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给出一些线索：为什么多样性的世界观有助于解决诸如破解恩尼格玛密码这样的问题。先来考虑一个与破解另一种形式密码有关的问题。本书第2部分考虑将多样性应用于解决问题、做出预测和进行选择时，也会用到这个例子。
一群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对一组对象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对象A的数量等于对象B的数量，对象C的数量等于对象D的数量。现在暂且不用考虑A、B、C、D到底是什么。关键是可以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做些什么？要怎样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呢？先来看看不同学科会给这样一个事实戴上什么样的“学术帽”，再看看可以用它来做什么。
我们可以像几何学家那样去思考，想象那些字母分别代表矩形的一条边（见图1-1）。如果将这个矩形的两条长边分别标记为A和B、两条短边分别标记为C和D，那么就可以利用矩形对边必定相等的性质。这样，就解释了我所发现的事实。当然，在这一步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矩形，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想法：不管发现的是什么东西，它都可能是一个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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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几何学家的视角
或者，也可以假设我们是经济学家（见图1-2），这样的话，可能会认为A是某种商品的供给量，B则是需求量。或者也可以推断A是某种商品的价格，而B是其边际成本。也可以认为A是某种投入的价格，而B是其边际产品。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都有某种“力”使这些数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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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经济学家的视角
或者，也可以把自己想象为一名化学家（见图1-3）。于是可以推测，某种化学反应产生的分子含有相等数量的A和B以及C和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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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化学家的视角
又或者，可以想象自己是物理学家（见图1-4）。那么可以推论A、B、C、D是一些必须留存下来的属性，比如说既不能失去也不能获得的能量或者物质。
图1-4 物理学家的视角
最后，还可以想象自己是戴着漂亮小眼镜的时装设计师（见图1-5）。这样的话，可能会认为A是穿菱形花纹毛衣的人的数量，B是穿蓝色牛仔裤的人的数量，C是穿短裤的人的数量，D是穿褪色T恤衫的人的数量。如果每个穿着毛衣的人都穿牛仔裤，穿着T恤的人都穿短裤，那么A=B，且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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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时装设计师的视角
所有上述可能的视角都嵌入了某种基于训练和经验的智能。而且，每一种看待问题的视角都只在某些情况下有用，在另一些情况下没有什么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多样性视角的作用，再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著名分子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两人在一起“拼凑”出DNA双螺旋结构的背后是长期辛苦的工作和许多的“死胡同”。要走出这些“死胡同”，需要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提出新的视角。下文中将这种“死胡同”称为“局部最优点”，也就是那些在你进一步深入探索之前看上去相当不错的视角。有一个被许多人忽视的查格夫法则（Chargaff's rule），即一个细胞核含有相等数量的腺嘌呤（A）和胸腺嘧啶（T），以及相等数量的鸟嘌呤（G）和胞嘧啶（C）。化学视角是看待这些规则的“自然”方法，也就是认为它们是通过细胞中的某些化学反应等量生成的。但是有一天，克里克突然以时装设计师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将腺嘌呤和胸腺嘧啶、鸟嘌呤和胞嘧啶分别配成对。这种配对在DNA的螺旋梯子中形成了“梯级”。现在回想起来，这种配对的思想似乎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当时，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克里克的配对思想最令人惊奇的一点并不在于它提供了解决方案，而在于它解决了第二个难题：配对揭示了DNA是如何成为生命基石的。为了说明这里面的工作机理，在这里利用时装设计师的视角，不过用长裤（T）代替蓝色牛仔裤（B），并假设所有褪色的T恤衫均为绿色（G），以便有适当的字母可用（A=T，以及C=G）。
现在试想一下：很多人排成了一个长队，其中一些人穿着毛衣和长裤，另一些人则穿着绿色的T恤衫和短裤。可以用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代码来识别每一个人。AT是一个穿着毛衣和长裤的人，而GC则是穿着绿色T恤衫和短裤的人。为了描述整队人所穿的服装，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列表：AT、AT、GC、GC、GC、AT、……但是这样做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根本不需要用两个字母来识别每一个人。如果知道一个人穿什么裤子，也就知道他穿什么上衣了，反之亦然。因此，只需要识别出每个人穿的其中一件衣服就足够了，可以通过逻辑推理来补上剩余的另一个字母。例如，根据单件服装清单A、G、T、C、T、T、A、C就可以推理出完整清单AT、GC、AT、GC、AT、AT、AT、GC所需的全部信息，因为毛衣始终与长裤配对，而绿色T恤衫则始终与短裤配对。
这也就解释了细胞是如何繁殖的，这似乎很难令人相信，但是事实确实就是如此。当双螺旋分裂开时，每一半都包含了足够的信息来重现失去的另一半。每个A可以与一个T配对，每个C可以与G配对……以此类推。单链DNA可以被认为是“半穿衣服”，不过幸运的是，细胞化学过程能够通过适当地匹配底部与顶部、顶部与底部来重建完整的双螺旋。
在今天，利用现代电子显微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揭开DNA结构的奥秘。但是克里克和沃森当年可没有现代电子显微镜。他们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英国物理化学家、晶体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拍摄的一些相当模糊的照片。富兰克林没能分享诺贝尔奖，不是因为她是一名女性，而是因为她在克里克和沃森获奖的时候已经去世了。克里克和沃森的理论是一个不朽的科学成就，它需要多样性的思维。克里克和沃森两人都是白人男性科学家，但是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多样性的。如果说一个人本身的认知也可以是多样性的，那么克里克就是这样一个人。克里克接受的学术训练涵盖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尽管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沃森则拥有动物学博士学位，而且他是一个神童，很年轻时就成了鸟类学家，在研究病毒之后痴迷于DNA。
如果克里克没有遇到沃森、沃森没有遇到克里克，DNA结构这个难题能否解开？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能。科学史家公认，勤奋工作和多样性的技能是沃森和克里克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他们充分利用了两人多样性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两人共同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两人分开时能够取得的成就。用美国著名思想家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来说吧：“这里是1+1=12的一个例子！”5
1+1怎么会等于12呢？要理解这种奇妙的数学，需要更多的形式。这就是说，要开始进行构建框架和模型这个更难也更能令人满意的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