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经济学现象都可以用以下几个字概括：“人们会对诱因做出反应”[1]。剩下的，都是对这句话的解释说明。
“人们会对诱因做出反应”听起来没什么特别，几乎所有人都认可，它就如普遍原理，人们对它的正确性毫不怀疑。然而经济学家不同于众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无时无刻不恪守原理。
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政府实行价格管制，常常要排半小时队才能加满一整箱汽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果油价可以自由浮动，人们就会少买汽油。然而不懂经济学的人不这么认为。事实证明经济学家是正确的：管制解除后，排长队加油的现象消失了。
或许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学习这一课。2008年夏，油价再次飙升，记者们估计严重依赖汽油的美国人会不计代价地维持旧习。然而经济学家却相当笃定，认为人们会减少汽油消费。这一次，经济学家又说对了。到2008年8月，汽油消费已经减少了8.5%（并非出于偶然），正好与此前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致。
经济学家坚信诱因的力量，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探索未知的领域时，他们总将它作为自己的“向导”。安全带（或者安全气囊、防抱死刹车）刚被引入市场时，所有经济学家都预计到其中的一个后果：车祸数量的上升。人们小心开车很大程度是因为车祸可能导致死亡，但司机有了安全带或安全气囊，原来的威胁就减少了。诱因改变，人们依此调整了自己的行为，开车不那么当心了。结果就是，车祸反而增加。
在油价上涨方面，政府的原则正是基于相似可预测的行为。汽油价格下跌，人们会购买更多汽油；不需为事故付出太多代价（比如降低死亡或者收到医疗账单的概率），人们会“选择”更多车祸。
你或许会反对，认为车祸不像汽油，不论怎样都称不上是人们会争着抢着去买的“好东西”，但对于追求速度而不顾一切的人而言，它的确是个好东西。选择将车开得快一点，或者更风风火火一些，其实相当于选择了更多事故，至少在概率上如此。
还有个有意思的问题：哪种后果更严重呢？安全带等安全设备究竟增加了多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使用以下一目了然的方式看待它：安全带增加了事故中的幸存概率，也就是降低了司机的死亡率；但安全带在纵容放肆行为上却增加了司机的死亡率。哪一种效果更明显？是增加死亡人数的净效应，还是减少死亡人数的净效应呢？
这个问题无法用纯逻辑回答。你必须知道具体数字。第一位研究它的是芝加哥大学的萨姆·佩兹曼（SamPeltzman）。他的结论是，两者的后果几乎相当，因此就相互抵消了。安全带（以及填充式仪表盘和折叠式转向管柱）引入市场时，车祸的数量增加了，但每起事故中的死亡人数降低了。不过总体而言，司机的死亡人数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行人的死亡数量反而上升了——这也难怪，行人可没有自带填充式仪表盘。随后的研究表明，安全气囊和防抱死刹车的效果也与此相似。
我发现，每次与外行人谈及佩兹曼的研究，他们都无法相信仅仅因为汽车变得更安全，司机就会变得粗心大意。不过，深知诱因导致人们行为改变的经济学家从来不会对此放松警惕。
如果你很难相信这点，不妨这么想，当汽车存在更多隐患时，人们总会在驾驶时更加小心翼翼。当然，这不过是换一种方式讲同一件事，但使用这样的方式人们似乎更容易理解：如果我从你的车上卸下安全带，你开车时会更加小心吗？要是我将车门都卸了呢？
将这种逻辑推到极致，如果每辆新车的方向盘上都伸出一根长矛，直抵司机的心脏位置，车祸的发生率恐怕会急剧降低。我估计，连追尾事故也一定会大大减少。
另外一个极端案例是纳斯卡车赛（NASCAR）[2]的车手。他们的座驾十分安全，就算以高速撞上水泥墙，车手也能安然无恙地走下车。车手如何看待这种安全性呢？引用经济学家罗素·索贝尔（RussellSobel）和托德·内斯比特（Todd Nesbit）的话：“他们以200英里[3]的时速在环形赛道上彼此追逐，与身旁赛车的距离仅隔几英寸[4]——且事故层出不穷。”当赛车本身足够安全时，车手制造的事故反而更多。纳斯卡车赛每年都会更新数百条与安全有关的规定，这些都反复验证了索贝尔和内斯比特的论断。
2001年的戴通纳500（Daytona500）赛事上，导致老戴尔·恩哈特（Dale Earnhardt Sr.）死亡悲剧的车祸引发了赛车规则上的一项重大变化。如今，车手必须穿戴保护头部与颈部的汉斯装置（HANSdevice）。车祸发生时，该装置会为车手提供全面保护。经济学家亚当·波普（Adam Pope）和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Tollison）认为，汉斯装置几乎使车祸发生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车手死亡和受伤的情况减少了，但后勤保障团队的受伤比例却增加了。
由于系了安全带，开起车来就甘愿冒更多风险，听起来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人们会为不顾死活地驾驶付出代价，但也要看到它的好处。你去哪儿都更快了，在路上还常常有了更多乐趣。所谓“不顾死活”其实有许多形式：可以是在危险的情况下驾驶，也可以是在驾驶时头脑放空或者玩iPad（苹果平板电脑）。不管哪种做法，都会为你的旅途增加乐趣，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提高事故发生的概率。因此，认为安全带根本一无是处的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它当然对驾驶者有好处，只不过不一定在你以为的方面而已。
有时，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甘冒死亡的风险——至少不包括我以上列出的任何事项。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想法尤其令人沮丧，因为不管提出它的人还是其他人都不会信以为真。每一天，所有人都为微不足道的甜头冒着死亡风险。去星巴克买摩卡星冰乐当然有风险，肯定不如待在家里安全，可人们照样开车去星巴克。我们要问的不是凡此种种小乐趣是否值得冒险。答案毫无疑问，当然值得。正确的提问方法应该是为了一星半点的乐趣值得冒多大风险。我可以很理性地说：“如果开车时玩iPad的死亡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我会想玩；但如果概率提高到千分之一，那我就不玩了。”很多人会在车速25英里而不是70英里时玩iPad，正是这个道理。
佩兹曼的观察表明，随着驾驶环境的改变，司机的行为会发生很大改变。有些司机的行为还可能会影响其他人。《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5]的粉丝或许记得，霍默和玛姬有一次在他们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车内有婴儿”的贴纸。这么一来，其他司机就会格外留意，避免发生剐蹭事故。现实中，人们也是这么做的。我知道，有些司机认为这些贴纸简直是在侮辱人，它们的潜在含义其实是别人开车不够上心。但经济学家才不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因为他们知道司机不可能时刻保持警惕（你每次去杂货店时都会踩刹车吗？）。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大多数司机的警惕性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所有司机都不想伤害其他汽车里的乘客，如果车里坐的是孩子，许多司机更不愿发生悲剧。那些人看到婴儿贴纸时会格外小心驾驶，也很乐意自己得到了提醒。
这个发现意外引发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旨在观察有贴纸或没有贴纸的情况下发生车祸，司机的谨慎程度有何差别。经济学家提出假设，许多司机看到“车内有婴儿”的贴纸后开车会更加小心。但不幸的是，车祸发生率可能存在偏差，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导致了这种偏差。第一，贴了贴纸的父母开车时可能格外小心。他们较少碰上车祸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小心驾驶的司机，而不是贴纸影响到其他司机的行为。第二（它起到了“反作用”），贴了贴纸的父母认为这会引起其他司机的注意，所以自己开车时反而掉以轻心了。这会导致他们更有可能遭遇车祸，部分抵消了其他司机小心开车带来的好处。第三，如果“车内有婴儿”的贴纸真的管用，你根本无法阻止没有孩子的伴侣往自己的车上贴同样的贴纸。如果司机知道很多人都在撒谎，就不会再做出反应了。
这意味，车祸发生的原始数据其实无法反映司机对“车内有婴儿”贴纸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找出一种高明的统计方法揭示其中必要的关联性。我并不想罗列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是用这个案例说明实证经济学研究[6]面临的典型困境。许多经济学研究就此提出了各式富有创见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