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平均、公平与正义的逻辑关系
（一）平均的价值本质
平均的价值本质就是“单元素单系统的等额分配”。这种价值分配方式既不考虑价值投入情况与时间投入情况（即贡献大小），也不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如年龄、性别、健康、生活需要等），一律实行价值的平均分配。
（二）公平的价值本质
公平的价值本质就是“多元素单系统的等比分配”。这种价值分配方式开始考虑价值投入情况与时间投入情况（即贡献大小），也开始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如年龄、性别、健康、生活需要等）等，从而在更大范围、更深刻地实行平均。
（三）正义的价值本质
正义的价值本质就是“多元素多系统的优选分配”。这种价值分配方式着开始考虑元素与元素之间的竞争，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竞争，以“追求最大价值率”为原则，来选择元素，来选择系统，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刻地实行公平。
（四）平均、公平与正义的关系
公平是更广泛、更深刻的平均，正义是更广泛、更深刻的公平。
平均、公平与正义的逻辑关系如下图：
九、公平与效率的不同社会调控手段
社会性生产价值可分为社会分工、社会管理与社会意识三个基本层次。其中，规范化的社会分工就是经济；社会管理是关于社会分工的规则体系，规范化的社会管理就是政治；社会意识是关于社会管理的规则体系，规范化的社会意识就是文化。不同的社会性生产价值作用于不同的社会领域，而不同社会领域对于各种社会性生产价值有着不同的分配关系，从而可以集中体现社会对于公平与效率不同态度。归纳起来，社会对于公平与效率的调控手段可分为三大类型。
1、经济调控手段的特点是：“只顾效率，不顾公平”。广义的经济包括规范化的社会分工（即经济）与非规范化的社会分工。“理性经济人”的唯一目的在于追求最大利润率，而利润总量完全取决于投入经济领域的价值资源总量，与投入其它社会领域的价值资源量无关，经济领域不会关注与经济无直接关联的任何事物的价值变化，也不关注其它非经济类价值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与均衡性。因此，经济对于公平与效率的调控手段的特点是：“只顾效率，不顾公平”。
2、政治调控手段的特点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广义的政治包括规范化的社会管理（即政治）与非规范化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是关于社会分工的规则体系，其客观目的在于提高社会分工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效率性。由于公平的本质是全局性的、稳定的、可持续的、高层次的效率，而政治实现了对于社会分工的有序化、规则化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的全局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使效率开始走向了公平。因此政治对于公平与效率的调控手段的特点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3、文化调控手段的特点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广义的文化包括规范化的社会意识（即文化）与非规范化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关于社会管理的规则体系，是关于社会分工的规则之规则体系，其客观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管理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效率性。由于公平的本质是全局性的、稳定的、可持续的、高层次的效率，而文化实现了对于社会管理的有序化、规则化的管理，进一步提高了效率的全局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使效率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走向了公平。因此文化对于公平与效率的调控手段的特点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逻辑关系如下图：
十、平等制、精英制与公平制的价值动因
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有三种典型形式：平等制、精英制和公平制。其中，平等制就是根据社会成员的数量来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精英制就是根据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财富的不同贡献度来确定社会财富的分配比例，公平制就是根据每个人类主体具体的、客观的、差异性的价值需求，把社会财富进行均衡地分配。
1、平等制产生的价值动因。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时期，社会财富极其馈乏，而且价值层次很低，主要是食物类价值与温饱类价值，这一时期实行实行社会财富的平等制分配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动因：第一，人们采摘果实与捕获猎物过程中获取食物的数量具有很大的机遇性和波动性，而且，人与人之间在智力、体力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性很小（主要与年龄有关），每个成员对于社会财富的贡献度的差异性比较小，而且这种差异性又比较模糊而不稳定，难以根据每个成员对于社会财富的不同贡献度来确定分配比例，只能采用平等制的分配方式；第二，人的最低层次价值需要（主要是食物类价值）具有很高的刚性、通用性、独享性，如果实行精英制的分配方式，那些得到较少食物的“平民”将会因缺少基本的生存价值而很快死亡，而得到较多食物的“精英”，因多余食物在“边际效应规律”的作用下将会大幅度地降低其使用价值，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因此如果不实行平等制的分配方式，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第三，那个时期社会财富的价值形式少，价值的类型比较低级，平均分配也比较简单容易，不容易产生大的矛盾与冲突，所有成员都会各尽所能，基本上没有懒人，如果有懒人出现，不是被饿死，就是被同类打死，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方式不会对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产生较大影响。总之，这个时期社会财富只有实行平等制的分配方式，才能以使社会具有最强的生存能力。
2、精英制产生的价值动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各种价值事物的多样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社会关系的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这一时期实行实行社会财富的精英制分配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动因：第一，人脑的复杂度提高，人类能力的构成越来越复杂，智力、体力之间的差异度加大，人类种植农作物，饲养动物，所产生的价值收益具有越来越大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人们获取价值资源的数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不再具有很高的机遇性和波动性，因此每个成员对于社会财富的贡献度越来越清晰，从而为社会财富的精英制分配方式创造了条件；第二，价值形式的不断增多，价值层次的不断提高，而人对于高层次价值需要具有较高的弹性、特殊性和共享性，如果实行精英制的分配方式，只要这种分配不会造成严重的差异与悬殊，那些分配较少财富的平民，由于其基本的生存价值得到了保障，从而不会严重威胁其生命，而那些分配较多财富的精英，由于这些多余财富往往有着较高的价值层次，通常只会在“边际效应规律”的作用下，其使用价值将会有轻微的下降，从而不会严重降低社会财富的价值率；第三，精英制的分配方式，使社会财富的分配产生一定的差异度，可大大刺激人的劳动积极性，达到奖勤罚懒的目的，从而提高社会价值的运行效率，如果实行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懒人越来越懒，勤快人也越来越不勤快，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懒人。
3、公平制产生的价值动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殊是随着信息价值资源的大量增长，精英制逐渐暴露着越来越大的缺陷性，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社会信息的大量产生、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人类机体心智结构的复杂化程度提高，人类劳动能力的差异度越来越大，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很快，如果实行精英制的分配方式，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占有情况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巨大的消费水平反差，那些分得很少社会财富的平民，无法共享社会发展的基本成果，甚至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容易产生社会动乱，而分配很多社会财富的精英，在“边际效应规律”的作用下，这些社会财富的使用价值将会显著下降，从而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为此，必须从精英手里拿出一部分财富，补偿给平民，一方面使平民得到更多基本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使精英实际的价值总量并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社会财富最终的分配结果是，精英们所实际分配的社会财富比例要略小于他们的劳动能力的比例，或者说，精英们所实际分配的社会财富比例要略小于他们对于社会财富的贡献度的比例；第二，随着社会分工的快速发展，价值层次不断提高，价值的弹性与共享性不断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也在不断提高，精英在高层次价值的发展往往建立在平民的低层次价值发展的基础之上，精英们通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履行更多的社会义务，拿出了部分社会财富资助平民，可以使平民的低层次价值得到快速增长，从而为精英的价值增长创造必要条件，这样一来，精英所补偿给平民的社会财富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回馈，使平民与精英产生了互利互惠的结果；第三，精英所分配的社会财富将会有一部分通过世袭、遗产继承、婚姻、亲缘等方式向自己的子女、亲戚或朋友等相关人员进行转移，而这些转移财富的分配并不完全遵循精英制法则，使一部分人无论是否是精英，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就拥有比他人更优良的生存环境，并且没有任何生存竞争的压力和积极上进的动力，从而使社会财富出现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因此必须对精英制分配方式通过一定的社会法则来进行适当的平均化调整，以尽量消除精英制所产生的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格局。
由此可见，不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往往有不同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与之相适应。一般来说，平均制分配方式适应于社会生产力低级水平的社会历史时期，精英制分配方式适应于社会生产力中级水平的社会历史时期，公平制分配方式适应于社会生产力高级水平的社会历史时期。
十一、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
平均制分配方式所对应的社会思潮、政治主张与哲学思想就是民粹主义，精英制分配方式所对应的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就是精英主义。
1、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或平民主义）认为，平民的利益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或阻碍，而国家这个工具需要从这些自私自利的精英团体复原健康，用来改善全民的福祉和进步。许多民粹主义者曾经承诺过要移除“腐败的”精英阶层，并且倡导“人民优先”。民粹主义通常反对极权的精英份子，反对变质的代议制，力求让权力真正的掌握在普通公民手里，其最具特色的制度设计为：公投。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出发点。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做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
2、精英主义。精英主义认为一些特定阶级的成员，或是特定人群，由于其在心智、社会地位或是财政资源上的优势，应当被视为精英：这些精英的观点应当被更加重视；这些精英的观点及行为更可能对社会有建设性作用；或这些精英超群的能力或智慧令他们尤其适合于治理。精英主义通常把身份、地位、财产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精英主义的民主否认“人民主权”、“公意”、“共同福利”等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将民主视为一种方法或是一种程序，对民主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从人类历史而言，高度文明通常为上层精英所开启，因为上层精英通常不需担忧生存问题，而有余力去发展文化活动以致于高度的文化活动：文明。但这样的成果当然是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合作的结果。若无大众阶层提供生产服务，精英阶层如何能有余力发展文明。由此可知，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存在，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上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政治理论上，精英主义反对大众民主，主张精英治国。精英主义认为，民主制是骗人的把戏，根本不会成功，由于刻意去迎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民主政治常常发展成为所谓的“暴民政治”，只有政治精英才是民主政治的堡垒，佑护民主免于暴民政治，宣扬个人主义的英雄史观。
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不要民粹主义，但不能不顾人民；不要精英主义（或寡头主义），但不能扼杀精英；“大众”与“精英”在个人尊严与公民基本权利上应当平等。
十二、公平与正义的历史演变
社会事物及其价值特性总是处于不同的运动与变化之中，公平与正义的内涵也在不断的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动态性、关联性在不断地提高，许多社会事物的价值特性呈现着强烈的复杂性、动态性与关联性，公平与正义的内涵也呈现出较强的复杂性、动态性与关联性，具体表现在：
1、时代变迁。在过去被认为是公平或正义的事物，到了现在可能会变成不公平或不正义的事物。例如，把战争俘虏杀死并吃掉，在野蛮时代可能被认为是正义的事，但到了现代社会，就变成了惨无人道的事。
2、环境变迁。在这个环境条件下被认为是公平或正义的事物，到了另一个环境条件下可能会变成不公平或不正义的事物。例如，杀死强盗、为民除害，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可能会被认为是正义的事，但到了法制健全的社会就变成了非正义的事。
3、领域变迁。在经济领域被认为是公平或正义的事物，到了政治领域或文化领域可能会变成不公平或不正义的事物。例如，资源消耗型、环境破坏型企业的经济行为在经济领域往往被认为是正义的事，但到了政治领域或文化领域就变成了非正义的事。
总的发展趋势是：公平与正义的内涵不断扩展与深化，公平与正义的形式的不断丰富。
参考资料：
1、统一价值论，仇德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
2、数理情感学，仇德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
3、情感机器人，仇德辉著，台海出版社，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