不是挺好的？曹参深谙无为之道。陈平是个智谋之士，曹参无为，而陈平则用智谋治政，他与周勃平诸吕，功劳很大，做丞相也是够格的，但陈平的阴谋多了些，不那么正派。汉初丞相中，只有王陵干得比较差，当了一年多的丞相，便被吕后拜为太傅，变成有职无权的高官。
汉武帝画像
汉武帝时期，由于后宫势力干政的压力，也由于外戚干政的潜在威胁，又由于老臣把持朝政的制约，同时，更是为了消除相权对于皇权的威胁，汉武帝积极采取政治措施来削弱相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皇权专制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王朝的一个重要时期，是由“文景之治”时的“无为而治”的治政方略向“有为而治”的积极治理方略转换的时期，在政治指导思想上，汉初的“黄老之学”逐渐被董仲舒的积极进取的新儒学思想所取代，“天人感应”论和“君权神授”的政治哲学为汉武帝的政治统一追求提供了思想大一统的理论根据。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所以，文帝、景帝之后，在汉武帝的推动下，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经学以及经学传统，于是，汉代立了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而董仲舒则被视为“儒者宗”。
思想的大统一既获得了皇权专制的支持，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皇权专制。汉武帝执政之后，面临着皇帝与丞相的激化了的矛盾，而作为多疑而又强势的君王，汉武帝是绝不能容许相权变得强大的，于是，他积极采取措施抑制相权。
首先，汉武帝频繁撤换丞相，在他执政时期，丞相成了非常危险的职业。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共任命了十三位丞相，丞相频繁更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武帝不让丞相真正掌控朝中的权力，多数的丞相下场都不妙：第一任丞相建陵侯卫绾，算是默默无言处理政事，属于守道而不革新的，但由于在执政期间使无辜者冤死狱中，又年老生病，被勒令提前告老还乡；接着，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任丞相，他想有所作为，比较敢干，但在任相时得罪了窦太后，被罢黜相职，后来，他因替老将灌夫求情，欺骗了汉武帝而被处死；之后，汉武帝的舅舅田蚡，靠他的姐姐王皇后的关系而升为朝中高官，接着，当上了丞相，但田蚡有后宫王皇后作靠山，又因为是汉武帝的舅舅而自以为是，在朝中娇横跋扈，后来，由于他处死灌夫，并陷害窦婴，被窦婴告发，汉武帝也很讨厌他的这位舅舅揽权，于是，田蚡被罢了官，田蚡后来发疯而死；窦太后为了干预朝政，任命了许昌为丞相，但后来窦太后一死，许昌便很快被汉武帝免去了丞相之职。其他的丞相下场也不妙，如庄青翟被连坐下狱，饮药自尽；李蔡、赵周自杀身亡；刘屈氂被腰斩；薛泽任职期间碌碌为为，任了几年相后亦便被免职；公孙弘老死在职位上，算是幸运的。汉武帝时期丞相的频繁更换，特别是丞相多数没有能善终，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汉武帝为了强化专制集权，正想方设法地在限制丞相的权力。强势的汉武帝对汉初的政局很了解，他明白，在他执政之前，丞相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多疑、睿智又极力想专制的汉武帝，一直担心皇权旁落，而相权的强大对他来说是巨大的威胁。
其次，除了通过频繁更换丞相来抑制相权之外，汉武帝还采取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措施来强化皇权专制，这就是通过提升“尚书台”的权力来削弱相权。原本，在秦汉时，尚书只是少府的属官，掌管殿内文书，地位很低。汉武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治事，而尚书官署便提升为尚书台，后来的“五曹”有了官职和职能：“其一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常侍曹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主庶人上书事；主客曹主外国事。”（参看卫宏的《汉官旧仪》）尚书官员的权力显然被提高了，绝大多数政事由尚书台做出决策再交皇帝裁定，尚书台成了辅佐皇帝的决策机构。武帝之所以提升尚书台的权力，是因为尚书台官员只对皇帝一人负责，而且，这些官员原本就是从皇帝身边的亲近之人中选拔的，皇帝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且很容易掌控。
再次，尚书台权力的提升意味着汉武帝时期以政治制度的建设来抑制相权，他设立了“中朝”，《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之语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百石为外朝也。”由此，便形成了“内外朝”或“内外廷”。外廷是指由丞相领导的原本的中央政府机构，其官制主要由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和九卿以及其所属的官署组成。是中央政府常设的行政、司法和监察机构，是政体的核心行政系统。而外廷原来是皇宫内皇帝的私人随从所组成的侍从服务机构。后来“中朝”或内廷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原本属于外廷的皇帝的私人秘书性质的“尚书”，被移到了内廷，而成了尚书台的官员，内廷的尚书台由大司马领导，后来，“三公”也成了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尚书台设立之后，实际上便成了替代丞相府的“内朝”机构，这使得“外朝”的相权不断被削弱，以大司马为首的“内朝”权力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成了皇帝身边最信任的机构，有权处理几乎所以的朝政，如此一来，丞相为首的“外朝”行政机构实际上变成了有职无权，后来甚至是名存实亡了。汉武帝便是以此来强化皇权专制。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内外朝廷”的分别实是加强尚书台官员的权责，是尚书台的官员成了辅佐皇帝决策的“内朝”权力机构。权力由“外”转向“内”，皇帝身边的亲信们的权力比丞相府官员的权力更大，大司马成了没有丞相名称的“宰相”。
汉武帝强化尚书台，设立“内朝”，削弱相权，这让中央专制政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一，通过设立和强化尚书台，削弱相权，以强化皇权专制，这确实让汉武帝比较顺利地实行皇权专制统治，这与他所推行的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是相呼应的，对内有利于削弱甚至取消诸侯王的权力；对外，有利于强化帝王统治，有利于集中国内的力量，打败匈奴，抵御外敌入侵。
其二，其消极意义也存在，比如，原本由官僚系统选拔上来的丞相府的官员和原来外朝的各部官员，他们原本是推行朝政的主要力量，现在却成了“外朝”的官员，逐渐变得有职而无权，变得无所事事，久而久之，这些“外朝”官员因为受到轻视而逐步变成了朝中消极抵抗的官僚队伍，这对于朝局的稳定，对于管理机制的健康运转是有阻碍作用的。“外朝”官员权力变小了，甚至没了权力，而他们又是走正道进官场的，当然会瞧不起和嫉妒“内朝”的官员，于是，内、外朝的矛盾便不可避免。
其三，内朝权力过度膨胀，而内朝官员通常是通过非正规渠道提拔上来的，他们大都资历较浅，在治国理政方面缺乏没有经验，而权力又特别大，职小权大，这很容易造成滥用权力。
其四，丞相府即其他“外朝”机构的权力因为弱化而变得无力对“内朝”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而且，内朝官员又在皇帝身边，依附于皇权，因而，“内朝”的尚书台等官署的官员权力不断膨胀。而有了权力，尚书台的吸引力就更大了，原本尚书台是从“外朝”引官员入内的，当尚书台成了“内朝”的机构之后，朝中的外戚，还有宫中的宦官等就开始能于其中就职了，渐渐地便有外戚或宦官掌握尚书台的权力，于是便演化为外戚和宦官执管朝政的局势，而西汉末便演化为王莽篡权，汉王朝遇上大难。
其四，实际上，汉武帝虽然加强了专制皇权，抑制了相权，强化了尚书台，让中央集权的管理机制更通畅，让他也能更得心应手地推行其政治策略，这对于提高汉武帝的政绩是大大有利的，但是，后来“内朝”大司马“领尚书事”之后，“内朝”官员权力膨胀，实际上是养成了一种潜伏在皇帝身边的更危险的“相权”，从后来西汉末和东汉中晚期的朝政腐败来看，汉武帝去相权，强化尚书台，其实是培养了一种更坏更具破坏作用的“相权”。
政治权力的发展经常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强势的汉武帝，抑制丞相，防止后宫干政，最后却导致了他的子孙们最终无法消除外戚、后宫和宦官专权，大汉王朝最终也衰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