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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学的方式理解当代家庭模式变迁

2018年9月16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 提供人:lccdabo@5589......
摘要:1980年代至21世纪初,结婚率出现了显著下降,始终不婚或离婚的比例大幅上升,相应地,同居的比例大幅增加,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生育年龄在推迟。缔结婚姻的男女,彼此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似”,教育背景始终保持较强的相关性。为什么要结婚?首先,夫妻可以合力提供公共品。其次,通过分工,夫妻双方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再次,夫妻间可以非常方便地为对方提供信贷、协调双方的投资活动。还有,夫妻可以帮助彼此应对风险。最后,育儿也是婚姻的一项重要职能。门当户对,缔结婚姻的双方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与收入或教育低于自己的异性结婚,带来的互补效应明显小于与状况相近的异性结合。

朱悦/文

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名著《家庭论》出版。作为经济学历史上引用数量最高的著作之一,贝克尔将以下问题一股脑地纳入到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框架之中:从婚配制度的历史演变,到吸引男女组成家庭的动因;从两性在家庭事务上的分工选择,再到他们如何决定生育数量与抚养方式。之前,人们以神秘莫测的爱情之名歌咏家庭,借崇高璀璨的亲情之名赞颂家庭;之后,人们越来越多地以理性的方式去理解家庭的变迁。

近40年过去,众多研究者合力以贝克尔的进路研究家庭,日益将《家庭论》中的分析方式“发扬光大”。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家庭模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传统的理论有的因此需要修正,有的则需要细化;同一时期,计算机的发展大大增强了我们收集和使用家庭相关的数据的能力。30年以前,我们几乎没有家庭的闲暇数据;30年以后,借助社交媒体及移动通信数据,我们甚至能够知晓家庭节日聚会时晚餐持续了多久——这一点能够反映出家庭内部联系的密切程度。借助海量的新资料,学者进一步勾勒了家庭的“细处”轮廓,发现了许多有趣的新模式。

2014年,由Brownings、Chiappori和Weiss三位学者合著的《家庭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Family)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三位作者都是这一领域的资深研究人员:Brownings现任牛津大学教授、谢菲尔德学院研究院,在生育决策、家庭内部消费差异及家庭内分工等方向发表过许多研究;Chiappori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席教授,研究堪称遍及家庭经济学的所有分支方向;Weiss是特拉维夫大学的讲席教授,在结婚-离婚决策及生育选择等方面耕耘颇多。总结这一领域,很难找到比这更合适的“三人组”了。

《家庭经济学》的内容颇为丰富。首先,作者用很大篇幅总结了近年来家庭模式的变化,点出了理论需要解释的方向。接下来,作者分两个部分扩展贝克尔建立的理性选择理论,细致介绍了建模家庭的方法。第一部分的关注点是家庭内部:是什么激励了个体组成家庭?组成家庭之后,双方如何划分婚姻带来的收益?这些问题,和近年来社会讨论的许多热点密切相关:比方说,许多男女相互指责对方结婚“没有诚意”,在婚前拿出的财物数量不够;结婚以后,指责对方懒惰、认为双方责任划分不公的相关言论也越来越多。书中介绍的各类集体决策及讨价还价模型,是我们理解这些现象的“利器”。

第二部分的主旨是婚姻市场:从个体角度看,男女对心仪的配偶有哪些标准,他们又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追求自己的“理想型”?从整体角度看,当代的婚姻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模式?搜寻理论和匹配理论——诺奖已经认可了这两个领域的学者的贡献——的发展,同样为我们探讨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将以上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回答有关家庭的方方面面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想结婚?为什么他们越来越不想生小孩?为什么离婚率和再婚的比例都越来越高?诸如生育补贴、家庭保险等公共政策,会对社会造成哪些影响?理论以外,书中还为深入这些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工具。

本文将大致按照以上顺序概览《家庭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介绍过程中,尽量淡化其中技术性较强的内容,尽量突出推理的直觉以及相关的实证现象。这会导致书中的许多精华内容无法得到展现:例如,书中对建模技巧做了许多讨论。讨论特定现象时,如何取用适当形式的模型;如何综合多个假设,建立综合性较强的模型等,这些都是相当重要、却又在有限的文字范围内难以凸显的内容。书中还包含不少统计学方面的介绍:比方说,给定哪些条件,我们能够识别一个特定的经济学模型?这或许是评述方法论导向的好书时难以避免的遗憾;不过,仅仅“管窥”,也足以揭示本书的精彩之处。

“自然状态”的消亡 近年来婚姻模式的新动向

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社会都将男女结婚视作“自然的状态”:在东方,最好是“你耕田来我织布,夫妻双双把家还”;在西方,上帝看见亚当,也会说出“那人独居不好”。然而,自1950年代以来,这一程式已经不再是“金科玉律”。根据三位作者收集的各国数据:1980年代至21世纪初,在寡居比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群中的结婚率出现了显著下降,始终不婚或离婚的比例大幅上升。以加拿大为例,不婚比例在30年间从15%上升至19%;同期,离婚的比率也翻了一倍,从约4%增加到7%。英国的不婚比例在 30年间从 14%上升至约23%,离婚比例也从4%上升到约10%。也就是说,找一个时间点去看全体社会成员的婚姻状态,处在婚姻状态中的比例显著减少了。相应地,同居的比例大幅增加。

另一个观测婚姻变迁的角度是追踪个体:在传统、保守的社会中,个体通常较早进入婚姻,之后不会轻易更换结婚对象。经历多段婚姻的比例相对较低,社会对这类人群的态度也比较消极。同样是1980年代后,各国年轻人婚姻模式日益与老一辈间出现差异。首先,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同样是来自大范围社会调查的数据:1930-1940年代出生的男性中,接近一半会在24岁及之前结婚;女性结婚的时间更早——22岁之前,她们的一多半已经叩开了婚姻的殿堂。等到1960-1970年间出生的这一代,男女间婚龄的差异不再有如此大的差异。同时,24岁以前结婚的比例也下降到20%出头。其次,随着时间推移,结婚次数多于1次的人群比例也在显著增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婚姻都没有之前稳定了。

在结婚比例下降的同时,缔结婚姻的男女,彼此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似”。具体而言,1970年代至2010年前后,夫妻双方的教育背景始终保持较强的相关性:将两边的教育年限拿出来做回归分析,相关系数始终保持在0.64到0.65之间。不过,有一点变化相当明显:双方教育程度相当的配偶比例长期保持稳定,一直在50%;然而,嫁给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男性的女性的比例在上升,从20%增加到了30%;相应地,嫁给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的男性的女性在减少,从30%减少到20%。女性整体学历的上升可以解释这一点。此外,夫妻双方收入的相关系数出现了显著上升:从1970年代的0.2,蹿升至2010年前后的0.4。

家庭内部的情况如何呢?得益于新的数据源,三位作者可以做非常细致的观察:首先,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发生变化,但速度十分缓慢。整体来看,相比1975年时,各国男女的工作时间都在下降、闲暇时间在延长。男女每日平均工作时间的比值在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下降——和教育一样,在劳动参与方面,男女变得更加平等。然而,如果家庭中育有儿童,男女间的分工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1975年时,如果家中有5岁以下的儿童,诸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女性通常选择完全退出职场。此时,她们每天的全职工作时间甚至还不到1小时。至2003年,当家中有5岁以下孩子需要照顾时,女性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只有2小时左右(相比之下,男性的工时大约在5-6小时之间)。一直要到孩子长到17岁以后,女性才能放手在职场工作。尽管家用电器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减少了女性花在烹饪、洗衣等方面的时间,但多余的闲暇几乎完全被“照料孩子”这项事务占据了。

作为家庭决策的重要一环,生育率本身也在持续发生变化。同样是基于跨国数据,书中也总结了近年来生育率方面变化的基本模式。首先,相比1930出生的这一代,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们一辈子生育的孩子数量显著减少。前者的生育率多在2.3到2.7之间;后者的生育率下降到了1.5到1.8。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生育3个或更多孩子的“大家庭”占比的下降,是生育率走低的重要动因。之前,此类家庭占总体的比例在30%-40%之间;现在,此类家庭只占整体的10%,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只要两个小孩。与此相呼应,无论男女,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的时间都在推迟:对1930年代出生的人群,这一数字是22-24;对1960-1970年代间出生的人群,这一数字增加到了26-28。最后,传统的家庭纽带也在削弱,这一点又与婚姻形态的变迁有关:以美国为例,1950年时,93%的未成年孩子与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起;到200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8%。单亲家庭占据了社会的三分之一。

以上结果只是对书中总结的一个非常粗疏的概括:因篇幅所限,原文中许多分年龄、分经济状况、分教育程度的统计无法尽数交待;无论是家庭的时间利用,还是抚育孩子的过程,书中都提供了许多更加细致的统计。不过,仅仅是这些现象,已经足以唤起大家的兴趣:一方面,不少转折发生在1980年代以后,旧的经典需要改进,以便解释这些新的变化;另一方面,尽管原文基本没有讨论中国的情况,其中许多统计模式,也与2010年以后国内的人口特征变动相合。婚姻变得愈发不稳定、同居比例上升、生育率下降、家庭纽带削弱,等等,这些现象都可以在国内找到对应的实证结果。尽管在部分领域存在细微区别——比方说,2010年之后,中国的男女劳动参与率差异呈现增加的趋势——众多主要发达国家的家庭模式变化轨迹与中国当下现实的相似之处,仍增强了本书剩余部分理论向外推广的效力。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对家庭内部决策的建模

总结事实以后,书中直接切入婚姻决策中的基础性问题:两个人为什么要结婚?作者在此处引用《传道书》中的经典段落:“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个人跌落,另一个人会扶起他/她……两个人躺在一起,可以相互取暖;如果只有一个人,谁来给他/她温暖呢?”结合近年来的研究,以下五点,都是男女缔结婚姻的动因:首先,夫妻可以合力提供公共品。一个人要住一个房间,两个人可以一起用一个房间;一个人做饭要一个锅,而一口锅也足以炒出两个人吃的菜;其次,通过分工,夫妻双方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即是这一点的体现;再次,夫妻间可以非常方便地为对方提供信贷、协调双方的投资活动。比方说,男方去上大学,女方可以继续工作赚钱;等到男方毕业,女方又可以去念书。与这一点相关,夫妻可以帮助彼此应对风险。一方生病,另一方扶助;一方情绪低落,另一方可以给予安慰。最后,育儿也是婚姻的一项重要职能。

以上各方面因素的变动,均与第一部分描述的婚姻模式变化密切相关。书中耐心向读者讲解:如何估计婚姻中这五个方面的正面效应,以及这些效应的幅度究竟有多大。以公共品提供为例,相比各自花销,两人搭伙究竟能带来多少效率改进?近年来的家庭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叫“公共性”的研究——一样商品或服务,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双方分享?房子的公共性非常大:买一所房子,两个人都可以安居;相比之下,衣物的公共性就要小很多了,男女一般没有办法穿对方的衣服。因此,前者的公共性指标就比较大,接近2(完全共享);后者的这个指标就很小,只有1-1.2(几乎无法分享)。利用家庭各项开支的“公共性”高低和占总开支的指标,就可以计算婚姻在公共品方面为双方带来的实惠:整体来看,单身者要额外付出50%的开支,才能达到结婚者的生活水准。相比低收入者,高收入者因婚姻得到的福利更多。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近年来,“高收入阶层的婚姻相对更加稳定”这一现象。

风险应对也是婚姻承担的重要职能之一:一方面,由于夫妻双方的职业未必重合,收入出现高潮或低谷的时间节点有差异。一方遭遇失业或疾病等负面冲击时,来自另一方的资源常常可以抹平这项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合适的结婚对象,就相当于为自己的人生上了一重保险。书中同样引述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仅仅通过“保险”这一项渠道,婚姻就可以为双方来自财产总值约20%的收益。另一方面,在家族网络联结相当紧密的地区,婚姻不仅可以帮助个体度过危机时段,还能有效在家族间转移风险。以印度为例,有研究成果显示:气候波动越大、收成更不稳定的地区,当地家庭结亲的对象距离通常会更远;无他,遭灾时间,近邻常常也是“难兄难弟”,只能指望远方气候相异的亲家接济。原文还专门辟出了一整节,讨论如何建模并实证风险世界中个体的婚姻决策。

版面所限,此处无法完全讨论书中对五种益处的分别处理。尽管如此,在第一部分邻近结尾的部分,作者搭建了一个较为一般的模型:在纳入以上诸多因素的同时,还讨论了家庭内部决策(包括离婚)及资源分配的机制。作者同时推导了模型得以识别的条件:什么时候,给定一组现实的观测数据,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模型中的所有参数、并进行后续的模拟与预测工作?书中还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综述。比方说,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以下17类因素可以较好地解释家庭内部话语权和资源的分配状况:收入差距、差距工资、年龄差距、教育程度差距、对土地的控制、当地性别比、婚姻还是同居、是否有小孩、当地的离婚法制度、当地的赡养费制度、是否有单身福利、是否有给予特定性别的福利、双方社交网络,等等。这些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家庭内部“谁说了算”,进而影响家庭在储蓄率、生育率、消费选择、劳动参与率等诸多方面的决策。再细致一些:夫妻双方在各项开支——包括饮食、娱乐、交通等各方面——上的比例差异,也可以由前面提到的因素得到很好的解释。贝克尔当年名著中的许多猜想和推论,也在这一框架下得到了实际证据的检验。

总之,通过阅读这一部分,读者可以弄明白家庭经济学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进展:首先,大家为什么要结婚?书中不仅列出了相关的五种机制,还为每种机制给出了对应的模型和估计方法。弄明白了影响结婚的是哪些因素,我们也就弄清楚了影响离婚的是哪些因素。许多相关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现象:比方说,当房屋开支在总预算中占比急遽上升,而房屋又是“公共性”很高的项目,收入较低的年轻人的婚姻形态自然会因此发生变化——同居因此变得更加普遍。其次,书中还列举了影响家庭内部平衡的因素,并综述了每一因素对应的实证研究。其中许多因果关联,对我们理解中国现象也很有助益:例如,当地性别比上升时,男性在婚姻中的话语权会相应削弱。女方可以在婚前要求更多的转移支付;婚后,女性可能也会在家庭预算及家务分派方面握有主动权。借助原文提供的实证工具,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估算在婚内话语权及资源分配方面,每一因素具体影响幅度的大小。

“门有多当,户有多对” 婚姻匹配模式研究的新进展

第一部分仅仅讨论了个体为什么要组成家庭。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也相当重要:个体会如何选择自己的配偶?对不同特征的配偶的挑拣,同样会影响之后话语权的分配及家庭的相关决策。在这一问题上,匹配和搜寻是两套常用的工具。以匹配为例,这代表了这么一类模型:男女两拨人,彼此对对方有个排序——谁是自己的意中人,哪些是自己宁愿单着也不想嫁/娶的对象,等等。一个均衡的匹配解要满足如下特征:首先,每个人最后嫁/娶的,都不是那些“宁愿单身也不要”的备选者;其次,不能有两个没有匹配上的人,彼此都觉得对方比自己现在的配偶更好——这样的话,家庭就不“稳定”了。书中说明:在非常松的一类假设下,上面提到的稳定匹配都存在。此外,通过拓展此类模型,研究者可以深入探究影响择偶的项目,并模拟实际择偶模式的变化。比方说,通过一个比较复杂的匹配模型,他们估算了男女外貌特征与金钱间的替代关系:对男性而言,收入每上升1%,即可抵消自己BMI 1%的上升;对女性而言,BMI每上升1%,在择偶方面的负面效果相当于少受两年教育。结合婚介网站及速配平台积累的大量数据,相关的研究仍在进一步深入。

在这一章中,作者同样尝试了“贯通”不同的理论:前面提到的匹配模型,足以解释大多数家庭模式的变迁。比方说,将“公共品”这一点与匹配模型结合,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缔结婚姻的双方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与收入或教育低于自己的异性结婚,带来的互补效应明显小于与状况相近的异性结合。如果每一个体都在如此激励下做决定,“门当户对”就将成为均衡中的匹配结果。男女教育和收入的差异,也可由匹配模型得到解释:对女性而言,由于性别歧视的普遍存在,接受高等教育,自己未必能收回之前的投资。然而,考虑婚姻市场中自己因接受教育而“向上匹配”的可能性以后,深造就显得相当划算了——“努力成为护士,就会更容易嫁给医生”。此外,一旦部分女性开始接受教育,剩下的女性就会开始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这些因素结合,可以很好地解释许多国家持续的平权进程。在这一部分最后的两章中,作者成功地用类似的模型解释了近年来离婚及生育决策的变迁。和前面提到的现象及家庭内部决策部分一样,作者同样做了详尽的综述,并给出了相应的统计工具。

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掌握目前家庭经济学前沿的各项主要研究工具,并了解相关方向的重要研究。这既是一本出色的手册,又是优秀的自学教材。尽管书中涉及的材料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偶有少量发展中国家的材料),但其间运用的分析框架相当一般化:我们正在经历的,正是发达国家数十年前走过的进程;二者的相似之处并非偶然,背后可由相通的理论范式解释。对那些感兴趣于家庭议题及相关政策设计、而又乐意接受理性选择范式的求知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加合适的读物了。这部500来页的作品,堪称入门这一领域的“金钥匙”。当然,本书也有一些缺憾:除数据来源相对单一外,相比贝克尔的名著,这本书关注的议题更加集中也因此失之简略。诸如婚姻选择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其他物种的结偶模式、一夫一妻制以外的婚姻制度的存续与演变等非常有趣的题目,书中几乎都没有涉及;婚姻史部分讨论的缺失,让这本书缺失了几分读者可能本来期待的“厚重感”;此外,书中对部分数理细节的过分关注,可能会降低本书的阅读趣味;另外,经济学其实更多是解释边际上的变化,比如说什么影响了结婚率“上升”。有关爱情这类因素,很多时候是塞到类似“匹配质量”这种变量里,不去细究,有还是有的,只是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分析的重点,因为太难做。

(作者为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法律博士J.D.候选人)

家庭论 / 家庭经济学 / 公共品 / 比较优势 / 信贷 / 相互帮助 / 育儿 / 门当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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