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依照“直觉推断系统”，听到丛林草丛中有沙沙作响的声音第一反应是拔腿就跑，这是人类大脑对于外部环境最佳猜测的结果。从认知架构上，我们似乎也不难想象我们的祖先当年对于闪电雷鸣的莫名恐惧感，以及无法纳入当时知识体系而导致的神秘。进而，一个从亡故的祖先到一个非人的、全知全能的形象逐渐诞生：完全知情的主体。一方面，在前科学时代，该主体起到了规范/惩戒道德行为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也是在社会整饰的同时，宗教产生暴力的开端（对于“普适性”的追求，从而导致“异教徒”的判准：想一想十字军东征）。
有意思的是，现今世界上，即便是那些不相信宗教（教义）的人们，往往也会寻求一种替代性对象：对于灵魂/意识的坚信（或者成为不可知论者）。
文/Brandon Ambrosino
译/Carlyle
校对/火龙果
当我还在读小学时，电视上经常会有反毒品广告。这些广告有好几种版本，但主要内容都是先把一个鸡蛋放在摄像机前，随之画外音响起：“这是你的大脑。”然后一个煎锅会打碎鸡蛋，此时这个声音会说：“这是你用过毒品后的大脑。”人们都理解了重点：毒品会对你大脑造成影响。
在我所在的五旬宗教会【Pentecostal Church，编者注：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是20世纪初兴起的基督教新教运动。他们特别强调说方言（Speaking in tongues）是要领受圣灵的首个外显的凭据，根据《圣经》记载的公元33年的五旬节，早期基督徒接受来自天上的圣灵，很多人拥有了常人看来非同一般的能力，例如说方言、治病等】，人们却用不太一样的方式谈论毒品。我们被告知我们不需要毒品，是因为上帝就能让我们爽翻。上帝可以给大脑同样的体验——飘飘欲仙——但不会把我们的大脑搞得一团糟。上帝能在不带来任何有害副作用的同时，让我们体验到海洛因所有的“好处”。（当然，如果想一想历史上的宗教暴力，很难说信仰上帝没有任何负作用。）
图源：Art 4 God
很早以前我就离开了儿时所在的教堂，我也常常为这套神学里“上帝=毒品”的说法感到尴尬。可是，当我越把宗教当作一种新兴的现象，我就越想知道，我童年时的宗教领导是否用他们粗糙的五旬节教词汇表达了某种事实：上帝确实对我们的大脑有所影响。
“这是你的大脑。这是你那关于上帝的大脑。”
从幼年开始，我们的心灵就在为宗教信仰做准备。
安德鲁·纽伯格（Andrew Newberg）是一名研究大脑的宗教体验的神经系统科学家，他的研究内容就是在追踪这种直觉。“如果你沉思上帝的时间足够长，”他在《上帝如何改变你的大脑》（How God Changes Your Brain）一书中写道，“大脑里就会发生一些惊奇的事。神经功能会开始改变；一些神经回路会激活或失灵；新的神经突起和突触联系会成型；大脑会对细微的体验变得更敏感。认知发生转变，信念开始改变。如果上帝对你有意义，那么上帝在神经学上就是真实存在的。”
（www.andrewnewberg.com/journal-articles/how-god-changes-your-brain-pdf）
纽伯格在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办公室里告诉我，宗教体验满足了大脑的两个基本功能：自我维系（“我们如何在种族和个人层面生存下去？”）和自我超越（“我们如何作为人类继续进化和发展？”）。
纽伯格和他的团队对正在参与宗教活动的人进行了脑部扫描，比如正在祈祷或冥想的人。尽管他表示，大脑中不止一个部分在帮助完成经历这些体验——“如果真的存在深入灵魂的部分，那是我们整个大脑的共同作用”——但他着重研究了其中两个部分。
“在某些宗教仪式活动中，顶叶处于非活跃状态。”
纽伯格说，首先，位于大脑皮层后侧上方的顶叶作为处理感官信息的区域，帮助我们创造了自我意识，并帮助建立起我们本身与外界其它事物的空间关系。有趣的是，他观察到，在某些宗教仪式的活动中，顶叶处于非活跃状态。
（www.dana.org/Cerebrum/2009/Religion_and_the_Brain__A_Debate/）
宗教信仰，是为数不多的蕴涵于所有文化中的“人类普遍性”。图源：Getty Images
“当你开始进行一些类似宗教仪式的行为时，大脑的这一区域（即顶叶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会停止运转，”他说，“由于顶叶在通常情况下会帮助建立自我意识，当这片区域慢慢安静下来的时候，自我意识会变得模糊，自我与外物之间的界限——包括与其它个体、组群、上帝、宇宙，以及你能感受到与之存在联系的任何事物——开始消散，你感受到与他们融为一体。”
另一个深度参与宗教活动的大脑部分是额叶。纽伯格说，这一部分通常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专注于某一事物。“当这一区域停止运转，人们理论上会感觉到某种有意为之的活动不存在了——我们可能从来没有令某件事发生，但是它确实发生在我们身上。”
纽伯格认为，他收集到的所有大脑扫描图像也许会引出一个问题，即大脑为何能以如此这般方式架构，来帮我们体验到种种灵魂层面的经历。
纽伯格和他的团队对正在参与宗教活动的人进行了脑部扫描，比如正在祈祷或冥想的人。图源：Andrew Newberg
“如果你相信灵魂或对宗教虔诚，那么答案显而易见。”他说。但是，如果我们将一切与上帝有关的论调都抛在一边，我们依然想要知道大脑为什么以现有的方式架构，此种结构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纽伯格正在研究的这类体验，甚至还能够加强对这些体验的感受。而这些体验似乎是人类生存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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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信仰和行为的解释，可以从所有人类大脑意识的运作方式中找到答案。”帕斯卡·鲍伊尔（Pascal Boyer）在其著作《宗教解释》（Religion Explained）中写道。他着重阐明了“所有”这一限定，因为对于这一讨论而言，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物种所有大脑正常的成员中都能找到的意识属性”。
让我们来了解一些这样的属性，就从“超灵敏主体性探测装置”（Hyperactive Agency Detection Device, HADD）开始。
电影《启示》（Apocalypto，2006）剧照。图源：Movie Reviews Simbasible
假设你身处树木稀少的草原之上，听到了灌木丛沙沙作响的声音，此时你会想些什么？“哦，只是风吹过，我呆在原处就再好不过了”，还是“捕食者来了，快跑！”
从进化的角度来讲，第二个选项最合乎情理。如果你将逃跑的念头付诸行动，而沙沙作响的声音最后只不过被证实是风声，你其实没有损失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你选择忽视这个声音，而捕食者是真的预备发动突袭，那么你就会被吃掉。
祈祷与宗教仪式活动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图源：Getty Images
认知科学家贾斯汀·巴雷特（Justin Barrett）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在研究认知架构的问题，这一领域似乎天然地与宗教信仰的话题契合。在我们的多种认知能力中，HADD是巴雷特感兴趣的方向之一，他在自己的《信仰灵长类》（Believing Primate）一书中写道，正是这种属性使我们将事件主体归因于我们看到、遇到的物体与声音。这也正是当我们以为隔壁房间没有人，但听到地板吱吱作响时会屏住呼吸的原因。
巴雷特说，这种探测装置会使我们将事件主体归因于没有明确具象原因的事由（在我祈祷之后，我的头痛就消失了）和难以解释清楚而令人困惑的范式（麦田怪圈一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当紧急情况出现时，情况更是如此。巴雷特写道：“相比起一个丰衣足食、终日消遣的猎人而言，一个饥肠辘辘、勉强维持生活的猎人的HADD会记录更多阳性结果。”
HADD就是巴雷特所谓非反思性信念的一种，它一直在我们的大脑中运行，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它。另一方面，反思性信念是我们在主动思考的东西。非反思性信念来自于多种心理工具，巴雷特称之为“直觉推断系统”。除了主体探测装置，上述的心理工具还包括朴素生物学、朴素物理学知识和直觉性道德。
比如说，孩子们知道一个固体物件不能穿过另一个固体物件，知道东西如果不托住就会坠落，这些都是因为朴素物理学知识的存在。就直觉性道德而言，最新的研究已经表明，三个月大的“婴孩对于他人的亲社会与反社会行为的评价，与成年人的道德判断是一致的”。
（cic-psych.sites.olt.ubc.ca/files/2014/10/Vondervoort_et_al-2016-Child_Development_Perspectives.pdf）
巴雷特声称，非反思性信念在形成反射性信念的过程中至关重要。“非反思性信念越是大量地聚集，人们就越可能拥有反思性的信念。”如果我们想要评价人类对上帝的反思性信念，我们就需要从弄清楚信仰是否基于非反思性信念而来，以及信仰是如何基于非反思性信念而来。
但是，我们是如何从HADD、朴素生物学等非反思性信念走向诸如“上帝能够惩恶扬善”这样的反思性信念的呢？在这里，巴雷特引用了最小反直觉（minimally counterintuitive, MCI）概念的原理，这是文化传播领域中一个有力的概念。
MCI概念基本上就是直觉性概念，但会有一两个小的调整之处。在另一篇论文中，巴雷特以“飞毯”举例，说飞毯从各种角度上讲都和普通的毯子一样，但在会飞这个层面除外。“这样的概念结合了直观想法处理的简便性和效率性，并且足够新颖，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力，继而得以获得更为深入的处理。”
（thepsychologist.bps.org.uk/volume-24/edition-4/cognitive-science-religion）
我们的大脑可能难以处理亲友死去的信息，但是各种宗教信仰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一困惑。图源：Getty Images
于是，跨文化研究发现MCI概念能够很容易地被复述和分享这一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巴雷特说，这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MCI概念保留了其概念结构，第二，MCI概念往往能在一大堆普通的概念中脱颖而出。“下面哪一个更能吸引你的注意力呢？”他写道，“一个棕色的土豆，一个两磅的土豆，还是一个看不见的土豆？”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207/s15516709cog2504_2）
宗教信仰是被共享的——拥有共同神经解剖结构的人类动物能够参与共享。我们的心理工具中包含着固有的偏见，比如HADD，它要为许多错误的阳性结果负责（大多数时候，沙沙作响的声音只是因为风来了而已！），考虑到大脑在任何地方都能联系到主体与意图，宗教就变得非常自然而然了。
正如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指出的，我们选择意向性的立场，是我们自身本来的一部分，而我们很难让这种机能停止运作——尤其是在某人去世了之后。他写到，一位亲友的离世“使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认知更新层面的任务：改变我们所有的思维习惯，以适应这个系统意向性不再那么强烈的世界”。因此，我们在谈论逝去的亲人时，就仿佛他们还在我们身边，我们会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提醒自己，如果他们还活着也会支持我们的决定。
总之，我们让他们留在身边，但是也不是具象意义上的带在身边。毕竟，正如鲍伊尔所说，尸身是个大问题，它们必须“经过一些处理”。事实上，“宗教对死亡的关注可能还不及对尸身的关注”。因此，有人认为超自然因素的最早呈现在逝者身上，他们的鬼魂就是一个MCI概念：它们和我们几乎在所有的方面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前者能够穿越墙状物体消失。
丹尼尔还提到了与主体原理密切相关的“牌面朝上”现象。主体探测带有某种风险：你知道我所做的坏事吗？我怎么能确定你知道我做了坏事，并且，我怎么能确定你因此会对我做何看法呢？这些是很复杂的问题，人类并不能很好地管控所有的选项。要学习如何在泥泞的水域中航行，每个人都需要知道“将你手里所有的牌正面朝上，摆在桌上”的游戏规则。此时，老师就是一个完全知情的主体：他们知晓一切，并相应地指导我们。
丹尼特说，最初的完全知情的主体，是我们亡故的祖先。但是最终，这一思想的种子在各类神学中变得更加正式化。
“如果人们只有在表现不当时才会受到惩罚，他们并不会因此就行为得当，”进化心理学家罗宾·杜邦（Robin Dunbar）说，“否则，我们都愿意老老实实地在高速路上把速度控制在70迈以下（译者注：70迈约为113公里/小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惩罚有多严重，而是被抓到的风险有多大。罗宾说，如果被抓到的风险很低，我们甚至会做好准备迎接惩罚。
灵魂信仰的起源远比今天有组织的宗教更加绵长悠久。图源：Getty Images
在史前时期，这可能是一个重大问题。随着狩猎采集者的群体扩大，他们需要一种能够执行惩罚的机制——但是，群体越大，做坏事被抓到的几率越小。
于是，完全知情的主体开始出现。正如杜邦所说的那样，“我们没看到你周六晚上都做了些什么，但是有人能看到，所以小心点。”
这一想法与HADD和直觉道德等直观心理工具相吻合，因此它被我们祖先不断进化的大脑所接受。另外，这一想法还有额外的好处，它能够自下而上地规范人们的行为。
“你总是因为有了个人承诺才做得更好，”杜邦说，“而不是因为强迫。”
正如我在本系列第一部分所主张的观点，道德早于宗教，这当然是说得通的，想想同理心与戏剧的古老起源。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道德总是清晰地与宗教相联系？鲍伊尔将这种联系归结于我们的直觉道德和我们对于“上帝和已经逝去的祖先对我们的道德选择感兴趣”这件事的坚信。
“道德直觉表明，如果你能够看到事态未经扭曲的全貌，你就会立刻判断出对错。而宗教的概念，只是那些能够一下看清事态全貌的人会给出的概念。”
比如说我做了一件让自己有负罪感的事情。对这种事情的另一种说法是，某个知悉我行为相关策略性信息的人会认为，我做的事是错的。宗教告诉我，这样的“某人”是存在的，而想要解释清楚为什么我在一开始就产生了负罪感，仍有很长的过程。鲍伊尔对其进行了总结：“我们的大部分道德直觉是清晰的，但是它们的来源却不在我们知悉的范围内……将这种直觉看作是某个人的观点，能使我们更容易地理解这些直觉存在的原因。”因此，鲍伊尔总结道，从某种程度上讲，宗教概念“寄生于道德直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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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Truth Inside Of You
我们倾向于把宗教信仰看成是个人意识的产物，但是事实上它们具有非常鲜明的社会性。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我在本文的两部分共同主张的那样，宗教产生于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促使人猿更加社会化。
但是，正如杜邦解释的那样，不断提升的社会化程度造成了新的问题，就是宗教信仰的维持。在我们的祖先入驻村庄安顿下来之前，他们可以“在紧张局势来临时，只是简单的从姓琼斯的组群转移到姓史密斯的组群”。但是，在定居之后，他们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何防止人们杀掉其他的人？”这就要说到整饰的问题了。（译者注：Social Grooming，社会整饰，原指社会性动物，尤其是灵长类个体之间的相互梳理行为，比如动物世界中常常看到的猴子之间相互捉虱子的场景。）
社会连结的过程发生在大脑中内啡肽系统的附近，其通常由接触中的社交整饰机制或整饰行为所触发。杜邦说，当面对大的群组时，接触就有两个缺点：你一次只能同一个人完成整饰行为；并且整饰行为要求亲密接触的程度直接限制了这一行为只能发生在拥有亲近的关系的人之间。
最近研究的数据显示，野生灵长类动物每天的最长整饰时间上限可达其活动时间的20%。杜邦计算出，这一时间上限使组群成员数量在70以下，这一容量显然比现代人类的150人左右的群体容纳能力小了很多。接下来的问题是，找到一种不必接触就能触发社会连结的方法。大笑与音乐是很好的问题解决方式，杜邦说，这些方式通过对人的肌肉施加压力，创造出与整饰中内啡肽分泌同样的效果。语言也同样奏效，杜邦在其著作《整饰、八卦与语言的进化》（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详细探讨了这一理论。由于类似的效应可以在无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社会连结就能在更大范围内发生。
杜邦的观点是，宗教变成了一种能使许多人立刻进入内啡肽系统被触发而活跃的的状态方式。诸如唱歌、跳舞、祈祷者的各种姿势等许多与宗教有关的仪式，“都是内啡肽系统极佳的激活者，因为他们能给身体施加压力或疼痛”。
宗教的实践使得大脑释放内啡肽，这能够促进组群连结。图源：Getty Images
杜邦提到一种萨满教中的宗教仪式——这是最早的一类无教义宗教——传思舞蹈（trance dance），他说这种舞蹈与恢复社会平衡有关。
“它特别起到了社会连结的作用，”杜邦说，“当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直到他们对彼此都非常恼火，他们就会说‘我们一起来跳传思舞吧’。”
他说，实际上，这一行为达到了同整饰一样的药理效果：在同一时间，大量个体感受到他们被紧密地连结起来。但是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图源：Monika Nataraj
“你从这样的氛围中出来后会觉得轻松且平静，并感受到自己与一起做这件事的人连结在了一起，”杜邦说，“接着你便开始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做完这件事后为什么会感觉良好？在这之后，也许会有几个爱因斯坦般的神学家能说得通这件事：‘我来告诉你它们意味着什么！’然后你就能接受更多有教义的宗教。”
但是，只有在我们的祖先开始定居生活后，这种间或发生的舞蹈活动才开始奏效。大约12000年前，在狩猎采集者开始形成更为永久性的居住环境时，他们需要一种更强大的东西来鼓励人们彼此友好相处，尤其是因为居住在一个如此庞大而无法逃避的族群中新出现的巨大压力。传思舞可以在这些更大的社群中有规律地进行——比如，每月一次——但是这也需要更加有规律的仪式来增强社会凝聚力。
永久定居环境的形成与农耕的出现相对应。农耕，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发源自中东地区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这里有时被称为“文明的摇篮”（Cradle of Civilisation）。杜邦说，正是在这些定居点中，历史上第一批举行仪式的场所开始出现，其中最古老的是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里石阵（Gobekli Tepe）。
它首次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1996年到2014年之间由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带领的团队发掘出土。在2008年《史密森尼》（Smithsonian）杂志的一辑特稿中，施密特称这一遗址为人类第一座“山顶上的教堂”。哥贝克里石阵在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腹丘”，它并不是一个居住空间，而像是一个安置了众多由柱子建成的庙宇的地方。其所处的时代预计约为公元前10000年。
位于土耳其的哥贝克里石阵有大约100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庙宇遗址。此时出现的农耕作业预示着新的宗教形式。图源：Getty Images
正如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起源故事：万物的大历史》（Origin Story: A Big History of Everything）中写到的那样，农耕就像光合作用一样，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活动。也就是说，农耕是一个重要的门槛，一旦跨过，我们的祖先就会被送上一趟旋风般疾驰的旅程，直奔复杂的、主宰我们这个物种近代历史的社会。
克里斯蒂安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大型的定居地点的社会复杂性越来越高，也出现了大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网络。为了适应如此庞大的群体，早期关于亲属关系的理念必须“随着关于财富、权利、阶级和权力的新规则”而发生改变。此种排列的结果是专业化概念的出现，专业化导致了社会阶级出现了不同的分层。有些人是统治者，有些人是商人，有些人是牧师。
与狩猎采集者的宗教经历不同，近现代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写道，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宗教仪式“首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即神圣或者接近神圣的国王，并且只有少数人、牧师或王室成员参与”。重要的是，在这一段时期内，“国王与上帝合二为一……并在整段历史中保持着紧密的关联性”。
最终，在被称之为“轴心时代”的时期，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受到了挑战。“轴心时代”这一术语最初由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提出，它是指公元前1世纪前后中国、印度、伊朗、以色列和希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雅斯贝尔斯声称，那时之后，“人类意识到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和“在超越的清晰之中体验到的绝对性”。正是在那时，我们的物种“迈进了普适性中”。
雅斯贝尔斯所构建的轴心的概念是颇具争议的。争议不仅体现在这一时期具体包括的内容和时间段，而且像贝拉所指出的那样，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看起来太像是他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讨论轴心时代时，”贝拉说，“用我们自己的预设来看待这些，实在太过于简单了。”
尽管有一定的条件，贝拉依然认为这一概念值得延续。即使将雅斯贝尔斯放在一边，我们依然无法否认在公元前1世纪发生的巨大思想改变。当我问杜邦是否认同轴心时代假说时，他说：“如果你想说这是一个类似相位转变的时代，在这段时间内，有仪式活动和教义的宗教都突然迅速出现了，那么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什么才是轴心时代中的“轴心”呢？首先，一切所谓的“轴心突破”都发生在帝国的中央权力之外。贝拉说，邦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使游历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非要在中央的神职部门或官僚机构任职”。轴心人物得以从边远的地方来批评中央。事实上，一位历史学家将轴心时代称为“批评主义的时代”。
贝拉说，这一突破性时期的核心问题是：“谁是真正的国王？谁才是真正代表正义的人？”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安条克之围（The Siege of Antioch），出自中世纪的泥金装饰手抄本，Jean Colombe作品，约1490年。图源：wikipedia
比如说，在希腊，柏拉图教导人们不要看贵族阿喀琉斯，而要多看苏格拉底。在印度，佛陀是放弃了王位继承权的人。在以色列，上帝与国王的统一被耶和华拒绝王位并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国王的预言性故事彻底打破。总之，贝拉认为，轴心性主要在于为现实构思出一种新的、优于正在实行的备选模式的能力。
根据贝拉的观点，向批评主义时代转变的核心是图像创造和外部记忆的能力，没有它们，人类由新石器时代通往现代的桥梁可能永远不曾出现。没有将信息储存于大脑之外的能力，人类永远不会培养出二阶思维。没有这一切，我们也永远不能将我们的宗教经历采编为详尽的神学。
贝拉承认，在写作之前当然存在着理论和分析。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口述与记载相互重叠，使我们很难说某件事只受到文学文化的影响。不过，正如贝拉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轻视书面语言的重要性，它允许故事被记录、被研究、被比较，“继而增加了批判式反思的可能性”。
书面语言让更加详尽的神学得以出现。图源：Kalindi Jordan
他所看到的出现在轴心时代的思考是关于理论的理论、关于思想的思想。这是导致宗教与哲学突破的二阶思维：“这不仅是对流传下来的东西进行了批判式的重新评价，更是一种对现实本质的新理解，一种可以判断世界谬误的真理概念，一种对‘真理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观点的主张”。
历史学家安东尼·布莱克（Antony Black）曾就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定义提出过不少重要问题，但是他也认可，在这一概念描述大致相同的时期，形成了一种“对自我及有序宇宙更加理性、深重，更加具有反思性、自我意识性，同时也更加清晰的态度……这其中包含的完全是对我们的经历的新诠释和一系列新的目标”。
总而言之，使“轴心时代”之所以是轴心时代的因素，在于它今天依然与我们同在。雅斯贝尔斯写道：“这一时期创造了我们今天仍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世界宗教自此开始，而人类仍然与之共同存活。”当然，这些宗教与哲学经历了一些变化，但是它们代表着我们当代一切制度化宗教出现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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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弥撒中说的一句“这是我的身体”，使我下定决心走上这段通往宗教起源的旅程。研究的重点总是在种种典型与意象之上——我们、耶稣、耶稣的追随者、他们的犹太祖先、狩猎采集者，或者是其他原始人类、黑猩猩、倭黑猩猩、猿猴。我们的身体能够感知、行动并处于某种宗教的状态中，因为那些最终成为我们的化身的意象是对于环境压力（生物与文化层面上的）的回应，继而得以繁荣。
在大自然迫使猿系氏族更加社会化后，近距离共同生活的成员数量前所未有，而许多这样的发展应运而生。社会凝聚力必须得以维持并不断提升，但是久经考验的整饰方式已经不再适用，因为时代令之望而却步。某些仪式能够在其参与者身上体现出相同的生理作用，比如舞蹈，而狩猎采集者最终选择定期组织这些活动，尤其是在他们群体进一步壮大时。
最终，狩猎采集者在他们永久的定居环境中扎根，而这需要更多亲社会的管理方式，来缓解群居生活的压力。由于人类的大脑进化出了主体检测与直觉道德的能力，接近正式的宗教便自然而然地出现。这些种子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中得以制度化，为所谓轴心时代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从儒学到犹太教和古希腊哲学——至今仍在我们身边。
至少，这是讲述这一故事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也许其中有一些能让这个故事更加准确。人类的知识——特别是关于我们历史的知识——正在不断地发展，也因此我们的理论不断地被证实、微调，或弃之脑后。不管对宗教的过去了解多少，我们都可以确信，在人类的进化血统中，宗教的存在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
但是宗教的未来如何？有些人认为，既然我们知道宗教如何产生、为什么产生，我们现在就能将这些幼稚而原始的事物抛弃。
艺术、建筑与写作的出现，为宗教信仰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图源：Getty Images
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样做对人类而言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宗教就像病毒，感染了我们这个物种，并让我们在世界各地实施可怕的暴行，最好是将它交由科学和理性，来帮助我们前行。但是，这种观点是短视的。一方面，科学本身并不中立，它促成了一些最为糟糕的现代景象，包括优生学、原子弹爆炸和无人机的战争。难道我们应该因为这些曲折的历史就将科学弃之身后吗？当然不是。
对人类习俗的批评，不应该让我们对这些习俗在全球范围内做出的积极贡献视而不见。任何人都不应该否认漫长宗教历史上的丑陋或高贵。相反，我们应该让自己更加熟悉那段历史，在适当的地方欣赏它，在必要的地方审视它，并且睁大双眼，向着已朝我们开放的未来踏步前进。
不管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至少从现在来看，人类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未来。并且，我们将会带着我们的希冀、恐惧、感受、社会规范、一场场的比赛和问题进入未来——正是这一切让宗教出现、复现并在整个星球上繁荣。宗教与我们所知的有关我们这个物种的一切都存在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我们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任何宗教敏感性的世界。
“我对宗教的消失持怀疑态度，”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说，“对于人类而言，我并不认为这是个现实的选择。也许有些更好的东西会将它替代，但它不会消失。”
对许多人来说，没有教义或等级差异的宗教看起来就是一个“更好的东西”。许多研究人员注意到，在西方国家教堂的入席率降低时，灵魂学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这样就是所谓的“灵魂而非宗教”（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SBNR）现象。
一位研究人员将这种意义上的灵性定义为“一种同自我、他人、自然和超越相联系，对自我价值的个性化主观承诺”。例如，在2017年一项覆盖15个西方国家的调查中，64%的“灵魂而非宗教信仰者”表示，尽管他们不相信《圣经》中描述的上帝，但他们相信一种更高的权力的存在。
（www.pewforum.org/2018/05/29/attitudes-toward-spirituality-and-religion/pf_05-29-18_religion-western-europe-05-02/）
进化心理学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灵魂而非宗教”的行为会在现代社会中存续。图源：Getty Images
有些人认为，“灵魂而非宗教”的潮流是DIY文化的另一个例子：去做任何能帮助你体验到同超然结合的感觉的事情。因此，瑜伽、冥想和水晶疗法变得日益流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另一项皮尤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美国的基督徒有至少一种“新时代的信仰”（比如，对轮回和占星术的信仰）。这意味着，即使是参与传统宗教的人也可能会有非传统的行为。毫无疑问，这些融合的趋势证实了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之一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发展了一种“关联神学”：宗教提供的答案应当与一种文化正在提出的问题相对应。如果这种尝试失败了，那么宗教的回答将会变得无关紧要。从这一层面上讲，很多最喧哗的信仰者宣扬的那些最响亮的宗教，显然都地失败了。于是，很多人决定将他们的问题带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正如德·瓦尔所说，我们，人类动物的大脑，“从设计出来就会模糊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我们总是会寻求一些活动——传思舞蹈、祈祷、圣餐——来提醒并增强这种模糊感。
杜邦说，宗教的中心是一种对归属的神秘关注——这种关注早于智人的存在，并会比智人存在的时间更为长久。最终，智人只将在宇宙的伟大故事中，占据狭长、单薄的时间与空间。
原文/www.bbc.com/future/story/20190529-do-humans-have-a-religion-instinct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Carlyle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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