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智谋
是仅次于帝王权谋的重要的谋略理论。古代士人以学习知识和传播文化为主要职责，他们是文化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士人是一种身份，有时也指一种群体，甚至也是一种内心的文化知识修养。士人有时也扮演着别的身份，比如，在朝为官的士人虽有官员的身份，但在学识上、修养上和价值观上，却仍有很明显的士人气质和很强的文化价值追求，官职只是他们的外在职务，而骨子里，他们依然有着士人的性格和理想；还有，在野的士人，他们或在民间讲学，或游历于山水，或隐居于山林，或潜身于寺庙（比如有些士人只读经不信佛）等等，他们亦有士人的精神境界。在专制体制下，皇权至上制约着文化体制，古代士人往往与政治很难隔断开来，他们在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伦理方面讲仁义，教育方面传道解经。当然，也有一些士人富有变革甚至反叛精神，他们与所处的朝代格格不入，传播新理念，变革旧文化，倡导新理想，但从长远看，他们仍是政治的参与者；还有一些士人，执意远离政治，不求名利，追求超脱逍遥的境界，隐居于山林深处不问政事，不屑于权力，不涉经世杂务。但是，即便是躲开政治和世务，也是一种对政治的态度，是以逆反心理来对待政治，是对当时朝廷和统治体制的怼着的或不满的态度。士人很难彻底独立于政治。
张良画像
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两汉，士人的主要活动有相当的是集中于智谋方面，先秦诸子各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诸子学争鸣的精英人士，各种思想学说的杰出代表们，都努力在研究和探讨治国理政的道理，各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执着地奔走各方，劝说君王采取他们的治国谋略。比如，纵横家们游说四方，纵横捭阖，出将入相，苏秦游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联盟，合纵抗秦，佩六国相印，任“从约长”（比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权力大，有兵权），有权有势，显赫一时；张仪则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使各国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他被秦王封为武信君，掌秦国相印，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纵横家在战国时是很吃香的，他们因为纵横谋略使君王们对他们很重视，因为纵横谋略可以使国家强盛起来。
再如，春秋时，诸子学中的一些杰出学者，也都是努力争取为君王出谋划策的机会，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等是如此，墨家的代表人物也多是如此，就连孔子，在办民间学堂之前，也有过一段时间周游列国的时光，他向君王们推介其“克己复礼”理论和仁政学说，只不过，当时的君王们更喜欢法家、纵横家和兵家们，他们对儒家学说不感兴趣，孔子只好去办民间学堂搞教育了。
除了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外，有水平的其他士人也多是努力在争取谋国佐政，少数有机会挤上宰相、中书职位的士人，利用智谋辅助君王治国，并结合其政治理论追求推行政治主张，而一般文臣，或进谏上言，或为谋士佐助地方官员处理政务等，士人们很多是积极在为政而持“谋”的。
姜子牙画像
古代士人以智谋政的身份在不断变化中，较早如姜子牙，被周武王称为“尚父”，管仲被齐恒公称为“仲父”，范增被项羽称为“亚父”。汉初，张良成为刘邦的高级谋臣，刘邦曾评价张良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三国时，刘备三请诸葛亮，诸葛亮于南阳呈献给刘备关于蜀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策划书——《隆中对》，诸葛亮从那时起，便结束躬耕隐居生活，成了刘备的军师，南征北战，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明清时期，地方官署主管官吏聘请无官职的佐理人员（作幕、佐治或佐幕），帮助自己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事务，这佐理人员便称为“师爷”，比如，嘉靖年间被誉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为典型的绍兴师爷，据《明史》记载：“徐渭，字文长，山阴人。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掌书记。”到了晚晴，出现了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四位著名大臣设立的幕府，被称为“晚晴四大幕府”，而晚清幕府中的幕僚即是由古代士人谋士演变而来的，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士人智谋的服务方式也不断发展变化，晚晴幕府不仅成了晚晴人才的汇聚之地，而且还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变化，而后来，随着中国历史从晚晴进入了近代，幕僚也成了智囊人员或顾问。
士人智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帝王、公侯，或是朝中官员好，甚至是地方督抚等，都把士人智谋视为是谋略支持的重要资源，都把有谋略的士子看成是出谋划策的重要人才，无论称为尚父、仲父、亚父，或称为谋臣、军师、师爷、幕僚等等，皆起着十分重要的智力辅佐功能。墨子说：“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墨子·尚贤》）这就是说出了士人智者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聪明的帝王们都知晓士人智谋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谋士和聘请谋士，让谋士们为他们的统治出谋划策。比如，早在商周时期，君王就知道聘请谋士的重要性，当时流传着“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为了请到姜尚，周文王主动“上钩”。春秋战国时，列国君王皆在抢夺智谋人才，有智谋的士人是很受尊重的。苏秦、张仪曾在多国任过高官，这即是表明有智谋的士人很有人才竞争优势。后来，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故事，也是在表明君王求贤若渴的态度。汉武帝时期，有“举贤良方正”的人才制度，是在选拔有学识、识智谋的学子；明清很重视科举考试，是重在选拔贤智人才等。
从另一方面看，士人也以各种方式争取能辅政为谋，努力争取为君王出谋划策的机会，比如孔子曾周游六国，希望能得到君王重用，以推行其仁政和仁义；纵横家四处游说，成功说服君王，争取权力，争取权利，争取官位，千方百计挤上高官位置，极力推行其纵横方略；汉时设五经博士，学子们都争先恐后往太学里挤，力争通过太学门槛，往高处晋升，有的士人后来果真当上了帝师。历史上，还有一些士人，通过为皇家注经修史，或通过以诗文铭志来靠近高官权贵，努力另辟捷径，想能成为权臣或高官的谋士。在官本位文化体制下，古代大多数士人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找为君王、公侯、高官、权贵等出谋划策的机会，士人以其智谋换取权利，也博取功绩和名声。
《六韬?龙韬?王翼》曾论述了谋士的谋事职责，论述得很有道理：“主图案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这即是说，谋士职责，乃谋国之案，消国之危，除国之患，评将之德才，严明对兵之赏罚，授人才以官职，决断疑难问题，裁判处事之正错。
从具体方面看，士人用智以谋事，可分不同层次，或者说，可分为由近到远的不同谋划方式：首先是为自己谋，只有先保存自己，并让自己有生存的优势，之后才能谋别的事。其次，是为别人谋，如果只“谋己”而不“谋人”，不为别人考虑，不为别人出谋划策，那么，这样的士人就只是一个自我自私的人，那么，他的智谋也就没有真正的用处，成不了谋士。再次，是谋政治、军事大事。政治是国家的根体制和建立体制的活动，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谋士必须能为其辅佐的主人谋划政坛的竞争策略，谋划兵家的攻伐妙策等。还有，是为国而谋。就是说，谋士要对国之资源、体制、军力、人才和与他国关系等进行全面谋划，提出强国和御敌的战略性计划。最后，为天下谋，亦即“谋天下”，高境界的谋士，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关注天下苍生的沉浮，筹划的是大利于天下的大策略，这才是大智谋。著名的“横渠四句”，即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说的就是大智谋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