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克隆自我
从上世纪60年代晚期或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其中包括一大批科学家）开始担心当时最前沿的生物学有可能会改变人性的本质。1971年，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一举成名但晚年因过激言论名声狼藉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当时批评家们提出的道德及社会问题“至关重要，其严重性已经不允许科学界、医学界人士独享相关问题的处置权了”。
1978年，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和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成功进行了人类体外受精，并完成了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Louise Brown）的人工孕育过程。到了1996年，伊恩·威尔穆特（Ian Wilmut）和他的团队将第一只克隆羊命名为“多莉”（Dolly），克隆人类似乎已经箭在弦上。
克隆与基因工程的进步引发了大量试图寻找人类灵魂的研究，然而相比之下研究所得捉襟见肘。从很多年以前人类就开始想象一种人造的“非人”的存在，这种想法既恐怖又令人着迷。克隆人是否应当具备与自然出生的人同等的权利呢？另外，如果一个克隆婴儿的存在意义就是捐献自身的组织或器官，那么这个婴儿可以算是人类吗？再者，我们是否有权改变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类的基因？或者换一个问法，正如那些反对者所说，我们真的有必要、有义务做这样的事情吗？最近几年，类如CRISPR这样更强大的基因编辑工具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然而这样的技术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心，希望有多方意见共同完成相关实验的决策。
2013年，中国的医疗团队正在将猪的肝脏移植到一只猕猴体内。 ? VCG/Getty
无论是正方意见还是反方意见，所有围绕人类基因工程展开的讨论往往都会导致人们过分强调要在遗传意义上确定到底什么才是自我，在这一领域，科学主义带来的影响同样有利有弊。根据追根溯源式的研究，人们首先将人类的生物本性定位于细胞核之内。早在1902年，英国医生阿奇博尔德·加罗德（Archibald Garrod）就根据“化学特征”著书描述了人类的基因。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基因组序列所包含的庞大信息首次如海啸般冲击了科学界的海岸，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人类的遗传变异远比我们原本认为的要广泛得多。在基因技术时代，加罗德也如时代图腾一般登上神坛。
（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01)41972-6/fulltext）
到了世纪之交，一些有远见的实业家已经开始四处游说、兜售概念，比如未来的“个性化定制药物”，它完全基于病人的基因定制。“忘了‘此药品适用于所有人’（这句话）吧！”他们往往把这种具有煽动性的话挂在嘴边。在他们想象的未来中，所有的诊断和治疗都将从个体出发，也就是以你的DNA为前提。当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终于在2003年4月宣告完成，基因测序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这也让各种“基因检测”进入了大众文化的视野。
时至今日，很多技术领先的大学都会为每年入学的新生进行基因检测，并向他们提供各自的基因组序列档案。不少追逐时髦与红利的公司还会有偿向用户提供基因检测服务，该服务能给你推荐定制化的酒品、营养品、护肤品建议清单，甚至包括你适合吃什么样的冰激凌，适合抹什么样的唇膏。
在这个商业生态中，基因组序列信息已经等同于自我了，正如DNA检测公司“23andMe”的那句广告语：“欢迎来到你的世界。”
自我与其模糊的边界
然而你也并非仅仅是你而已，至少从宏观视角来看，你的确不仅仅是你自己。要知道，将DNA视为人体设计蓝图的概念已经过时了，这种学术观念在今天就好像是一份远古卷轴那样陈旧。想要赶上与基因有关的最新思潮，你首先要知道人体内根本找不到两个拥有完全相同染色体的细胞。
举例来说，顺性别（Cisgender，即一个人对自身的性别认同符合其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女性的基因就好像是马赛克瓷砖：在她们的细胞中，两个X染色体中会有任意一个失去活性，这意味着女性体内大约有一半的细胞表达了母亲的X染色体，而另一半的细胞则表达了父亲的X染色体。再举一个例子，作为母亲的女性其实都是一种嵌合体（Chimaeras），因为孕期母体会通过胎盘与胎儿进行细胞交换。
2017年初，国际科研小组在美国《细胞》杂志上宣布，他们把人类干细胞注入猪胚胎中，首次成功培育出人猪嵌合体胚胎，并在猪体内发育了3到4周时间。? bbc
嵌合体作用（Chimaerism）甚至还可以跨越物种障碍。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中培养出了人类与黑猩猩的嵌合体胚胎，另外，研究人员还夜以继日地工作，试图在猪体内培养出具备排异作用耐受力的人体器官。基因、蛋白质和微生物永不停歇地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种生命形式流淌并生活着。正如约翰·列侬写的那句歌词：“我即是他，正如你即是他，也正如你即是我。我们是一体。”（歌名：I Am The Walrus，发行于1967年。）
即使用严格的科学术语来表述这个问题，“你”比你体内染色体所包含的内容也要多得多，而且也更复杂得多。因为人类体内包含的非人类细胞个数多到难以置信，至少比人体内包含人类细胞的个数还要多。主要是细菌（Bacteria）、古菌（Archaea ）、真菌（Fungi）。数以万计的微生物物种在人体内四处堆积，熙熙攘攘，它们对人类的消化、肤色、抵抗力，甚至是视力和情绪都能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没有这些微生物，你甚至不会觉得你就是自己——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你也根本不是自己。原本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在这些研究结果面前已经被打散了，自我变成一团各种群体的集合体，彼此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影响。
（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16)00053-2?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0092867416000532%3Fshowall%3Dtrue）
正如沃里克·安德森所描绘的那样，这些群体也都在那棵热带棕榈树下彼此交融、欢腾雀跃。科学家发现，假如我们借助微生物群来辨别谁才是某个人的同居伴侣，其准确率高达86%。不仅如此，科学家还发现在一对伴侣同居一段时间之后，双方身上相似程度最高的微生物群就生活在彼此的脚上。相比之下，生活在大腿部位的微生物群则与你的生理性别更为相关。
（msystems.asm.org/content/2/4/e00043-17）
如此说来，几乎任何一个生活着特定微生物群的场所——某个身体部位、某个污水池、某一节地铁车厢、某一个教室——都可以被视为是有着遗传学意义上某种身份信息的。在这样的场所，遗传信息也可以在生物个体之间自由交换，无论是通过性行为、捕猎行为、细菌的感染，甚至可以在不同类物种之间通过基因的水平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来完成遗传信息的交换。
就在2018年，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一些深海贝类的共生微生物群就像是某种特定的生物物种，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微生物已经与其他微生物之间出现了遗传隔离（Genetic Isolation）。无独有偶，在真菌世界中，有一种名为“斯波克衰退”【Spok ebb，即“孢子杀手”（Spore-killer）的简写】的基因，而且这种基因还可以通过减数分裂驱动（Meiotic Drive）跨真菌物种传播。所谓减数分裂驱动就像是基因组的快进按钮，它允许遗传信息进行快速变化，以应对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正如遗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很早以前就发表过的言论，基因组就像是细胞的一个敏感器官。
不仅如此，表观遗传学还进一步消除了自我的边界。该学科认为DNA中那些经过编码的信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被重新编码、修改——比如可以将其他DNA模组（DNA Modules）混入一段DNA中进行配对；再比如可以通过隐藏或封住某一段DNA让它们不会被读取；还可以在DNA被读取之后改变其中包含的信息，通过类似翻译的手段改变某些遗传信息。
想想看吧，DNA曾经被生物当作最神圣的一份秘密信息代代相传，然而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核基因组（Nuclear Genome）不过就是一大坨杂乱的信息罢了，里面就像是堆满了各种建议、旅行社标语、各种无意义的音节，还有大量胡言乱语——我们只不过是在遗传过程中根据所需使用这些杂乱信息而已。根据今天的研究所得，基因组似乎并不是一个定义自我、承载自我的座椅，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具包，所谓自我就是由工具包中的原料塑造而成的。于是有关自我的终极问题就变成了：到底是谁塑造了自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