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前言
本书是《合作的进化》（Axelrod，1984）一书的续篇。《合作的进化》只包含单一的范式和一个明确的主题。范式是指两人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主题是指，如果面对可能长期互动的关系，即使在自我为中心的人群之中，基于互惠（reciprocity）的合作也能演化产生并且自我维持下去。该书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阐发这个主题，其中包括电脑模拟竞赛、历史案例，以及数学证明。
两人重复囚徒困境博弈是社会科学的常用范式。正因为它的提出，使得许多不同的研究可以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之下进行讨论。它甚至成为了许多领域的标准研究范式，其中就包括演化生物学和网络计算机系统等学科。它在形式上特别简单，保证了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电脑科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许多其他人能够彼此对话。事实上，在某个领域内有关囚徒困境的分析性和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常常会引领其他领域的突破。[1]
《合作的进化》的主题是囚徒困境博弈，是在冷战时期完成的。确实，该书写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想要促进两极世界两方的合作。我当时希望，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促进合作的条件，就可能会稍稍改善世界的安全性。这本书在学术界反响很好，甚至那些研究兴趣只在与政策相关问题的学者也对该书称许有嘉。[2]但是我十分清楚，任何一个简单的模型，不管它的应用范围如何广泛，或者战略意义有多大，它所能表现的都只是合作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而本书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超越了囚徒困境博弈的基本范式。本书分析的是自发的演化而不是人为发明的策略。本书也考虑了一些用于处理特殊情况的策略，包括参与者彼此误解，或者实施了错误的选择等等。接着，本书将合作的基础扩大，使得选择的对象不局限于短期成本和可能的长期获益。本书研究范围还拓展到达成以下目的的合作行为：构造并强制推行行为的规范，赢得战争或者建立产业标准，建立能代表其成员采取行动的新组织，以及根据相互影响而建立共同的文化。
扩大可能的合作方式，即意味着扩大可能的竞争方式。因此，本书不仅仅局限于两个参与者是否合作的问题。我们还考虑以下问题：规范违反者和规范执行者之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威胁和战争、公司之间的竞争、组织之间围绕财富和成员的争夺，还有造成文化变迁的社会影响的多种拉动力等。
本书包括了我在1986年至1996年间的工作成果。这十年间，冷战终于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形成。这些巨大的意外转变对我自己的研究计划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十年的转变对我影响巨大的直接原因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幸参与了一系列国际性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要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一开始是美国与苏联之间，后来前南斯拉夫各个交战集团之间也产生的合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的两极世界即将走向终结时，我却因两人博弈的理论工作而开始参与国际活动。
1986年，我加入了国家科学院的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研究行为和社会科学的相关性，目的是为了避免核战争。除了众多研究课题外，该委员会还促进与苏联学者在双方感兴趣的主题上展开并行或者合作性质的研究。
我在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身份也使得我可以加入国家科学院的另一委员会：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由物理科学家组成，与一个对应的苏联小组合作。当时我们的工作是研究倡导有效军备控制的方法，而且要超越当时两国政府正在协商的内容。委员会成员包括在军备控制方面拥有几十年经验的科学家，还有前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等的苏联委员会包括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几位主要科学顾问。
正因为加入这些社会科学和军备控制委员会，使我很好地了解了主要学者和政策活动者是如何看待国际政治的。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一点是，双方主要的思想家为制定概念和政策建议而在智力上的付出。他们需要的概念和建议不仅可以应对新的不确定性风险，还将利用时代创造新的机遇。这些才华横溢、经验丰富、讲求实际的人所面对的困难，使我更加深信，对基本政治和社会过程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潜在价值。
影响我研究工作的还有我们委员会会议之外发生的事件。因为我们的工作，我参加了1988年在乌兹别克斯坦、1989在爱沙尼亚以及俄罗斯举行的一些会议。在爱沙尼亚，我询问东道主苏联，他们是否能想办法让我们同时会见爱沙尼亚民族主义者以及俄罗斯族人，当时前者对独立的要求愈演愈烈，而后者持反对态度。东道主礼貌地告诉我，让双方在同一房间见面是不可能的，但是为我们的利益考虑，他们安排了分别的会见。这件事情让我直接感受到民族主义感情有多么强烈，对于作为世界基本力量的文化冲突和民族主义，我的研究兴趣就更大了。这些兴趣反过来又激发了本书所包含的部分工作成果。这些成果涉及新的政治参与者形成的过程，以及社会影响如何促进政治演化的基础——文化演化。
在1989年，我还认可这句话的正确性：如果爱沙尼亚和莫斯科有冲突，红军将是最终胜利者。但是两年内苏联就崩溃了，爱沙尼亚和所有其他共和国都独立了。
正当民主在俄罗斯得到发展时，南斯拉夫却解体了。在波黑，一场惨烈的内战随后发生，其暴行的残忍程度为欧洲50年中所未见。1995年夏天，就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应联合国之邀在一个会议上介绍我有关合作演化的研究成果，该会议的目的是把前南斯拉夫所有的交战派系的非政府代表聚集在一起。这个地区权力极度不平等，涉及的冲突方不是2个而是15个，而且一些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都被违反。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我的囚徒困境成果将如何应用于他们错综复杂的冲突，与会代表都有重重的疑问。
与会代表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找不到简单答案，但是这些问题很多都是我之前积极研究过的内容。本书中的模型就讨论了不平等权力、多边以及双边冲突、误解和实施错误、规则的执行、新兴的政治实体、政治交往和两极分化的文化基础等。虽然我没有解决方案，但我认为，从参与者互动的角度来大规模分析的结果，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复杂世界中的冲突和合作。
本书的7个章节最初发表于政治科学、冲突研究、组织科学、电脑科学方面的杂志和文集中。因为文章分别出现在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看过一两篇的人很难同时读到其他几篇。现在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出版可能对三个交叉领域的读者会有特别的意义：想了解两人囚徒困境博弈发展情况的人、对多种环境下的冲突和合作有兴趣的人、对社会科学中基于参与者模型（Agent-Based Model）有兴趣的人。
为了拓展我的工作成果，我又加入了一些新资料：
1．一个介绍性的章节，描述本书的共同主题，并显示单个章节彼此之间的关系。
2．每一章节的介绍资料，显示该章节如何选自我长期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叙述与项目相关的经历，并说明这些工作成果获得的评价。
3．一个附录，为希望进行自己研究基于参与者模型的学生和学者提供资源。
加上这些补充材料之后，对政治和社会演化的基本理论有兴趣的高年级本科生应该觉得本书是很容易阅读的。对我所表述的囚徒困境不熟悉的读者可以查阅标准的博弈论教材，或者是我的著作（Axelrod，1984）。在用到专门知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我在论点的表达上使用了较简单的术语。
BACH研究小组给予了鼓励和有益的批评，在此我很高兴地表示感谢。他们是：阿瑟·伯克斯（Arthur Burks），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约翰·霍兰（John Holland），里克·里奥卢（Rick Riolo），卡尔·西蒙（Carl Simon）。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我一直是BACH小组的一部分，这对我是一个提高，是愉悦，也是荣幸。本书的索引要感谢利萨·安布罗西奥（Lisa D'Ambrosio）。对所有那些曾对本书章节有过帮助的人和机构，我也表示感谢，将在本书恰当的地方给出了他们的名字。最后，对于完成本书过程中所获得的资助，我要感谢国防高级项目研究局（Defense Advanced Project Research Agency）和密歇根大学，前者资助了我在Santa Fe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后者资助了我在LS＆A College Enrichment Fund和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工作。
注释：
[1]相关评论请参见Axelrod and Dion，1988以及Axelrod and D'Ambrosio，1995。
[2]例如，1990年我获得国家科学院新设立的“核战避免相关行为研究奖”。在苏联方面，与军备控制有关的几位资深国防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说他们很有兴趣地阅读了本书，并介绍给了朋友。
参考文献
Axelrod，Robert．1984．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
Axelrod，Robert，and Lisa D'Ambrosio．1995．“Announcement for Bibliography o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9：190．
Axelrod，Robert，and Douglas Dion．1988．“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Science 242（9 Dec．）：1385-13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