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前几代的经济学家对于储蓄行为提出了较多的行为方面的分析。例如，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1930）强调远见、自我控制及习惯所扮演的角色。即使是弗里德曼（Friedman, 1957）的持久收入假说也与理性预期完全不同。他说：“持久收入因素不被视为预期的终身收入……它被解读为消费者将每个年龄的平均收入都视为是持久的，这取决于消费者的经验及远见。”[14]现代的储蓄理论将代表性的消费者想得越来越聪明，假设他们的预期是与老练的计量经济学者相同。现在的问题看起来是这样的：尽管经济学家变得越来越老练和聪明，消费者却还是平凡人。我们尝试要做的模型，到底描述的是哪种人的行为，变成有待讨论的问题。数年前在一个NBER（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讨会上，我解释我的模型和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著名的理性主义者）的模型之间的不同在于，他假设在他的模型中所描述的人，是和他一样聪明的，而我则将人描绘成和我一样笨。巴罗认可了我的这种评价。
[1]想知道莫迪里安尼最近对生命周期理论的看法，请看其1988年的论文（Modigliani, 1988）。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理论。他1957年提出的理论被称为“持久收入假说”。这两个理论之间的区别，对这一章讨论的观点不是特别重要。
[2]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或简称MPC）为新增的1美元所得中用于消费而非储蓄的部分。如果一个人得到100美元的意外之财，花掉其中95美元，储蓄5美元，那么MPC就是0.95。
[3]这一章大量引用我和荷尔计·谢弗林1981年及1988年合著的论文（Thaler and Shefrin, 1981; Shefrin and Thaler, 1988）。根据心理账户及自我控制所做的储蓄行为模型，详情讨论可见1988年的那篇论文。
[4]在一篇颇具颠覆性的论文中，迪顿（Deaton, 1987）主张实际上消费是太平滑，而不是太波动。然而，对于消费过多受到目前收入的影响这一事实，迪顿并未提出质疑。反而，他主张劳动收入的变化在持久收入的变化中是被低估的，所以消费变化应该是大于收入变化。正确的解释应是取决于所收入随机属性（stochastic properties of income）。
[5]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模型中，即使是持久收入假说的消费者，其跨期消费弹性也接近于零。霍尔（Hall, 1988）在持久收入模型的情况下，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6]事实上，由于1975年起保险收益水平已以消费者物价指数做为变动的指标，因此它的所有变化在数据公布前几个月就能轻松预测到。
[7]一年内收入的时间特征可能会影响消费行为，这个概念是难以检验的。也许因为经济理论的预测与这类事件是不相关的，标准数据库没有涵盖不规律收入流（像是奖金）的强度及数量问题。
[8]两位作者强烈主张奖金不应该被视为临时收入，因为它们是在预期之内的。他们也使用预期数据来检验这样的假设：员工在非预期的奖金与预期的奖金上，花费行为不同。但是却发现没有证据支持这个看法。
[9]大部分的家庭单位很少持有流动资产，即使当他们刚达到退休年龄。这个事实支持一个看法，就是自我控制议题在研究储蓄时是最重要的。绝大多数的家庭单位实际上不做长期的“可随意使用的”（discretionary）储蓄。
[10]美国养老金财富有两个重要的组成成分，社会保险收益及私人养老金。每个领域都有许多文献来估计这项储蓄的抵销效果。对社会保险财富的估计问题要困难许多，因为个人社会保险财富与年龄及先前的收入有高度的相关性。在控制了这两个因素后，社会保险财富在本质上就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因此我将只汇总私人养老金的文献。然而，有关社会保险储蓄的文献回顾，请见巴罗（Barro, 1978），文中并包括了费尔德斯坦（Feldstein）的回复。
[11]401（k）延期纳税退休计划的经验显示，人们可能认为退休储蓄的不流动性是有价值的。有些计划容许因为“困难”而提取这份储蓄，而其他的情况则不准。国家审计署（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 GAO/PEMD-88-20FS）在报告中指出，那些不容许动用资金的计划，有较高的参与率及延期率（如果有的话）。
[12]我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中提出类似的观点。我所讨论的是储蓄率会随着持久收入的增加而大幅增加，虽然生命周期理论说它应该是固定的常数。参加研讨会的一位来宾辩称，之所以会观察到这个结果，是因为穷人的储蓄实际上是投资在他们孩子的人力资本（花钱让小孩念到大学）上，而这不是一般储蓄数据可以捕捉到的。我问他是否因此将预测，没有小孩的穷人会有中产阶级的储蓄率。他说：“不一定，一个没有小孩的家庭可能仍会有侄子和侄女。”我应该补充，这个评语并未引起观众的任何笑声。
[13]我的同事杰克·克莱齐（Jack Knetsch）告诉我，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超过65岁的拥有住宅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缓交不动产税，也可以等到他们死后或是出售房屋时再交。到那时，不动产税（加上低于市场利率的利息）就变得可预见了。虽然许多老年人似乎没有足够的现金，且拥有大笔资本收入，尤其是在房屋价格大幅增值的温哥华地区，那些合格者只有1%做了这样的选择。克莱齐对该省提出建议，如果在这个计划的描述上多做一点儿小小的改变，可能会较受欢迎。就是告诉拥有住宅的人，这些税将由买这个房子的人来承担。我敢说这样的操作会增加这个计划的利用率。
[14]卡罗尔和萨默斯（Carroll and Summers, 1989）引用这段话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