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法庭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主要取决于法官的目的。如果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率——比如他们关心公正、公平，或者其他抽象的法律标准——那么经济学分析的贡献就相当有限；但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率，他们就可以从科斯定理以及由它发展出的学问中获得许多建议。法官往往会明确表达他们在意行为造成的经济后果，而经济学家也相信，类似的考虑应该在英美普通法系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位对此相当热心的法官，向经济学家寻求建议。
首先，我们会提供一剂预防针：如果双方同意协商，你的裁决根本无关紧要，而且无论你怎么裁决都不会出错。后续协商将使双方达成最有效的资源重新配置，那与你的决定本身完全无关。
其次，是一个提醒：做出裁决时不要只看谁错了。即使你认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它并不意味这是导致最佳效率的裁决。损失的成本应该由较容易挽回损失的一方承担，而非常识中认定的“恶人”。
第三，是一声叹息：判断哪一方能够较容易挽回损失不是件容易的事。假设你在法庭宣布，铁路公司为火花造成的损害负责，除非农夫在挽回损失时支付的成本较低，否则你认为农夫真的会使用较便宜的方式来防止损害吗？当然不会，除非你既是农业专家，又是铁路专家，否则根本不知道该将担子放到谁的身上。
第四，是一则建议：尽可能让双方的协商顺利进行。如果他们可以协商，我们就能回到你怎么做都不会错的情况中。
让我用一个例子将问题拓展得更深入一些。这个例子并非包括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重要因素，我只是用它来说明观点。
煤矿工人总是饱受工伤困扰，除非矿主安装安全设备，否则工伤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就无法得到改善。根据科斯定理，是否安装上述设备与矿主是否该为矿工受伤负责是两回事。
如果安全设备价值5000美元，它可以预防价值8 000美元的医疗费，将为医疗费买单的矿主就会安装设备。如果矿主不需要支付医疗费，他还是会安装设备，因为矿工会支付给他约7 000美元让他这么做（实际上，它的支付形式可能是员工愿意接受较低的薪水）。[7]
因此，从安装设备的角度而言，无论法官如何裁决都不会出错。
然而，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事故：矿工在井下作业时更加谨慎。如果他们要为自己的医疗费负责，就出现了谨慎行事的诱因。但如果付费的是矿主，而不是矿工呢？
一方面，你可能会认为如果矿主包办员工医疗费，矿工干活时就不会那么小心谨慎；另一方面，你可能还记得科斯定理：矿主可以提高矿工工资，让他们干活时小心点。矿工有多小心恰恰反映了他们该为自己所负的责任。
如果“安全奖励”存在可行性，问题就可以解决，但它会导致另一种矛盾：矿主每天多付给每位矿工10美元，要求他们在井下工作时多留意。矿工收了钱，下潜到矿主不可能身临其境的深井，照样马虎行事，就如谈判从没发生过。这么一来，吃亏的就是矿主。
在这个例子中，双方达成的共识不具备可行性，因为矿主不可能监督矿工的行为，于是科斯定理失效了。矿工的确改变了自己的行事方式——甚至更加铤而走险——因为有人会为他们的医疗费买单。
现在，让我们设身处地站到法官的位置。他不知道安全设备的支出成本是否合理，也不知道能预防多少事故，因为他没有采矿经历。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不知道安全操作所付出的成本是否合理（因为他无法估算矿工自我保护的金钱价值）。
然而，他并非一无所知：如果矿工自己支付医疗费，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如果谨慎操作是有效率的做法，他们会自愿这么做。不仅如此，如果安全设备有效，他们还可能付钱要求矿主安装。但如果医疗费由矿主承担，只能解决一半问题。如果安全设备有效，应该安装这些设备——这没有改变，但矿工不可能谨慎操作，因为它需要具备可行性合约的约束。后者需要矿主的监督，但矿主根本办不到。
这个简单例子的寓意在于，让矿工自行承担意外的代价，从而节约了所有规避意外的成本。它更深层次的寓意在于，法官应该在裁决时尽可能考虑怎样为后续协商创造最大空间。法官并非无所不能，他们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双方谈判推翻的裁决，只有涉事者最清楚自身行为的代价与好处。
经济学家的建议是，法庭根本不需要计算成本与收益，因为私下谈判总会得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法庭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将责任判给谁才会在最大程度上促成谈判的进行？或许我们并非总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答案，但找到正确的提问方式往往是好的开始。
[1] 取决于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布里奇曼可能在离开时只需支付101美元，或者斯特奇斯将199美元收进自己的口袋。
[2] 虽然法庭判断一方拥有权利，但并未给予它全面保护。其他主体可以做出侵害该权利的行为，但必须向权利所有者做出相应赔偿。——译者注
[3] 考察问题的最佳方式或许是认识到，可以同时令糖果厂和诊室的共同利益最大化。毫无疑问，双方可以达成一致安排，再分享收益。不管我们为了利益分配怎么吵到天翻地覆，我们都同意大饼摊得越大越好。
[4] 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个经济主体（国家、企业或个人）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另一个相应经济主体，却没有给予相应支付或者得到相应补偿，就出现了外部性。——译者注
[5]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6] 再强调一次，问题的关键是意识到存在共识，农民和铁路公司的共同利益可以最大化，这样他们就可以达成共识。
[7] 相反，如果上述设备只能预防价值4 000美元的医疗费，就不会有人愿意安装，不论该为此负责的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