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始宗教的主要源头，我还没有来得及一一列举。为了给我这个有点儿偏离的猜想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可以说，凶猛动物被神化之后，家畜是可以神化而且实际上的确被神化了的。于是善神就与恶神平起平坐了，这就构成了一个过渡期，很值得注意的动物神过渡到人神的一个过渡期，这是从动物神到祖先神过渡之后的又一个过渡期。试想，在一个小的聚落里，没有工业，没有农业，没有物资供给手段，只有弓箭和鱼叉，有个原始人突然计上心来，梦想驯化狗、羊、驯鹿、牛、驴、马，[16]试想这是多么惊天动地、恩泽后世的变革啊！和这个了不起的驯化动物的发明相比，我们的一切现代发明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人凌驾于动物之上的忌妒心的胜利。现在看来，在一切历史事件中，最伟大、最令人震惊的发明，毫无疑问是人对动物的胜利。这项发明是实实在在的创造历史的事件。此外，越往前追溯，家畜的价值似乎就越大。牲畜是最珍贵的“战利品”、最令人垂涎的宝藏、最早的货币。于是，旧世界神化了公牛、母牛和阉牛，新世界神化了美洲驼。这是在动物神化过程中迈出的伟大的一步。古埃及人见证了这伟大的一步。古埃及神牛的地位高于老虎、狮子和其他猫科动物，它们是更加古老的神。古希腊人大大推动了这个开化之后的动物崇拜。半人马[17]就是其中一例，它半人半马、人首马身，无疑表现了原始马崇拜逐渐人性化的过程。这个现象和古埃及人面虎身神话的新阶段相对应。在阿尔戈利斯[18]的考古发掘中，施里曼[19]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偶像，从母牛神到女神[20]的变化过程都展露无遗，可以追溯到女神头上若隐若现的两支犄角的原型，这是牛神犄角的残余，这说明女神是由牛神演化而来的。这可以解释《荷马史诗》中人们不甚了了的“牧夫”（bopis）的绰号。至于印度人崇拜牛，那就不用我再提醒读者了。
人庆贺驯化动物的奇迹，不仅表现在对不同牲畜的崇拜，而且表现在不同源头的动物神崇拜的不同性质上。在驯化了动物，尝到了甜头之后，他一定会问自己是否能驾驭一些动物神，是否能利用这些神灵，是否能利用这些隐藏在大自然伟大机制背后的神灵。隐藏在日月星辰、风霜雨雪背后的神灵，他按照人的面貌来勾勒这些神灵。一旦这些观念成形并发展成为无数的动物神之后，让这些神为自己服务一定成了才干卓著者全身心关注的事情。这是一个让自己的灵魂进入自己住所的问题，就像羊、狗或驯鹿一样。它们就成了家族的守护神，但并非总在祖先灵魂的住所。然而，桀骜不驯的神灵怎么能被征服并被人性化呢？这里凭借的办法很像驯化动物的办法，也就是给它们爱抚和恭维，给它们好处——那种时代稀罕的好处，就是定期给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使它们不必搜寻难以获得的、时有时无的食物。这就是献祭牺牲的起源。如果考虑动物驯化的起源，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观点奇怪了。对我们而言，温顺的马只不过是被我们控制的蛮力。然而对古代人来说，如果不对马的神秘力量心怀畏惧和尊敬，马的力量就是无法驾驭的。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阿拉伯人也认为，马具有神奇的潜力。由此可见，倘若驯化动物真意味着某种崇拜，反过来就可以说，崇拜动物就是为了驯化动物。
为了支持这些猜想，我还要补充一个猜想，以使之完善。这个猜想同样是非常可能的。把虏获的人贬为奴隶而不是杀戮并吃掉他们，一定是驯化动物而不是猎杀动物之后才想到的主意。同理，征服野兽的战争一定是走在反对相邻部落的战争之前。人奴役同类、迫使其驯服时，就是把人作为负重奴隶的观念，这个观念就取代了把人作为猎杀对象的观念。
然而，上文围绕原始宗教滥觞的一些猜想，老实说，有一点儿离题。我想要读者注意的是另一个主题。让我们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特别关注的主题。就像在上一节语言研究里一样，我们要寻找宗教演进里的过渡问题：风俗向时尚的过渡，然后是时尚向风俗的过渡，也就是研究一种崇拜从建立到拓宽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问一问，宗教演进过程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接下来我们可以再问：使宗教信仰扩张和成功的内在预设特征是什么？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种广泛传播的宗教是每一种伟大文明的先决条件，一种稳定的宗教对强大而富有独创性的每一种文明同样是必备的条件。有其信仰，必有其文化。对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最讲究精神修养的、最慈善的宗教最容易扩张；超越自己源头的宗教往往是精神境界比较高的、人性化的宗教。
众所周知，宗教在发展过程中的趋势是精神追求。比如，和以前粗糙的崇拜相比，阿波罗崇拜是非常纯洁高尚的。希伯来先师的预言比一切摩西律法更讲究精神追求，基督教也更加讲究精神追求，精细化之后的新教和詹森主义[21]尤其讲究精神追求，这些都是宗教演进迈出的一个又一个步子。如今我们明白了这个发展过程的原因何在。神的观念起初是动物和物体，那时的人与动物界和自然界的关系很密切，比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更加密切，这种关系逐渐往精神方面发展，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更加人性化——社会意义上的人性化。此间，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弱化，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有血缘和无血缘的人之间的接触，会逐渐增加。我们看到，古代神的动物性逐渐退去，并且被人的特征取代；然后人的特征又走向终结，或消失，或转化为无限智慧和力量的高尚梦想。神的观念完成了变革，与此同时，宗教也超越了家庭这个摇篮，因为神的观念就是宗教的灵魂。这两个变化过程想必是平行发展的，因为它们发源于相同的原因：人事的社会性和精神性超越了自然性和物质性。于是，模仿从遗传性中解放出来，思想从物质中分离出来。[22]思想的进步又使模仿从遗传性中解放出来的速度加快。肉体性最少、精神性最高的神最有机会降伏外族，这是因为不同种族的区别是精神上的区别少，肉体上的区别多。无论如何，体质差别的刚性并不大，而且通过逐渐的混血是可以改变、可以抹掉、可以趋同的。同理，最系统的神话一定能赢得新的地盘。
我们不妨猜想，宗教从原发地走出时涉及另一个进程。它“溢出”原发地的力量，是由于创教人宣告一切种族皆兄弟吗？或者说，他宣告这个新兴宗教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它这样的传播力量吗？这种因果关系的推想并不重要。显而易见，宣告这样的真理非常有利于信仰的传播，信仰是为了传播而结为一体的。基督教和佛教就是明证。当风俗的精神占上风时，宗教情感是指向过去或未来的。此时，人关注的核心是他的祖先或来世，中国、古埃及就属于这一类；以色列关注的核心则是其后代。一句话，虔诚精神受到的支撑是时间无限的观念。与此相反，如果时尚的精神高歌猛进，宗教情感就能得到最活跃的激励和最自发的冲动，自发的冲动来自天地无限的思想。于是，宇宙边界不断消退的观念应运而生，无所不在的上帝观念应运而生，上帝就成为无限宇宙中万物生灵共同的父亲。虔诚的心灵产生的同情、怜悯和关爱不就是道德生活的源泉吗？自然，最富于道德关怀的宗教必然是最富有感染力的宗教。除了凭借无坚不摧的宗教，高水准的道德要兴起和传播不可能有其他办法——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认为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结论是有道理的：没有宗教劝诱，任何伟大的文明都不可能存在。
我还可以补充说：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宗教，没有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宗教，一个强大的、具有创新能力的文明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所谓的征服是一种非常合乎逻辑的社会状况，由于长期而苦心的经营，一切重要的矛盾都已消除；大多数的成分都很和谐，几乎一切都按照同样的原理展开，都向着同样的目的交会。任何一种宗教要重组它侵袭的任何社会，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无论这个社会是大还是小。
诚然，我们不知道，埃及古王朝建立之前，在它的文明诞生之前，孟菲斯或其他城市的本土宗教在传遍尼罗河流域的过程中已经花费了多长时间。新巴比伦王国的原始宗教孵化古巴比伦文明的时间有多长，它的神祇辐射到整个人口稠密、土壤肥沃的两河流域究竟花费了多长时间，我们几乎也是一无所知。不过，我们的确知道，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崇拜是古希腊人第一个共同的信仰，是多利安、爱奥尼亚等古希腊各地共同的信仰，它滥觞于公元前10世纪。我们还知道，古希腊艺术、诗歌、哲学和治国之道“成熟和美丽的高潮”，大概是公元前6世纪达到的。我们还知道，到11世纪，中世纪基督教的文学、建筑和政治体制开始蓬勃发展，并且与基督教的律法走向和谐，这个时间离基督教传遍欧洲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五百年。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酝酿的时间要略短一些，我们是知道它的酝酿期究竟有多长的。
由此可见，说文明进步产生宗教偏移（side-tracking）是不正确的。宗教的实质是：要么是一切，要么就什么都不是。倘若一种宗教落后了，那是因为另一种宗教已经静悄悄地、在不知不觉间取代了它的地位，为一种新文明的建立效劳，而且这个新文明的宗教热情将不输给此前的文明。倘若社会形成之初，人的一切最琐细的思想和行为，从摇篮到墓地的一切都是仪式化的、迷信的，那么成熟圆满的文明也会表现出同样的情况。有人说，基督教的特色是它与治国之道的疏离，这就使它和古代的崇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古代的崇拜和国家权力结成了亲密的联盟。然而这个特征仅仅是表面的特征。古代粗糙的、排他性的崇拜和现代讲究精神信仰和传教的宗教，其道德和教义都是不可分割的。只不过就我们所知，由于内部反战而导致的外部扩张，宗教不能再依靠自身的力量调整实际生活中的思想和意志的一切细节。宗教的发展有点儿像王国的发展，随着王国疆域的扩大，王国的治理越来越复杂，统治者就不得不向部属分权，把导师和统治者的双重权威分配给部属，让其享受一定程度的独立。由于他们远离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对他们的监管就不可能很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