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文件夹中，专门收集了一些无视价格作用的案例。比如，几乎所有对本地食品运动[7]的报道总是一味将目光集中在运输中节省的能耗。
《纽约时报》的安德鲁·马丁（AndrewMartin）报道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几位研究者的项目，主旨为《保守的本地食品倡导者所面临的挑战》。如果将水果从加利福尼亚运到芝加哥消耗的能源低于农夫将蔬果运到个人集市，怎么办？如果将加利福尼亚的西红柿运到纽约消耗的能源低于在休斯敦的温室培植相同的西红柿，怎么办？包装消耗的能源呢？消费者每周跑好几次本地集市而非集中在超市采购而增加的耗能呢？
以此类推，我们便掉进了马丁先生口中令人眼花缭乱的伦理陷阱：你每次选择一颗西红柿，都必须考虑它产生的全部能耗。
这并非多此一举。你也应该仔细考虑自己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其他成本：那里本来该是一片葡萄园，现在却改种了西红柿；纽约人本来可以住在市中心，但为了迁就建造温室不得不迁到郊外，从而增加了每天的通勤时间；加利福尼亚人与纽约人本来可以开出租车、教书、投身艺术或者做调酒师，现在必须改行种西红柿；肥料与农具本来可以有其他用途——进一步说来，生产肥料与农具的资源本来可以有其他用途。
保守的本地食品倡导者忽视了其中99%的重要问题。马丁先生和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者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忽视了98.5%的重要问题。两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只关心改善环境，而忘了我们的房屋、学校、工作和休闲都是环境的一部分。因此，计算成本时只关心碳足迹（CarbonFootprint）显然十分荒唐可笑。
不幸的是，列出消费一颗纽约的西红柿，或者加利福尼亚的西红柿所需的成本极为困难。但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做。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且易于观察的数字就可以权衡其中所有的利弊。那个数字，就是西红柿的价格。
如果纽约需要一块新的土地开发房地产或者兴建剧院，纽约的土地价格会上升，西红柿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如果加利福尼亚的工人需要建一座水族馆或者扑灭一场森林大火，加州劳动力的价格会上涨，西红柿价格也会随之上涨。
市场并非完美。因此，西红柿的价格无法100%准确反映获得西红柿的所有社会成本，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已经十分接近，而且肯定比你在《纽约时报》上找到的由晦涩计算方式得出的结果接近得多[8]。
好吧，也许有本地食品死忠派提出十分合理的观点，认为价格并不能反应所有重要成本。比如，温室加热设备产生的碳排放从而导致的环境成本。虽然那些成本的最佳计算方式未必直观反映在价格上，我们还是应该从价格本身入手，做出调整，但通常得到的结果与最初的不会相差太多。[9]
价格的另一大魔力在于，它不仅反映出绝大多数成本，还提供了值得关注它的理由。当然，它不是直截了当的反应，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但依旧是好事——极少有购买西红柿的消费者会停下思考，为了手中这颗西红柿牺牲了一座葡萄园。葡萄的价值越高，购买西红柿就要付越多钱，直到令你停下思考，为了这颗西红柿究竟值不值得？
马丁先生在“喧哗与骚动”文件夹中不仅保有一席之地，还为自己“争”到了两席：其一，他犯了只考虑能源成本而将其他因素完全排除在外的错误；其二，他犯了无视社会价值已经被可靠地反映在了价格中的错误。
2010年3月，《纽约客》发表了一篇伊丽莎白·科尔伯特[10]的文章。她十分认同流传的一组数据：“现代人感受到的幸福，或者所谓主观幸福感，与19世纪50年代的人们基本保持同等水平，而那时的人均收入仅为现在的一半。”科尔伯特认为主观幸福感能够反映真实幸福度，继而思考了它所指向的政策含义。她还引用了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Bok）的观点为自己背书：
如果提高收入不能使美国人比50年前更幸福，人们为什么还要加班加点工作，以及冒着危害环境的风险确保国内生产总值不断翻番？
且慢。尽管收入增长了，过去50年来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却基本没变。换句话说，虽然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大幅改善，过去50年来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还只是基本持平。（1965年前后，美国人每周的平均休息时间为6小时。全年相加，每年的休息时间为7周。）博克与科尔伯特为什么不问，这么一来，我们为什么还要下班、休假，以及净化空气与水质呢？
你要么选择认真对待这项幸福度研究，要么就选择对它付之一笑。如果你想认真对待它，不能只强调你希望它反映的政策含义的那一面。如果这些数字表明，收入增长不能令我们更幸福，它们同时表明减少工作时间不能令我们更幸福。
得知整整50年来，无论社会取得怎样的进步——人们的平均寿命几乎增长了10岁，婴儿死亡率几乎下降了75%，增加了6周休息时间，空气与水质得到了改善，信息获得更为便捷，娱乐方式更为多样，沟通途径更为丰富——但美国人竟然在幸福感上毫无长进，这实在太令人沮丧了。
幸好，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理由质疑主观幸福感并不能反映真实幸福度。比如，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市每年都会向市民发放问卷，以1分到10分作为评分依据，“你现在觉得多幸福”问题设计的瑕疵在于，当人们回答“你现在觉得多幸福”时，其实更接近于回答“你觉得比一般人更加幸福吗”或者“你觉得比你的朋友更加幸福吗”。无论你实际多幸福，超过半数人的答案仍然是“不”。
现代美国人的平均身高比100年前增加了2英寸，但你可能从未碰到调查会问你：“你高吗？”那是因为100年前，身高5英尺9英寸（约合175厘米）的人可能回答“是”，而现在却可能是“不”。同样，现代人可能比100年前的人更幸福，但你也许永远无法从“你幸福吗”或者“你有多幸福”的问卷中获得以上感受。
人均年收入1400美元的尼日利亚人声称他们与日本人一样幸福，后者的收入是他们的25倍。科尔伯特与公共政策教授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贡献了几个可能的理由（也许尼日利亚人自带“幸福基因”；也许日本人因为不满现状而更加努力工作；也许人们会自我调整，只需花几美元就能享受每一天），但这些无一触及核心：也许只赚1400美元、人均寿命48岁，以及婴儿死亡率雄踞世界第一的尼日利亚可怜人，之所以觉得幸福是因为他们从未看过真正的幸福。也许提高收入可以帮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