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如果你只简单瞄一眼数据，很可能认为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时，穷人的生活完全停滞不前。但是，我至少可以给出几个理由，令你对那些数字采取稍加保留的态度。
首先——也最简单，收入数据并非涵盖一切我们认为具有价值的因素。比如，我们十分在意休假时间的数量与质量。就这一点而言，穷人往往“迈出了一大步”，富人却举步不前。1965年以来，工作时间不断缩减，休假时间不断增加，美国人平均每年拥有300小时休假时间——但最贫穷的美国人的非工作时间是它的两倍。同时，以前你的家中只有3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但人们现在的休闲方式获得了极大改善，休闲质量获得了显著提升。
第二，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与20世纪初老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均大幅削减了个人所得税。税收减免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实际影响，但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虚假作用。收入税调低后，人们不再费力隐瞒收入，仅出于这个因素，就会导致收入上升，尤其是高收入人群。不管出于哪种情况，穷人都不太可能隐瞒收入，因为他们本来缴税就少，而且收入来源一目了然——往往来自工资所得。相反，富人有许多理由与动机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但如果调低税率，他们就会少费些精力东藏西躲，因此减税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
第三，离婚会造成收入下降的假象。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份5万美元收入，将被计算为一份10万美元的家庭收入。两人离婚后，情况变为单独两份5万美元收入，但实际上没人的薪水发生变化。
这十分重要。比如，1996—2005年间，美国普查数据显示，中等家庭的收入仅增长了5.3%（已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但如果你改变人口数字，实质上增加了24.4%。
第四，也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点，年薪差异与年龄无关。因为人们将不断在收入分配位置上发生改变。
在美国，如果你超过25岁，现在位于收入分配的后五分之一区间，极有可能在未来9年得到改变。（如果你未满25岁，机会更大，因为你现在不过是个学生。）如果你位于收入塔尖的1%，道理也是同样。收入分配的流动性很大，近几十年来，这种流动性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如果所有人都在收入分配光谱中不停移动，即使低收入人群收入不断减少，高收入人群收入不断增加，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假设一开始，每人的收入均为5万美元。现在，经济环境改变导致一半人的收入减少到4万美元，另外一半人的收入增加到10万美元。你可能以为一半人的情况变糟，另外一半人的情况得到改善。但是，如果调转位置，一半人在奇数年份赚4万美元，在偶数年份赚10万美元，另外一半人也做出相应调整，那么每年我们的平均收入均为7万美元。大家共赢。
当然，上述收入变化的极端情况并不现实。但“穷人一直贫穷，富人一直富有”的刻板印象同样不现实。大部分人都有景况好的时候，也有景况坏的时候。在特定年份，某人收入很高，而这可能是他人生收入的巅峰；相反，在特定年份，某人收入很低，这可能是他人生收入的谷底。最高年收入与最低年收入间的差距，等同于一个家庭收入巅峰与谷底时的差距，可能没有人愿意做这种比较——除了炮制生活苦哈哈故事的记者。正确的做法是比较两个家庭的收入，长此以往，记录每年收入的平均数，但没有任何年收入数据能够反映这种比较。
指出高收入群体最近赚到许多钱，是制造收入差距扩大假象的一种方法。它只表明每人都有走运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比如，收入最高的人可能正经历飞黄腾达的几年，因此今年赚得比去年多，但也可能超过明年，直到慢慢趋于平均水平。
想象一群游牧者随意安营扎寨在山坡的不同地方。你将整片图景收入眼中，此刻位于山顶的游牧者可能刚从山脚搬上来；此刻住在山脚的游牧者可能刚从山顶搬下去。我们可以做出完全合理的推测，不论山脚与山顶的海拔相差多少，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距。
这其中的教训告诉我们，以一个人当下的幸福感来判断他的总体幸福感是错误的。比如，老年人通常因为有着各式健康问题，过得比我们辛苦。这么一来，其实忽略了每个人都曾年轻过，而且我们正在一天天老去。如果我们将此作为永久政策，不断将收入从“幸运”的年轻人转移到“不幸”的老年人，几代人之后，你年轻时就会蒙受过多损失，直到上了年纪才能慢慢尝到甜头，甚至打破人生平衡。[3]你永远都可以出于平等的考虑，将一代人的所得一次性转移给另外一代人，但头脑清醒的人很快会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代人的年轻时期始于不平等的努力。
实际上，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大相径庭。有些人遭遇意外与疾病侵袭，英年早逝。这意味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要经历更多磨难。年轻人可能无法长寿，而老人毕竟已经活了这么久。将收入从“幸运”的年轻人转移到“不幸”的老年人会进一步扩大潜在的不平等。[4]
类似考虑方法也适用于反对强制退休的法律。强制退休法律要求职员到达一定年龄必须退休（通常是65岁或者70岁）。显然，公司认为这是有效的做法。如果不是，它们就不会推动立法推翻它。如果它们正确，反对强制退休将降低人均收入。（效率降低的后果必须有人承担，因此很可能会削减年轻人的薪水。）[5]常有人鼓吹，反对强制退休对老人有好处，但上了年纪的人曾经年轻过，他们很可能已经尝过其中的好处。如果我们只谈净利润，你必须活到一定年纪，而且还得从未年轻过，就如我有时在超市免费小报上读到的67岁“新生儿”的故事。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最常用来衡量整体经济状况的指标。不过，它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它计算了经济体内所有商品与服务的价值，却没能包括在沙滩上打发时间的价值。
它还存在一些不容察觉的缺陷。首先，它并没能真正计算到经济体内所有商品与服务的价值。许多商品与服务是在家庭中产生的。不管你选择自己洗碗，还是付钱让保姆洗碗，结果都是“获得”碗橱里摆放整洁的碗碟。如果你付钱请保姆做，结果会在GDP中反映出来，但如果你选择自己洗，GDP就会忽略它。
在较为保守的年代，课本会列举一位娶了保姆的男性来说明相关观点。当保姆时，她拖地、洗碗、洗衣，每年收入为2.5万美元。当她成了妻子，做的还是同样的事，却连一分钱回报都没有。尽管什么都没改变，GDP却减少了2.5万美元。
比较各国间GDP时，这种视角尤为重要。在欠发达国家，家庭生产通常占较高比重，从而愈发凸显出GDP与实际产出间的差距。美国的人均GDP高出利比里亚100倍，当你读到这个数据，不妨想一想利比里亚人自己种粮食、做衣服，这些均未能计算在国民收入内。他们的确比我们穷，但绝对没有数字显示的那么糟糕。
它的另外一个缺陷在于，提高商品与服务产量可能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坏事。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开发满足了市场对住宅的需求，这是好事；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开发重建了在飓风中被毁的数千栋住宅，这只是让一切恢复原状，不是好事。然而，GDP会将两者都纳入计算。
由于意识到上述及其他诸多缺陷，有些欧洲政府与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开始采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 Happiness）这类数据。不幸的是，幸福比商品与服务更难被量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数据不会说谎，是骗子编纂了数据。也许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人虽然诚实，但在得出结论时过于草率。为了避免错误，应该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数据，如果可以亲力亲为，你将如何采集，而它们与你面前的数据之间存在什么差异。
CPI用来衡量特定商品的价值，与你需要多少收入才能维持特定水平的幸福不同；失业率用来衡量有多少人失业，与有多少人不幸福不同；年收入用来衡量现在的收入分配，与一个人一辈子的收入分配不同；GDP用来衡量市场上交易商品与服务的价值，与所有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不同，与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也不同。
有些缺陷很容易发现，比如GDP忽略了家庭生产。另外一些则很隐蔽，比如人生巅峰期与低谷期都不可能长久，但它夸大了贫富差距。
经过训练，经济学家对数据采集方法的缺陷以及数据本身的偏差十分敏感。出于靠谱的天性，经济学家总是尽己所能地修正它们。
[1] 马格鲁（Margruder’s），华盛顿本地连锁超市，主要卖廉价农产品与杂货。——译者注
[2] 将收入差异归咎于人们所做选择不同是十分愚蠢的观点，而人们不用承担自己选择结果的观点同样愚蠢。
[3] 这种说法只是比较接近真相。如果你的上一代人口总数较小，而下一代人口总数较大，你还是有利可图。
[4] 我的同事马克·比尔斯（Mark Bils）认为，我们应该出于公平的理由补贴烟草业，因为吸烟者并未从社会福利中获得额外的好处。
[5] 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好处而且没有损失：反对强制退休法律生效时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