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好演戏对不起观众”
相比凹学霸人设的翟天临，没有文凭的葛优，一路走来凭借演技、艺德在演艺圈立身。
葛优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曾经还是个猪倌。现如今他是中国影坛第一位戛纳影帝，也是颇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之一。他饰演的小人物贴近生活，不愠不火、“冷面热心”的幽默风格尤其受到观众喜爱。
葛优出身于艺术之家，母亲施文心是编剧，父亲葛存壮是演员，但葛优在正式走上演员的道路之前，在全总文工团跑了十年的龙套。虽然只是龙套，但葛优跑得很“较真”。
有一次，葛优要饰演一个没台词的配角，可是登台前，他发现鞋上有块白漆，于是对领导说要换双鞋。领导摇摇头：“不用，你只是站在最后面的配角，谁会注意？”但葛优还是撒丫子跑到后台换了，搞得上台时大汗淋漓。领导当时就说：“这小伙子呀，早晚要成事……”
葛优形容自己从小就有点“蔫”和“缩”，显然算不上表演天才，更缺少专业的知识背景，他的演技是下了苦功夫的磨练和钻研。
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百姓。葛优去菜市场买菜，有时拎着菜就走不动了，光顾着看人家怎么讲价；偶尔去超市，他会饶有兴致地停下来看别人怎么挑鱼配材料；去饭馆吃饭，他都会留意别人吃饭的样儿，夹菜啊、盛汤啊，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说：“我觉得就是需要多观察。刚做演员的时候，老师说要观察生活，便于自己在小品中练习嘛。”
成名之后，葛优挑戏越来越谨慎。无论饰演什么角色，他必先看一遍剧本，坏剧本拒演，自己无法驾驭的也不演。他常告诫自己：“演员要‘诚’，你红了，要本分；不红，也要本分。自己是观众捧出来的，如果自己不好好演戏、演好戏，就对不起观众。”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没有人苛求一位文艺创作者必须拥有高学历专业背景，艺术也确实很难与学术完全挂钩。但对于一名演员而言，恪守职业道德，用心演戏，向观众奉上一部部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才是一位演员的要务。
葛优给观众留下了很多印象深刻的角色：《甲方乙方》里的自由职业者姚远，《没完没了》里的出租车司机韩冬，《编辑部的故事》里油嘴滑舌的李冬宝……以小人物居多。
许多媒体称葛优为“平民影帝”，因为他既能穿上戏服做影帝，也能脱下戏服做一个世俗里的普通人，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陈凯歌曾经讲过这么一件事，拍完《赵氏孤儿》后，他和陈红、葛优一起到酒楼吃饭，大家都喝了些酒。散席后，仨人走出来时被人认出来，有影迷跑过来打招呼，聊了几句，陈凯歌夫妇出门上车了。在车上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发现葛优怎么还没出来。回去一看，原来，葛优和那桌素不相识的影迷们又喝上了！
葛优不仅有好观众缘，圈子里也是出了名的好人缘。与他合作过的工作人员都说，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葛大爷”发火。他自嘲这是因为“胆小，没脾气，闷骚型”。当别人捧他为影帝时，他又调侃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戏子”，逗大家乐而已。
三十几岁时，葛优几乎包揽了各项电影大奖的影帝，百花奖、金鹰奖、金鸡奖……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名利，葛优也有过一段时间的“飘飘然”。父亲葛存壮对他的艺德影响很深：“你现在有名了，更要讲究对人的规矩和礼貌，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东西。”
葛优很受用：“演员，在生活中没有理由不像人。整天趾高气扬、摆谱比阔，实在没必要。”如今，葛优不上真人秀，也不写微博，心里牢记着父亲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刘慈欣《三体》中有一句金句：“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傲慢和虚荣往往是在我们察觉不到的时候，就变成我们意识的一部分，最后却发挥毁灭作用的力量。这是人性弱点所致。而身在纷繁的演艺圈，明星们确实要比普通人面对更多的名利诱惑。如何不被利欲熏心，坚守本分，不忘初心，无疑是值得所有文艺工作者思索的课题。
“人活得简单一点才高级”
如果说葛优的人生哲学是本分和谦逊，那么陈道明屹立影坛靠的则是为人低调和做事有原则。
与葛优一样，陈道明也是从跑龙套做起，七年，在天津人艺的舞台上，他一句台词都没有。
但这并没有消灭陈道明对表演的热情。曾经在一个仅有二十分钟的独幕话剧中，为了演好工人这个小角色，陈道明在炼钢厂，待了足足三个月。
因为出演电视剧《末代皇帝》中青年溥仪一角，陈道明一夜成名，之后又演绎了很多经典作品，如《康熙王朝》《楚汉传奇》《归来》等。如今他更是当选了中国电影协会的主席。
圈里圈外，陈道明最为人称道的，除了高超的演技，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还有他的人品。
他曾经说过一段很让人敬佩的话：“这个世界不是你的世界，不是说你成功了，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觉得做人的最高意境是节制，而不是释放。所以我享受这种节制，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释放是很容易，物质的释放、精神的释放都很容易，但是难的是节制。”
节制，是陈道明一以贯之的处事态度。
陈道明曾于钱钟书《围城》中，将那个玩世不恭、酸腐气息浓郁的文人方鸿渐，演绎得入木三分。钱钟书先生在看了全剧后，赞扬：“陈道明让我看到了活的方鸿渐，表演传神。”
凭借这个角色，他荣获了第七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和第九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
事业鼎盛之时，陈道明也“狂”过。
好在与钱钟书先生的相识，对他影响很大。他曾经在访谈中回忆：“钱家唯一响的东西就是药罐子，在钱家能闻到的是书香。所以那时突然感觉到在这种文化老人面前，你的摇头晃脑啊，自以为是挺可怜的，因为那个时候正是自己觉得自己像个人物，突然感觉人家是真正的文化人，我们只是饰演文化的人。”
为了调整自己的状态，陈道明曾经离开了演艺圈七年。
急功近利之风，在演艺圈刮得颇盛。由此，大红大紫之时，不过度消费自己，反而躲起来自我修整，这在演艺圈不仅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更是极少人可以抵达的一种境界。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喧嚣混沌之中，陈道明守住了自己。
他去弹琴，读书，写书法，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厚重，也更加从容。多年的自我修炼，让季羡林大师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的文学水平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
陈道明书画作品
复出后，他接片依旧谨慎：“剧本不行，给再多钱我也不拍。”可一旦遇到好的剧本，他就自告奋勇，自降片酬。汶川地震后不久，得知《唐山大地震》在筹备时，一向冷面示人的陈道明，却主动找上了导演：“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费去演。”
对于娱乐圈的乱象，他拥有一位知识分子的“敢怒敢言”：很多明星为玩票电影站台时，他说这不是电影，这叫抢钱；越来越多明星称“压力大，借毒减压”，陈道听不下去说：“谁没压力？你有老百姓压力大吗？你比老百姓挣得多、社会关注度高，非说有压力，也是想出名、想风光的压力。”对于新生代人气演员，他同样直言不讳：“衡量你成功与否的不是你能拿多少钱，而是你是否对得起观众。”
历尽铅华，生命终究会回归清净和本真。演艺圈一味追逐的“人设”也不过是一层包不住火的纸。即是如此，不如像陈道明说得那样：“人活得简单一点才高级。”
艺品、人品的内在统一
艺术的本质是创造审美，传达真、善、美。艺术更有感染人、教化人的功用。
在中国的艺术审美中，尤其强调艺品和人品的内在统一，所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盛德之士，文艺必众”；“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艺术表现美，艺术作品为人所创作，人品势必会影响到艺品。这也就无怪乎，人们常常能从文艺作品内在的气韵风骨中，看到艺术家身上的精神品格和思想气度。
近日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凭借《地久天长》摘得影帝的王景春，曾经是百货大楼里卖鞋的销售员。后来因为结识了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朗辰，在跟着朗辰导演学习了两三年后，王景春去报考了专业的艺术院校。因为超龄，上海戏剧学院以特招的形式留下了王景春。
翻看他的演艺履历，会发现，原来他已经饰演了那么多底层的小人物。
《地久天长》剧照
他是《我11》里的父亲王伯驹；《警察日记》里的警察郝万忠；《白日焰火》里的干洗店老板；《盗墓笔记》里的三叔；《黄金时代》里的老黄……
王景春在《地久天长》里塑造的刘耀军一角，一连失去三个亲生孩子，但依然用自己的方式爱着收养的叛逆养子和间接造成他家庭悲剧的干儿子，经历中国剧变的几十年，用单薄的男人脊梁支撑着一个家庭。
几乎在每次饰演一个角色的时候，王景春都会把整个身心投入进去。在接到王小帅导演电话之后，王景春就开始拼命减肥。因为剧中角色年龄跨度很大，要从20多岁演到60多岁。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人应该瘦一些，为了最大限度贴近角色，王景春就用一个月的时间将体重从84公斤减到69公斤。而类似的经历，他已经记不起有多少次了。
他是个戏痴，杀青三个月后，王景春依然常常梦到拍戏的场景，他说刘耀军在他身上驻留的时间太长了。
创作主体的人格精神、审美理想，影响创作风貌。葛优的本分、谦逊，让人更加相信他塑造出的诸多接地气的小人物角色，而陈道明的节制和傲骨，也每每从一个个大气凛然的角色中扑面而来。
演员塑造角色，某种意义上是将自身个性中的某一部分放大。而王景春出演的这些真实可感、经得起推敲的人物角色，无论正邪，或多或少都能影射出演员自身所具备的勤恳、质朴、敦厚的人品。
虽然王景春没有亮眼的外形条件，“戏红人不红”，可向来低调的他愿意埋头耕耘，默默塑造出一个个经典形象，而将自己藏身于一个个角色之后。
诚然，文艺界同样有“文未必如其人”的争论。比如钱钟书先生就认为，人格与文格不是一回事，不能一味地以文观人，因为文也可以饰伪，生活中既有言行一致、文如其人的现象，也有言不符行、文不符人的情况。
但无论如何，作为当代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公众人物，拥有着普通人不具备的优势地位，占有更多的公共资源，被放大的言行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公共利益产生影响。所以，他们理应在良好的专业素养之外，树立高尚的人格修为，重艺德，留清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就像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父亲对他说的一番话：“获奖之前，你和别人平起平坐；获奖之后，你比别人矮半头。”
撇开公众人物的身份不说，博士，是人类能够授予的最高学位，顶着这一头衔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承载着社会对他的“高信任，高期待”。“学术不端”问题牵扯到的，也不仅仅是个人诚信问题，更是公众信任危机，以及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长远来看，文艺工作者的人品，关乎着能否在从艺之路上走得更长久，更稳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