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达拉斯的报纸曾报道，在贝勒地区医疗中心进行治疗的一位叫迪哈斯·哈柏特格里斯的27岁病人，由于付不起医药费，被摘掉了呼吸机。据报纸报道，医院给了哈柏特格里斯女士10天的缓冲期以支付医药费，然而，10天后账单还是未付，医院在第11天时拔掉了她的生命维持仪器。15分钟后，哈柏特格里斯女士去世了。
博主们，尤其是《每日科斯》上一位叫“尤卡坦人”的博主，惊怒于报道的事实：医院竟然出于“经济因素”而不是出于“同情”，拔掉了哈柏特格里斯女士的氧气管子！不久，贝勒地区医疗中心在回应声明中否认经济因素在其中扮演了任何角色，在该决定的形成过程中，没有考虑任何的成本效益分析。
我虔诚地希望贝勒的否认是一个谎言。“成本效益分析”毕竟还是“考虑后果”的花哨说辞。什么样的道德怪物才会不考虑后果地把一个病危中女人的呼吸机拔掉呢？
关于拔掉哈柏特格里斯女士的呼吸机，我们可以想到的原因之一是：为别的人提供呼吸机。对别人的需求越在意，就越容易拔掉她的插头，这就是成本效益分析。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和那个受益者的亲戚联系来验证下，这也是表达同情的一种方式。
同情和经济考虑永远不会冲突，因为它们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例如，如果你问别人，特别是问穷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会发现“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在需求名单上的排位很低。好吧，实际上我并没有做过调查，但我敢打赌，类似牛奶之类的东西，排名将比“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高很多。
我这里说的“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不是指签订一个需要每月交“保费”的正式合同，而是指对整个社会的一个承诺，一个即便人们支付不起账单，但依然可以使用呼吸器的承诺。“尤卡坦人”等博主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必须提供“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的承诺，但我的观点与此正好相反。
我潜在的意思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个人一辈子的呼吸机保险费用大概在75美元左右（我得到这个数字的方法是，以呼吸机的价格乘以人们最终需要呼吸机的概率）。我猜，如果在哈柏特格里斯女士21岁生日的时候，我们让她选择75美元的礼物，她一定不会选“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她可能会选择价值75美元的生活用品，可能选择一双新鞋，也可能选择下载几十首苹果音乐，但一定不会选择“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
给别人错误的礼物不能算是有同情心。给喜欢牛奶和鸡蛋的人提供呼吸机保险是没有任何同情心的。有人甚至可能会说，忽视他人的喜好恰恰与同情相反。
对于富人应该向穷人提供多少帮助——无论是自愿地还是通过税收系统——存在很大分歧。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应该把钱花在最有需要的地方。
因此，在呼吸机与牛奶、呼吸机与免税、呼吸机与对外战争之间进行权衡没有任何用处。我们应该花更多的钱来帮助穷人是一码事，我们目前的支出应该更有效则是另一码事。
《每日科斯》的博主们要求我们为那些负担不起医疗费的人提供呼吸机支持。同样的成本，我们可以让每个人在呼吸机保险和75美元现金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事实证明我是错的，他们都想要呼吸机保险，我无话可说。但我们至少应该问问他们！
哈柏特格里斯女士可能一开始选择现金。但生病之后，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然后，我们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又会回到完全相同的境况，依然需要再决定是否继续为哈柏特格里斯女士买单，以使她多存活一段时间。
在这一方面，人类有一种强大的生物本能来拯救他们。更准确地说，是有一种强大的生物本能要求别人来拯救他们（我猜人们一旦从哈柏特格里斯女士的案例中醒悟过来，《每日科斯》上就不会再有人要求为穷人提供呼吸机资金支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做出选择。帮助每一个需要呼吸机的人得到呼吸机的政策，也是在其他方面减少帮助同一阶层人群的政策。我宁愿选择以其他方式帮助他们。
当我在《石板》杂志上长篇大论发表我的观点时，罗伯特·弗兰克在他《纽约时报》的专栏上批评我“完全忽视同情心、同理心等道德情感”。弗兰克教授认为政府应该为穷人提供呼吸机服务，但政府不能只说提供更多的呼吸机服务，却不购买更多的呼吸机。所以，弗兰克教授观点的本质是：如果他花100万美元帮助穷人，他会把钱全花在几个呼吸机上。要是我，我会选择花在牛奶和鸡蛋上。
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教授承认，大多数穷人会更喜欢牛奶和鸡蛋，但他仍主张政府提供呼吸机服务，理由是这样会让我们感觉更好！但忽视他人的需要，就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还能算是同情心和同理心吗？
“经济考虑”从含义上讲，是试图给人们提供他们最看重的东西。换句话说，只有出于经济考虑，才是真正的慈悲心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