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抢劫酒铺合法化？
抢劫酒铺是件坏事，而征收累进所得税就是件好事，至少没有抢劫酒铺坏。这就是一种成见，这里面就存在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成见看上去也许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贯的法律信条，但是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通过游说议员来通过一个更严酷的税法被认为是件好事，而游说议员，使抢劫酒铺合法化就会被大家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坏事。这两种游说，都是通过一种纯粹的制度内行为来图谋改变法律。而我们的反应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就是因为我们被一种对这种制度太多的忠诚束缚了；同时，我们也被一种文化信念束缚了，这种信念就是：如何恰当地、合法地修正这种制度。
文化信仰是通过教育传递给下一代的。我的女儿在学校中学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偷盗行为是错误的，但是她却不知道，征税行为本身也是错误的。这种教化的持续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我能肯定凯莱永远不会投票去使直接偷盗合法化，但是我却不太确定她永远不会投票支持增加人们的税收（尽管我希望不会这样。随着凯莱一天天地长大，我会坚持我在她出生时便给自己立下的协议，即便我可以完全控制她的政治观，我也永远不会去试图支配她的道德观）。
改革税收体制是一项远大而光荣的事业。而放弃目前这种难以置信的税收体制将会是一项更加雄心勃勃、更加光荣的计划。要想使这种努力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文化信仰领域进行一场革命，而且要将最终的革命成果从小学教育开始一直贯穿下来。奴隶制度的消亡正是如此的，它是被武装力量在短期内消灭了的，但是要彻底消灭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制度，还是经过了长期的道义上的争论，通过这种道义上的力量实现的。
那些胆怯的政治家是永远不会赢得这场反对累进税制的斗争的，他们总是在论证（无论他们的论证是多么正确），高水平的边际税率会阻碍经济增长，会限制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一些机遇。如果能赢，就像反对奴隶制的长期斗争获得胜利一样，也是那些具有洞察力和勇气的人的胜利，因为他们会在大众面前宣布，累进税制是错误的。如果人们能够学会对偷窃一家酒铺感到厌恶，那么他们也应该能学会对征“富人”的税感到厌恶。
文化偏见既是理性矛盾的起因，又是它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当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都试图去占领一个人的大脑时，它们会相互冲突，直至其中一种思想退却、放弃。但是，当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都伴随着顽固的文化偏见时，任何一个都不会被轻易击败，它们都会永远存在下去，去排斥那些天生的、有独立思想的人，不然，这些独立的思维会繁荣昌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