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尼塔在艺术上很有天分。20岁那年，她被纽约的一所艺术院校录取。她没想到父母竟然同意她去那儿读书。（“我想，他们是担心如果阻烧我，就会彻底失去我，安尼塔回忆道。“我还觉得，他们认为不出六个月，我一定会逃回来。”）就在她快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备受教民爱戴，安尼塔视做大姐姐或者第二位母亲的教会成员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对安尼塔来说，这场飞来横祸在她的信仰上敲开了一条可感可知的裂缝。“她代表了耶穌想要传递的一切美德。而且她好不容易心想事成：有丈夫，还有三个小孩——她死的时候才30岁。我当时悲愤交加，我还记得当时教堂里歌声和掌声一片，根本没有悲痛悼念的余地。每个人都说着‘哦，现在她回到真正的归属地了’之类的话，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觉得：简直是一堆屁话。”
安尼塔动身出发，搬到了纽约。在那儿她邂逅了一名男子，我们权且将他称为一名虔诚的无神论者。就如同其他人笃信上帝一样，他的无神信仰也塑造了他的道德观和世界观，以及他的圈子——他的家人和许多朋友也和他一样是无神论者。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的是，安尼塔和他坠入爱河。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她开始排斥从小耳濡目染的新教，并渐渐接受了他的世界观。尽管这个转变看似突然，但在她的回忆中，“这个过程来得并没有那么难.我得到了这些无神论者的支持，他们个个聪明、通达人情。和这样一群对世界充满好奇、敢于提问的人们待在一起，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新鲜无比。”
后来安尼塔和男朋友分手了——从这时起，属于她的犯错故事才真正开始。通过与这个无神论者及他的圈子的相遇，安尼塔迎头撞上一个与她从小接受的信仰体系截然不同的体系。夹在这两大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世界观中，这简直就是前文库恩提出的范式冲突——最终，她选择了男友的无神论。但当他们分手之后，当时支持她做出这个选择，并且让这个选择显得有利且合理的体系也随之坍塌了，于是她的整个信仰体系也随之灰飞烟灭。然而，如今要想回归到曾经的家庭信仰也为时已晚。曾经的家庭信仰已经千疮百孔，与她眼里的世界和内心的呐喊也格格不入。
IOOO年前，波斯哲学家安萨里恰恰也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在谈起一旦与信仰决裂便无可挽回时，他写道，“一且摈弃了旧日的信仰，人们便再也不会想重新皈依，对其俯首称奴>因为做一名忠实奴仆的先决条件是其本人并未意识到自己奴仆的身份。”“但当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信仰站不住脚的时候，”安萨里又接着写道，“他原来的耿耿忠心就如同被震碎的玻璃杯一般，成为一地无法修复的烂摊子，再也不能靠修修补补重新拼凑起来。”他最后总结道，“相反，它只能浴火重生。”①
“浴火重生”，真是一语中的。安尼塔从小就畏惧“地狱”（这在她看来是真实存在的），而现在她发现自己跌进了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地狱。她谈及分手后的情形，“我的生活简直糟糕透了。”她再也不相信儿时的信仰了，但她却不知道没有它自己该如何过活，并且也同样不知道自己该信仰些什么。她在无意间与一种信仰决裂一一这—信仰确实庞大而重要，包罗万象——然而，当下她却没有能取而代之的信仰：这一切便构成了“百分之百错误”的先决条件。她发现自己正陷入其中，抽身不得。并不是单单抛弃了基督教，并不是单单拒绝了无神论，并不是在过去犯了错，而是一错着。这一秒错着，这一刻错着，下一秒还是对不了。
这个不为人知、循序渐进的犯错经历究竟是怎样的呢？“我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词安尼塔告诉我，“就是恐惧。长期的恐惧，我是说，没日没夜地感到恐惧。我记得我会一边感到发自内心的惊恐，一边洗着衣服。”她同时也证实“犯错”的体验有时和发疯没什么区别，“我知道，这听起来肯定有些极端，但是我真的快到发疯的边缘了。当你谈论宗教信仰的时候，你谈的是对世界的整套理解。当你开始质疑它的时候，原来的坚定开始退去，面前只有内心的混乱——这是一场为人生而厮打的苦战。它让我彻底失去方向。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就像个在曼哈顿中心迷了路的幼童。”
小孩子独自一人站在地球上最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方，这是我在写这本书时经常思考的景象，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思量回味。我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它，
① 作者注：在另一个不那么尖刻辛辣的翻译版本中，译者将“俯首称奴”译为“盲目相信”。但不管是哪种译本，安萨里的论点在本质上就是“正确约束”理论的重申。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相信某一观点并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我们就无法再相信它了。是因为它将犯错经历中那么多难以捉摸的体会都囊括其中。我们突然意识到世界之大、天地之广，而自己身在其中渺若蜉蝣，茫然不知所以，不堪一击。惊慌、痛苦、愤怒——这就是我们亲临其境时做出的第一情感反应。我们还会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或手段重新找回原来的世界。另外，百感交集中我们还有一种莫名蒙冤的愤怒和哀恸，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不该在这儿，定是某个冷酷无情或马虎糊涂又无比强大的存在将我们遗弃，由我们自生自灭。（想想看，如果你丢失的正是对上帝的信仰，那你的感受必定会更加糟糕：因为上帝的职责就在于担当成年人心中的家长：天父，在天之父。）
安尼塔构想出的这个迷路幼童的意象还捕捉到了“百分百错误”的另一面。在极端错误面前，变得动摇、未知和陌生的不仅仅是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自己。无怪乎极富创见的错误行为学家詹姆斯?萨利在1881年写道，“我们周围环境发生的任何剧变，都会引发些许自我身份的迷失。环境剧变不仅仅会给我们的情感和观念带来巨大改变，由于自我认知的本质即本体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其中一方的任何巨大变革，都会让另一方的认知变得混淆不清。”8年后，社会学家海伦?梅里尔?林德发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因为对自我和外界的信任是共同发展的，她写道，所以对自我和对外界的怀疑也是密不可分的。”这一切安尼塔都再熟悉不过：她将自己与过去的决裂形容为，在某种程度上，“一种对自我身份的深刻吊唁。”
如此一来，当我们陷入错误的深渊时，我们会迷失两次：一次是对世界的迷失，另一次是对自我的迷失。尽管这过程听起来颇为痛苦，但它也能充当我们的救星。这也是独自站在纽约街头的小孩这一意象带给我们的启示。大错特错的经历让我们返老还童，这种方式有些难以接受，但却也是最好的途径。我已经谈到了它带来的磨难：我们变得渺小、胆怯，牺牲了部分的自我认知，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归属感。但是，倘若把一个小孩儿放在时代广场的中心，不管他走没走丢，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抬头张望，目瞪口呆。同样，我们中绝大多数人最终都会从错误带来的绝望中抬起头来，体会到一种类似于孩童面对广袤神秘的世界时发出的惊叹。最终，我们也同样会收拾行装，探索那片宏大的新世界——不仅是外面的世界，还有我们内心的世界。事实上，我们从“犯错进行时”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还得不断地成长。“我和男友分手后的那段日子简直黯淡、凄凉得让人难以置信，”安尼塔-威尔逊回忆道。“但它同样也是一种奇妙的探索与学习。在那之前，我一直沉浸在别人的身份里。而现在，我真的觉得我在做我自己。这听起来老套极了，但如果没有这段迷失自我的历程，我根本就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
这就是错误的百分百体验的意义。它剥去了我们全部的理论外衣，包括我们对自我的理论。这要是真的发生了，一点也不好玩——我们有一种被抽丝剥皮之感，觉得自己彻底暴露在外——话虽如此，它的确让一件极其罕见的事情发生了：真正的改变。一路读至卷尾，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每次错误发生时我们都能察觉——要么让它的发生放慢速度，将其延长，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把它压缩到数秒之内；要么让它加快步伐，加以压缩，而不是使其延续数年乃至数十年——我们一定会发现，毎次错误的核心都是改变。这就解释了我们讨厌错误的原因，因为我们中绝大多数人起码是不喜欢改变的。它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百分百错误”的地带会困难重重、沸腾激烈，充斥着情感起起落落的戏码。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一个精神施工场地，一地的坑坑洼洼，散落着落锤和起重机：这就是我们毁灭和重建自我的地方，这就是大地坍塌的尽头，“所有的梯子起始之处”。
因此我们要么在犯错的深渊里挣扎，要么一跃而过，要么用时间来淡化。不过，无论我们如何选择，最终都是殊途同归：我们从“相信”走到“不相信”。想想我们迄今为止读到的全是我们有多么讨厌犯错，有多少力量合谋让我们自以为正确，但我们最终确实完成了这个转变，真是堪称奇迹。虽然谈不上频繁，我们偶尔还是能够改变：一定有某种力量以某种方式把我们从高髙在上的自以为是中推搡出来，使我们如梦初醒。伴随犯错而来的最基本的挑战，就是弄明白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以及，它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又会怠工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