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和帕特南都认为造成社会资本下降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归咎于单一因素。而且双方都指出，许多因素都是双刃剑。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因素对人们有积极意义，但会对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例如，福山和帕特南都举例说明了这一时期家庭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离婚率上升，女性开始进入职场。毫无疑问，离婚程序简化使得数百万人摆脱了不幸的婚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对孩子、对人的社会化以及对他们自己的信任纽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向女性开放职场在让女性发挥其个人潜力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正如帕特南所说，女性历来在创建社会结构方面扮演的角色都比男性更为重要。女性通常会更积极地参加社会组织、基层政治和宗教组织，而且历来都是女性在打理与朋友及邻里的关系。帕特南的一项研究表明，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和婚姻状况相同的女性中，参加工作的女性参加志愿活动的比例下降了50%，朋友之间的日常往来下降了25%，俱乐部及教会活动出席率下降了15%，参加娱乐活动的比例也下降了10%。45帕特南并不是苛责女性选择出去工作，从个人层面看，女性出去工作既是经济上的需要，也是女性实现个人抱负的方式。相反，他只是指出，这一微观层面的变化——较短时间内有数百万妇女加入了工作，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了宏观的影响。
社会布局的变化，特别是郊区的扩大，也对信任和社交网络的建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街坊邻居有了更多的私人空间，几乎没什么机会碰面、交谈。其次，人们选择开车而不是走路进出社区。这就意味着大家单独待在车里的时间久了，更没什么机会互相碰面了。而且，家与单位离得远，上下班通勤所需时间更长，从而导致职场的社交机会也减少了。（“我下班后也想聚聚，但是我得花一个小时才能回家见到我的家人。”）20世纪50年代，像欧吉和哈丽雅特这样的同事就住同一条街，她们下班后还会顺便一起去喝杯马蒂尼，而这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
产生这一重大后果的另一个因素是大众媒体的隔离效应。当代人的娱乐方式从舞厅、音乐会、酒吧、桥牌俱乐部、保龄球联盟等团体活动戏剧性地转变为个体活动。收音机、电视机、立体音响、视频游戏、家庭影院以及互联网的盛行，意味着大家留出了更多时间在家独处或者陪伴家人。而与媒体本身同样重要的是信息，媒体行业的经济现状使得从业人员将内容指向了大众，因此节目反映的往往是人类情感的最低共同标准。有些人认为，这是随着互联网内容越来越多慢慢发生变化的，但鉴于色情和网络赌博一直在流行，这样的说法还是值得质疑的。几十年来，不仅是小说中，新闻媒体中也一样，整个社会充斥着谋杀和蓄意伤害。人类一直喜欢有关性和暴力的故事，但是通过远程控制或者点击鼠标就能把它们集中起来，让它们生动地展现在电话、电影及电脑游戏中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新现象。第6章中，我们讨论了人类决策方面的偏差，即我们在数据推理方面有限的技巧和根据非典型样本得出结论的倾向。如果某个人置身于源源不断的谋杀新闻中，他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谋杀是件很常见的事情，而且会高估自己被谋杀的概率。媒体造成的这种恐惧进一步削弱了信任，使人群变得孤立。
同女性进入职场一样，人们选择住在郊区、选择开车、选择看电视的理由也非常充分。于是，这些个体选择所产生的宏观效应又让社会资本出现了令人担忧、始料未及的下滑。社会资本长期下滑对美国经济效益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但可能并不乐观。
鉴于引起破坏的原因的结构性和几乎不可逆转的特性，例如几乎没什么人会主张女性回归家庭，大家也不会放弃汽车，我们能做什么确实成了难题。帕特南提出了“社会资本家的议程”这一概念，其中包括以下五个部分：46
1．加强个人参与社会活动及少看电视的承诺；
2．在学校实施帮助下一代建立信任和社会资本准则的方案；
3．进行改革，使工作场所更有利于人们兼顾家庭；
4．改善公共交通，改写区域规划法；
5．鼓励投票，提倡政治参与。
帕特南承认，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来重建美国社会资本是个巨大的挑战，而且我们的政治机构恐怕也无法领导这种变革工作。
福山的态度更为乐观，他认为这既不是人类面临的第一次大破坏，也不会是最后一次。47他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人类社会系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在过去的社会大破坏时期，社会资本也出现了数十年的下滑，但紧接着的就是重新制定规范，重建社会资本。例如，福山列举了19世纪初人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所引起的巨大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轻微犯罪、暴力、酗酒、未婚生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增加的迹象。他指出，在维多利亚时期，针对这些变化产生的是新的社会秩序和规范，而且维多利亚时期被认为是社会资本非常高的一个时期。
围绕社会资本和信任产生的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领域，实际上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48这些问题也证实了复杂适应系统是在不断变化的。传统经济学领域不可能拥有社会资本，因为传统经济学框架关注的是理性个体追求自我利益的选择，只要每个人为自己作出最优选择，就是在为社会作出最优选择。复杂经济学对此持不同观点，其认为一个社会中复杂的互动意味着善意的个体选择有时候可能带来令人吃惊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关于居住地、是否外出工作或者如何度过闲暇时光等这些不断变化、看似毫无关联的因素的选择会导致社会凝聚力急剧下降。
虽然我同意福山的进化论观点，也相信我们会找到方法去适应，但进化论无法保证一定会实现更好的社会秩序，取得更多的财富。进化过程中社会可能会经历崩溃、进入死胡同、陷入贫困。49因此，我同意帕特南的观点，即必须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方法，一种将个体行为、学校、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媒体结合一体的方法。
传统的左、右派理论框架很难对社会资本相关问题进行分类。一方面，合作是经济繁荣的核心这一主要观点更符合左派的思想，并且与右派追求个人主义果实的强烈思想格格不入。左派人士认为，社会资本下降会带来西方世界市场经济中已经出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单凭市场根本无法解决。但是在这一政治立场的对立面，那些关注社会资本下降的人则倾向于支持回归传统价值观——信任邻居、参加志愿服务、尽公民义务、参与宗教活动以及拥有稳固的家庭关系，长期以来这些一直都是保守的右派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争论并没有把我们带入既要有社区又要有传统价值观的尴尬局面，而是两者齐头并进——拥有许多社区、崇尚许多传统价值观，以及政府的领导角色得到充分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