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十分珍视他们的智力。大脑仅占全身重量的3%，却动用了全部供血量的20%和供氧量的25%。而且与其他灵长类不同，我们会牺牲其他的肢体部分来优先满足脑部的供血和供氧。
智力带来的变化之一是文化的进步。不同于被动地等待基因进化，人类能够主动通过传递技能和思想来提高生存能力。通过延续优秀的生存思维而丢弃失败的生存思维，文化基因可以被逐代相传。人类虽然不是教导子女的唯一物种，却将教育提升到了新的层次上。这从某种程度上带来了防御手段的百花齐放：欺骗和隐瞒；武器、甲胄和盾牌；攻击协作和防御战术；不断进步的锁具；火药、炸药、枪械、巡航导弹和其他一切会“砰”的一声爆炸的东西；保安、佣兵和警察；职业罪犯；存储指纹、胎痕、脚印和DNA样本的法医数据库，等等。
不仅是智力让人类与众不同，另一件人类独有的东西是社群化的延伸。诚然，还存在着其他的社群化物种，比如其他灵长类动物、大多数哺乳动物以及一部分鸟类。9但人类已经将社群化水平提升到了完全不同的层次，并随之产生了各种新的有关防御的考虑：关于不断扩大的种群数量，关于潜在欺诈与识别欺诈，关于个人与他人信誉的考虑，关于对立的攻击集团和随之需要出现的防御群体，以及承认针对潜在攻击实行先发制人的安全措施和针对既存攻击开展防止重犯的事后处理的需要。
某些科学家认为这种成长的社会化实际上促进了人类智能的发展。11权术主义智慧理论（有时也被称为社会脑假设）认为我们进化出智慧主要是为了应对他人的欺骗。尽管“权术主义”一词出现较晚，它是尼古拉斯·汉弗莱（Nicolas Humphrey）首先提出来的。汉弗莱通过观察发现野生大猩猩的生活方式十分简单，有着充足而易于获取的食物，几乎没有天敌，每天除了进食、睡觉和玩耍外几乎无所事事。这与它们在实验室中表现出的惊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相符合。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在野外生存这么简单，那么它们变得如此智慧和聪明的进化优势又是什么呢？汉弗莱的观点是，灵长类动物变得智慧而富于创造性的首要原因是需要应付与同类的生活中的各种复杂情况。换句话说，我们进化出智力不是为了战胜自然，而是为了与同类匹敌。
不仅如此，随着生活变得更加社会化，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不仅要配合对方，还要保证别人也会配合自己。这就涉及理解对方，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在这点上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我们都是社会性的哺乳动物，大脑高度进化从而适于考虑他人。理解他人的想法（他们知道什么以及想要什么，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准备做什么）对我们的生存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的大脑始终脱离不了与人有关的思考。我们琢磨别人和他们的意图，谈论他们，寻找并记住他们。
这个观点带有进化论的色彩。当你需要面对自然界带来的威胁时，智慧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求生专长，但智慧在生存层面更大的价值则体现于面对其他智慧生物的威胁的时候。一个聪明的对手与愚钝的对手相比，可以说根本是不同的动物。聪明的攻击者更具适应能力，能够了解它的猎物，并且可以制定长远的计划。一个聪明的对手可以预测你的抵抗行为，并将它们考虑进自己的计划中。如果你被一个聪明人攻击，最有用的防御手段就是也成为一个聪明人。我们祖先的智力不断进化，这是因为他们身边的人逐渐变得聪明，而他们能够比得上别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变得更为聪明。12这就是红皇后效应的一个实例。
在灵长类动物中，施行欺诈的频繁程度与物种大脑皮层的大小直接相关，而大脑皮层是哺乳动物大脑中用于“思考”的部位。这就是说，拥有越大的脑，行骗的才能也就越高。人类大脑的皮层大小是进化学上最相近的物种的4倍。我们大脑厚度的80%都是皮层，而最接近我们的物种的这一数字是50%，非灵长类哺乳动物则只有10%～40%。13
随着我们大脑皮层比例的增长，社交活动的复杂性也越来越高。灵长动物学家罗宾·邓巴研究了灵长类动物的社群大小。邓巴对38种不同的灵长动物进行了测试，他发现大脑皮层的大小与动物社群的大小相关。他提出人类社群的平均大小是150人。14这被称为邓巴数，即我们可以亲自维持关系的人的数量，这里仅指那些我们可以记住他们的由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密切的人。15当然，这仅是一个平均数字。每个人实际能够维持关系的数量或多或少。这个数字在人类社会中相当常见：它大约是新石器时代一个农业村庄的人口数；是赫梯族分割聚居点的人数；是从古罗马时代到今天职业军队基本单位的组成人数；是圣诞节人们寄送卡片列表中的平均人数；还是现代企业中一个普通部门的人数。
随着我们祖先变得越来越聪明，他们的社会群体也变得越来越大。黑猩猩的种群数量大约维持在60左右。南方古猿（我们生活在450万年前的祖先们）的平均种群数量是70。当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刚学会使用工具时，这一数字增长到了80。直立人种群大小的平均值大概是110，尼安德特人是140，智人则是150。
要维持与150个人的关系并不容易，特别是当他们都十分聪明、奸诈、狡猾甚至（最终被发现）是残忍的时候。有很多证据（既有来自人类学记录的，也有来自同时期的原始文化相关的人种学研究的）证明人类天生就有暴力倾向，并且原始社会中部族间的战争十分常见。一些研究估计原始社会中的男性有15%～25%都死于战争。
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莱特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智力与凶残会相互增强。一个物种越是残忍，就越聪明，这正如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容易在竞争中战胜对手。而且一个人越聪明，他的对手就更想置他于死地，而不是像别的物种一样仅止于令他服从。
观察一下人类的平均体型，并根据其他物种的情况进行推断，人类应当以猎取啮齿类动物为主。实际上，人类早先也确实猎取小动物，有一系列因素决定了猎取小动物会更加有效率。即便如此，所有的原始社群都进行大型猎物的狩猎：羚羊、海象等。这是因为尽管猎获大型动物的效率较低，但狩猎需要的技巧与部族之间的战争是相同的。一个更擅于捕杀大型猎物的部族更有可能在人类进化历史上的地区纷争中存活下来。社群的狩猎活动也利于社群结合的发生，从而形成更强的社群生存优势。
当物种中的一个雄性个体杀死了另一个雄性个体，尤其是二者之间无关时，实际上是消灭了一个繁衍对手。繁衍上的竞争对手越少，你就有机会繁殖更多的后代。自然选择更眷顾残忍的物种。而另一方面，试图杀死同类中的其他个体具有很大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杀手也可能丧命。这意味着后代的数量会减少，于是自然选择与物种的残忍程度之间相互制约并达到平衡。
这是红皇后效应涉及杀戮的另一个例子。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写道：
在我们脑中形成凶杀的动机时，一组相反的意图也会同时形成。杀人是一项冒险的活动，它十分危险并且会给受害方带来沉痛的代价。死亡是一件如此糟糕的事情，以至于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极端的防御方法来避免死亡，其中也包括杀死凶手。因此受害者也可能是潜在的杀人凶手。在进化竞赛中，凶杀的受害者扮演了一个重要但不受欢迎的角色——他们的死亡为寻找避免被杀害的方法铺平了道路。
历史上对人类的暴力倾向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结论大多数都认为“暴力倾向十足”，尤其是16～24岁的男性青少年。另一方面，部分观点认为人类的暴力倾向在近1000年内逐渐降低，这主要是因为被文明逐渐改变的外部环境。我们知道，传统上劝说士兵在战争中大开杀戒十分困难，而人们在受伤后由紧张导致的混乱也说明了其负面影响是长期性的。人类也许天生就暴力十足，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类似。
但如果人类天生就嗜杀如命，我们远古时代的祖先是如何建立信任的呢？我们现在知道他们一定建立了信任，否则社会就无从发展。人类无法跨越家庭阶段直接组成群体，更不要说村庄、乡镇和城市等形式。劳动力被分割的社会难以发展，这是因为人们无法在工作中信任别人。这就好比我们绝不会与偶然撞见的陌生人做生意，更不要说与那些大洋彼岸的公司交易。伙伴关系无法建立，基于地理关系或共同利益建立的社群就更无从谈起。忘掉各种政府体制吧，无论大脑皮层有多大，无论可以进行多么抽象的推理，一个物种如果无法建立信任，那么他们将永远停留在石器时代。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借用本章中提出的一系列概念——红皇后效应、邓巴数、人类天生的智慧与残忍以及防御机制。这证明在社会中建立信任并不容易，而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在这方面犯错误。
注释
1.据观察，黑猩猩可以拿棍棒当武器，濑鱼能够用石头砸开贝壳。
2.其中有一些非常复杂：布兰兹哨鼠打的洞有成百上千个出口，因此身边总有一个可以逃脱的出口。还有一种非洲鼠可以将树的毒汁抹到鼠皮上，使其带有致命的毒性。
3.最近，在细菌与古生菌中发现了一种完全独立、可能更为古老的免疫系统，叫作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CRISPR）。
4.在我较早的一本书中，我误称其为“建立反应”。
5.在一个实验中，与一般的图片相比，儿童可以很快挑拣出一幅画有蛇的图片。
6.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称其为“就是个故事”，因为它们鲜有证据，充其量不过是可能性罢了（也确实是不错的故事）。尽管这些看起来可由进化进行解释，但对进化生物学起作用的选择水准依然存在争议。当然并不是所有进化生物学家都会接受这些足够简单的描述，尽管他们赞成特定基因拥有进化优势，像在一些种群中显示的那样。
7.在其他方面，人类智力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及其对时间流逝的理解是独一无二的。在与安全相关的方面，人类比黑猩猩对物理世界因果效应的理解要强很多。
8.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生物能做到这些。用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的话说，人类是唯一与时间绑定的物种：我们是唯一的可以将信息与知识代代相传的动物。其他动物也可以传递知识，但远不及我们的速度。
9.大约5600种动物表现出少许社会性，要是将交配与抚养后代算上的话。
10.用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说，我们需要采用意向性立场以促进彼此的理解。也就是说，不要将人看作物理实体或者生物系统，而是看作信念、意图以及思想等。
11.从啮齿动物可以看到社群大小与个体特征直接相关。
12.有一个理论认为，有时人们并非必须要做个好抉择，而只是为了赢得争论并说服其他人。
13.当然，并不是说皮质就是为了欺骗而存在。
14.通常在100～230，150是最常见的数值。邓巴经常说“150，再多50或少50”。其他人假设的数值在200左右。更注重生存的群体一般规模更大，因为“数字越大安全感越高”。
15.大型群体的规模不稳定，因为成员之间彼此都不够了解。我们与圈外人士打交道时，更倾向将他们划为某类或某种角色：邮差、急救室护士、会计部门的职员。也可能将他们看作个体，但倾向于不去了解他们过多的信息。现在，人们在Facebook上可能有2000位朋友，但会意外见面的人也不过总数的1/10。
16.今天，从原始人那里得到的数据验证了这个数字。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原始部落在1930年以前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一次战争就能导致25%的男子与5%的女子丧生。雅诺马马人生活在委内瑞拉与巴西境内的奥里诺科河上游，他们曾经只是零星地与外界文化发生关系，仍以非常传统的方式生活，一次战争就能带走24%的男子与7%的女子。
17.捕捉大型猎物非常低效，因为：①大猎物种群密度较低，因此很难遇到；②很难捕捉它们；③打猎时容易被其攻击；④要求多人合作捕捉；⑤屠杀以及保存非常麻烦；⑥易腐坏，必须很快吃掉或在变质之前很好地保存起来。
18.黑猩猩的侵略率比人类高两三个数量级，尽管它们致命的侵略率与人类生存的社会基本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