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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智商阴谋

2020年7月8日  来源:利维坦 作者: 提供人:gangshi97......

自我与智商阴谋

1907年,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内特(Alfred Binet)写道:“我们必须要把科学而精确的手段引入所有的教育工作中,这样才能让这个世界到处充满理智的光辉。”在他发表这一言论前的10年之中,比内特曾经与一位名叫西奥多·西蒙(Théodore Simon)的医生编写了一系列测试考题,当时他们让法国的小学生接受考试,并将测试结果称为孩子们的“心理年龄”。如果学生的心理测试比实际年龄更低,那么老师们就会给这些学生开小灶,帮助他们追上教学进度。

后来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将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的比值称为智商,理论上讲,这也是不同群体中的个体首次得以横向对比智商。与此同时,一位来自英国高尔顿学校(Galton School)的统计员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概念,此人名叫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是个优生论者,他发现孩子们在进行不同的测试时,其得分差异存在某种关联性。为了解释这种关联性,他提出了一个名为“一般智力因素”(General Intelligence)的理论,认为智商是一种先天决定的特质。

不久后,美国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在另一位优生论者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的不断怂恿下宣称,智商是一种孟德尔定律式的遗传特征(Mendelian Trait)。智商原本只不过是用来评价小学生的考试成绩,然而故事说到此处,智商竟然可以预测这些孩子未来的人生成就了。看吧,科学主义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智商从一种总结评价变成了一种玄学预言。

我们对“自我”的认知越来越模糊了

电影《阿甘正传》剧照:片中阿甘入学时的智商只有75(一般正常人的智商是85至115之间)。? 豆瓣电影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评价标准,智商已经不再是对一个人过往某一次行为的评价,而是对此人的全面彻底评价——说白了,智商得分就是此人身为人类社会一份子的价值得分。在整个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指1890~1920年美国进行政治改革及现代化的时代),优生论者越来越严重地迷信该学说,他们相信低智商就是犯罪、贫穷、滥交、疾病的根源。虽然后来阿道夫·希特勒将优生论的概念发展到凌驾于整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之上的程度,但是在此之前全球范围内就已经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被人为地从人类基因库中剥离出来,要么被杀,要么被终生囚禁于福利机构中,也许被囚禁的结局同样是被杀害。

自我与“非我”免疫

对于自我到底是什么,免疫学家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思路,他们在人们的身体中寻找自我,并且用一种相对关系而非绝对的描述来定义自我,即自我与“非我”的相对关系。对于组织移植手术后出现的排斥反应、过敏反应、自身免疫反应,免疫学家并不将它们理解为一场发生在体内的战争,而是一次自我身份识别的危机。这就让自我的概念突然从医学领域进入了哲学领域,的确,历史学家沃里克·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曾经指出,在免疫学的研究范畴内,生物学观点与社会观念一直就像是位于“一棵热带棕榈树下,在湿热的条件下混杂在一起”。

(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10.1086/678176)

来自澳大利亚的免疫学家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是免疫学领域柏拉图式的人物。对于免疫学,伯内特将其塑造为一门关于自我的科学,这是因为他本人阅读了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大量著作。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影响可谓针锋相对,大量社会理论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在学习或理论化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时,其第一步都是学习免疫学的概念以获得形象认知。

科学观点与社会学观念在这一领域深度融合,产生了巨大共鸣,彼此共建、延伸了各自的理论。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抛开二者的关系,就根本无法学会其中任何一门学科。

我们对“自我”的认知越来越模糊了

免疫学家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1899-1985),他因为预言获得性免疫耐受性而获得诺贝尔奖,而其最知名的贡献则是无性选择学说。? ABC

不仅如此,伯内特还从控制论(Cybernetics)与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中吸取了一些全新的关于自我的隐喻。1954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有关自我的。”当时他还认为很快会出现一种“新的传播学理论,专门研究有生命的有机体”。

当然,类似的传播学理论的确应运而生了。在同一时期,分子生物学家也纷纷迷上了这种与信息有关的隐喻。1953年DNA的双螺旋结构终于被攻破,正如关于DNA的结构难题被称为遗传“密码”,分子生物学家们纷纷不可抗拒地使用信息、文本或传播相关的相关词汇来比喻他们的工作。他们大量借用诸如“转录、翻译、信使、传递、信号发射”这样的词汇。在他们的语境中,基因组(Genome)是由某种包含四个字母的“字母表”(Alphabet)“书写”(Spell)而成的,就好像基因密码可能是一本书、一个小册子,或者一张清单。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科学领域的发展与计算机科学、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这也绝非偶然。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antibodies-are-made)

二战后,自我的概念就像是一种需要被解密的暗号,DNA序列被认为是可以数字化的。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基因信息可以被截获、解码,甚至是重新编辑。二战结束不久之后,想要抛开信息概念思考人性的生物本质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于DNA的认知甚至到了“DNA就是生命之谜”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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