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存在着两种社会奖赏：当他人希望我们知道他们喜欢、尊重和关心我们时所获得的社会奖赏；以及当我们关心他人、照顾他人、友好对待他人时，我们所收到的社会奖赏。这其实有点类似于母亲—婴儿关系的两面性。当陌生人告诉我们他们喜欢我们时，我们会感到快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人类会把被母亲照顾的积极情绪推而广之的缘故。实验证明，当得到了母亲或同伴的细心照料时，许多哺乳类动物大脑的激活模式都与给它们服用了阿片类药物类似。但是对人类来说，大部分照料都仅仅体现在语言上，而不是身体上。当他人用语言告诉我们他会照料我们时，也就表明我们是安全的，并得到了他人的关心与照顾。鉴于人类“不成熟”的时间确实很长，这就是我们可以收到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激励信号。
被他人善待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收获，这并不奇怪。被人喜欢、受人照顾会让我们感觉良好，因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当群体成员之间有什么物质性的东西可以分享时也会把我们算在里面。但是，以下这个事实应该怎样解释呢？很多时候，在没有任何物质利益可以享受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也会产生帮助他人的动机，甚至会乐于帮助完全陌生的人呢？又该如何解释这种真实存在的利他主义情绪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最佳解释或许是，这可能与进化决定的哺乳类动物父母的照看方式有关。
她（它）们的后代一出生，所有哺乳类动物的“母亲”都会立即启动照看模式。老鼠在它们的孩子出生后的几天里都会与其生活在一起，并不时喂养它们；母羊也会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后的两个小时内与孩子寸步不离；而人类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就与孩子有了精神上的连接。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一种神经肽——催产素（oxytocin），可能是促使我们产生照看动机的关键驱动力。催产素最主要的生理作用是，在分娩过程中帮助生育，在哺乳期间促进乳汁的分泌。在大脑的奖赏系统中，催产素也会激励我们去亲近自己的孩子，给孩子以幸福感；它还会让我们在接近陷入痛苦中的他人时，减少自己通常会感受到的痛苦感。
因此，前述两种社会奖赏取决于不同的神经生化过程。被关心、被照顾促发了大脑内部的类阿片愉悦感受过程。与此相反，催产素的效应则可以这样描述：它调节或改变了多巴胺过程，而多巴胺则会促使我们做出接近他人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要吃士力架巧克力棒，是因为大脑内部的多巴胺信号告诉我们，如果吃了这个士力架巧克力棒，我们会感到很快乐。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被某件事物所吸引，大脑就会分泌出多巴胺。然而，哺乳类动物的大脑天生就不喜欢接近陌生的东西，因为陌生代表着威胁或危险。例如，对于一只母老鼠来说，一只刚出生的小老鼠无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东西。哺乳类动物的父母因此会觉得有点困扰，这是因为，一方面，刚出生的子孙后代对它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是它们想避开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年幼的孩子要想存活下去，得到父母的照看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催产素似乎会改变哺乳类动物对自己的孩子的多巴胺反应，在使母亲从逃避到亲近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有人说，催产素是一剂会使人上瘾的“春药”，也有人把催产素称为“信任激素”，但是我更喜欢把催产素看成是一种护士神经肽（nurse neuropeptide）。大学毕业后，我曾在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的圣·彼得医院（St.Peter’s Hospital）工作过一年，在那里，我每天都与护士们一起工作。这些护士所做的工作确实非同寻常。她们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一点都不起眼，而且通常不容易被人感激——她们的工作更像是父母亲对子女的养育照看。除了每天照顾许多病人之外，她们还要应付一大堆心理状况极差的病人家属。看到病人呕吐，我们的胃也会痉挛翻腾；看到伤口和鲜血，我们会忍不住闭上眼睛，但与普通人不同，护士们必须立刻冲上前去，完成她们必须完成的工作。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她们爱或者信任这些病人。通常情况下，她们并不认识病人，这么做是因为她们有帮助他人的动机，帮助他人就是她们的目的。当孩子需要我们的照顾时，催产素让我们变成了一个英雄，而护士们每一天对病人们都是如此。
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哺乳类动物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的亲社会情绪与大脑腹侧纹状体和腹侧被盖区的激活有关，这两个脑区都是奖赏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奖赏反应过程都受催产素的调节。对此的一种解释是，腹侧被盖区分泌出的催产素导致腹侧纹状体分泌出多巴胺，从而使人们有更大的动力去寻求奖赏。与此同时，发生在隔区内部、与催产素有关的神经生化过程似乎会促使人们做出“大无畏”的行为（隔区毗邻于腹侧纹状体）。催产素和大脑隔区的作用是降低痛苦的生理强度，因此能够促使人们去帮助他人，即使情况比较糟糕或者情势相当恶劣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他人需要帮助时，比如看到某人的伤口鲜血淋漓时，催产素就会在提升我们向这个人伸出援手这一行为的奖赏价值的同时，减少我们因接近这个陷入困境的人而产生的忧虑。
虽然催产素在促使父母亲关心、照顾自己的子孙后代这件事上，不同的哺乳类动物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但在另一个方面，即在如何对待陌生人这件事上，催产素对灵长类动物和非灵长类动物的影响却有所不同。对于非灵长类动物来说，催产素的增加反而会增加它们对陌生人的攻击性。一般来说，我们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这可能与非灵长类动物“母亲”试图保护自己的孩子，使之免受未知危险的威胁有关。母羊会攻击一只试图向它寻求照顾但与它毫无血缘关系的“别人家”的小羊羔。但是，当分泌催产素的过程受阻时，母羊就会去照顾这只与它毫无关系的小羊羔了。因此，对于非灵长类动物来说，催产素促进了它们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直接照顾，这也包括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而对他人发动攻击。这样就可以确保“母亲”的有限资源只用在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从而保证其基因一直遗传下去。
催产素引发的这两种行为倾向——照料他人以及攻击他人，都在人类身上得到了证实。一方面，许多实验证明，当人们在进行像囚徒困境这样的行为经济学博弈时，催产素能够增加人们的慷慨程度。另一方面，心理学家卡斯滕·德·德勒（Carsten De Dreu）在荷兰进行的多次研究也已经证明，同样在囚徒困境博弈实验中，使用催产素也会导致被试对来自其他“族群”的人做出更具攻击性的反应。
催产素既能促进小团体主义（所谓“小团体主义”，是指对自己所属的群体及属于该群体的个体的特别偏爱），同时又会增加对不属于同一个小团体的个体的敌意。至于如何判别某个特定个体到底是友还是敌，灵长类动物与其他哺乳类动物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对于非灵长类动物来说，催产素会使它们把看到的所有“外人”都视为威胁，从而提高它们对“外人”的攻击性。相比之下，人类会先把“外人”至少分三类：自己喜欢的群体的成员、自己不喜欢的群体的成员以及陌生人（不知道他们隶属于什么群体）。对于人类来说，催产素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关心与照顾他们喜欢的群体的成员和陌生人，另一方面又会使他们对自己不喜欢的群体的成员增强敌意。
就人类而言，催产素有助于促进人的利他主义倾向，而且这种利他主义并不只针对自己的群体（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群体内的利他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同时也能排除对自己不喜欢的群体的成员。催产素对于利他主义的最大作用是，它能够使我们对完全陌生的人更加慷慨大方。因此，催产素具有极大的魔力，它能够让陌生人从相互关爱开始，然后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去做一些“大事”，例如建设家园、创建学校以及其他机构，而所有这些，正是一个社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