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两位主要叛将安禄山和史思明最后的下场是一样的，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害死之后，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因叛军内讧，史思明也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害，叛军的核心领导层控制军队的威信和领导力越来越差，在与唐军的交战中，屡屡受挫。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承皇位，他启用原郭子仪的部将仆固怀恩为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统领唐军进军叛军所占领的洛阳。
唐玄宗与杨贵妃剧照
守洛阳的叛军排阵对抗仆固怀恩率领的唐军。唐军与叛军双方对阵时，唐军从正面进攻，而仆固怀恩率领回纥突骑迂回至叛军军营左侧，从侧面攻击叛军，唐军在打战中占有优势，杀敌数万。此时，史朝义亲率十万精骑来援洛阳，双方势均力敌，鏖战时双方皆死伤甚多，两军进入胶着状态。大宦官鱼朝恩此时也加入战斗，他率领五百射手射杀叛军；而唐朝镇西节度使马璘更是勇猛，他奋力出击，单枪匹马冲入敌阵，夺敌盾牌，叛军纷纷后退，唐军趁势掩杀过去，在唐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叛军终于抵挡不住，向后溃败，唐军收复降者三万。紧接着，仆固怀恩率军乘胜追击，转战于石榴园、老子庙一带，大败史朝义，叛军有六万人被斩首，二万人被俘，史朝义率残兵败卒向东逃窜，唐军攻占了洛阳城。随后，仆固怀恩又携子仆固玚战郑州，降汴州，下滑州，破卫州，平定幽燕。宝应二年（763年）春天，叛将田承嗣献莫州投降，将史朝义母亲及妻子送至唐军营中。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此时，史朝义部下李怀仙见叛军大势已去，便献范阳向唐军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身亡，其余叛将或降或逃散，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不过，战事虽结束，但“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消极影响并没有结束，“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了极大的消极隐患，使唐王朝有盛世走向衰弱，最后走向灭亡。
唐玄宗画像
第一，大乱平息了，但李唐王室的恐惧心理仍在，表面上他们是在享受平息叛军的胜利功绩，而其实，李唐王室对于武将再也不那么信任了。
本来，依照惯例，朝廷平乱之后，应该对那些在平乱中有杰出贡献的将领们大加封赏，以表彰他们的功绩，可是，乾元二年（759年）七月，肃宗剥夺郭子仪的兵权，名将郭子仪被诬告，在战事非常紧张时，被调回都城闲居，这是李唐王室对名将不信任的表现；而另一名将李光弼虽然在平乱战争胜利后被代宗实封食邑二千户，而且，他的一个儿子也被封为三品官，代宗又赐李光弼铁券，令其“名藏太庙”，绘像于凌烟阁，可是，这位功勋名将却遭到了 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的嫉妒和陷害，他镇守在徐州，因害怕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的加害，几次代宗诏李光弼入朝，李光弼皆不敢去长安见驾，最后，忧郁成疾，病逝于徐州。此外，平乱战争后期的最重要的将领仆固怀恩因在史朝义企图引诱回纥犯边时奉旨亲赴回纥营寨，游说可汗联唐灭史朝义，而在平乱战争结束之后，仆固怀恩与回纥可汗有过交往的事却被猜疑为勾结回纥企图谋反，最后，仆固怀恩投无路，被逼造反，儿子战死，他自己也暴死于鸣沙（今宁夏青铜峡）军中。“安史之乱”中反叛军功绩最大的三员大将，皆被朝廷怀疑，被宦官诬陷，郁郁不得志，或被夺兵权，或害怕被加害不敢入朝，或被逼造反，而平乱勇将来瑱等，竟因为得罪了宦官被贬赐死。“安史之乱”后，李唐王室已经不再信任武将，战功越是显赫的将领，危险越大，这种对武将的不信任，是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郭子仪画像
第二，奇怪的是，李唐王室对于叛臣降将却是封赏有加，封为节度使，给的是实权。
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之后，史朝义的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唐军，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而死，其叛将多数投降，“安史之乱”基本结束，而在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的建议下，也是在仆固怀恩的支持下，李唐王室任命降臣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北部）节度使，并授予其擢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史之职；任命降将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任命其他降将，如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本来，降臣降将归顺李唐王室之后，给予重赏便可，如欲封赏，最多封其任州刺史足矣，可是，李唐王室却封他们为节度使，使他们能着力自强，有机会修缮兵甲，署置官吏，而他们却户版不及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对待降臣降将厚封赏的态度，与对待功臣名将的态度大不一样，这被人怀疑是代宗身边的亲信宦官搞的鬼，他们想通过提高降将的权力，用以抑制朝中立大功的将军们，他们的目的是让朝中将军与地方将领互相牵制，而他们从中坐收渔利。河北三镇降将们权力做大，使唐朝此后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当时，河北三镇实际上已经不是唐王室所能支配和控制的了，藩镇割据也成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由于对武将不信任，为了节制武将，李唐王室便大肆重用宦官，用以监督领兵将领，这使得宦官的权力增大，从此便强化了晚唐宦官专权的趋势，对于唐王朝的衰落影响非常大。
从唐玄宗时起，宦官的权力就开始变大了，唐玄宗宠信高力士，使其地位十分显赫，唐玄宗让高力士批复章奏，甚至任免将军、宰相，连当朝太子都称高力士为“二兄”，高力士权力增大，是唐玄宗时期非常不好的一个范例。
唐肃宗继位之后，由于李静忠辅佐其继位有功，被赐名为“李护国”，后又改赐名为“李辅国”。唐肃宗把军政大事都委托于李辅国，李辅国成了肃宗身边的红人，虽是太监，却能参与军政决策。唐玄宗回到长安后，李辅国和唐肃宗都害怕玄宗复位，李辅国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唐玄宗，他们把唐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流放，并强令唐玄宗的亲信官员陈玄礼致仕，阻拦唐肃宗见重病中的唐玄宗等。后来，在唐肃宗病死后，李辅国囚禁了张皇后，辅佐唐代宗李豫登基为帝。唐代宗登基之后，虽然采取措施把李辅国处置了，但宦官势力不但没有被抑制，反而又壮大了，代宗让程元振、鱼朝恩相继当权，代宗默认太监们暗用刑赏大权，威逼朝臣。最后，导致了太监们肆意阻塞皇帝视听，甚至威逼宰相，架空皇帝。吐蕃深入侵时，程元振、鱼朝恩隐匿军情不奏报，致使代宗狼狈逃至陕州。后来，鱼朝恩因为救驾有功而倍受宠信，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统率神策军。鱼朝恩每次奏事时，如遇反对，竟然敢气愤地喊着：“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真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鱼朝恩揽权
在“安史之乱”期间，李唐王室重用宦官，用以监视统兵将领，这是导致平乱战争一直进展不顺利的重要原因。比如，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当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十万大军讨伐安庆绪时，因肃宗对郭、李二人不信任，便不设主帅，使其各自统兵，互相牵制，当时，肃宗指派了不懂军事的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诸军，这明显的是在制约郭、李两位领兵的将军。再如，上元二年（761年）二月，肃宗轻信宦官鱼朝恩，不听李光弼正确意见，强命李光弼冒险进攻洛阳，李光弼无可奈何，只好留李抱玉守河阳，自己与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会同鱼朝恩进攻洛阳，而仆固怀恩不听李光弼军令，不在洛阳城北邙山而在平原布阵，致使唐军大败，唐军只好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再如，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功劳盖世，但他却遭到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的嫉妒和陷害，多次皇帝召见时，不敢入朝，怕被害死。还有，后来，平乱功劳极大的仆固怀恩也被宦官、监军骆奉先诬告其与回纥勾结，仆固怀恩最后走投无路，被逼造反。
仆固怀恩画像
宦官之所以如此大胆，其实是因为从肃宗开始，就对武将不信任，而为了制约统兵将领，重用宦官，提高他们的权力，因为在德宗看来，宦官只是家奴，离开皇权便一无所有，即便是对皇权有侵犯，也不可能拥兵自立，不会危及皇权根基。所以，德宗一直是比较信任宦官的，他把禁军的指挥权都交到了宦官手中，并设立了管理禁军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专以宦官充任。从此，宦官典兵成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有了这一制度，加上宦官一直伴随皇帝身边，有优先告状的便利，所以，宦官根本就不怕将军们，这种重用宦官的现象，危害极大。李唐王室后来之所以不断衰落，宦官的专权是其重要的原因。当兵权被宦官牢牢掌控之后，宦官的权力独立性得到大大加强，他们借助于兵权，可以左右朝局，甚至架空甚至废立皇帝，这是种变化趋势，是德宗所没有意料到的。当德宗把兵权交给宦官之后，其实已经是开启了宦官毁掉李唐王朝的可怕之路，晚唐李唐王朝的衰败现实，就是肃宗使宦官掌兵权导致可怕结果的证明。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减弱，而战乱使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
经过“安史之乱”的冲击，一方面由于安禄山造反，让唐王朝周边少数民族的首领们感到李唐王室的掌控力量已经减弱，各地的离心力也渐渐便强了；另一方面，李唐王室经过战乱，既要重整朝廷的统治力量的组合结构，又要防备武将掌兵做大做强，对武将不放心，不敢授予他们独立兵权，这导致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大大减弱。特别安禄山叛军崛起之后，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至内地平乱，造成边防空虚，西边的吐蕃人便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虽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但其掌控力已大不如前，这导致了后来边疆无法控制，比如，约在公元790年，唐朝对西域安西北庭也失去控制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已无实力阻止边区少数民族力量自行其是。此外，“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腹地连年战火纷飞，北方的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南方相对比较稳定，为了避乱，北方人士开始南渡，而北方人口向南迁移，随之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技术、资产，这便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渐渐发展壮大，这是继两晋南北朝之后，又一次北民南迁的大行动，这大大改变了全国的经济布局。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造成这一局势产生的原因中，蕴含着重要的历史教训，值得深入探索和加以重视。
首先，唐玄宗晚年施政昏暗是造成“安史之乱”产生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早年的唐玄宗曾是一位励精求治、锐意改革、致力于使唐王朝强大的开明帝王，在他的治理之下，继唐初之后，再次开创出了唐王朝的繁荣景象，出现了“开元盛世”，但是，这样一位原本勤于政事、政治清明、积极有为的明君，到了其统治的后期，却变得不图进取、追求享乐，一方面，唐玄宗对神仙符瑞产生浓厚兴趣。史书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练习礁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旧唐书·礼仪志》）另一方面，唐玄宗更是沉溺于糜乐生活之中，特别是杨贵妃入宫之后，他几乎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追求安逸享乐之中，迷恋于美人色情，不理政事了。史书记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选，又数百人，贵妃姊三人岁给钱千贯，为脂粉之资，每构一堂，费千万计。”（《旧唐书.后妃列传之一》）如此糜烂的生活，一方面是唐玄宗是没有精力去处理朝政的，这让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臣有机可乘，能擅权揽政，成为掌控朝政的权臣，行腐败，误国事；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唐玄宗、杨贵妃的享受，唐王朝只能加倍收刮民脂民膏，加上奸臣从中贪污敛财，致使得底层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因而激发社会矛盾。所以，唐玄宗统治晚期的昏庸腐败、贪色好乐是一个最高管理者的致命错误，是导致国家衰败的荒唐之举。后世管理者，无论是政治方面的管理者还是企业方面的管理者，都应该引以为戒，历史事例证明，不能坚持励精图治的管理者，一定不是最好的管理者，管理者后期的失败抵消不了他前期的功绩，因为结局是悲惨的。
其次，唐玄宗统治晚期，重用宦官高力士；唐肃宗谋划登基时，重用宦官李辅国；代宗登基之后，重用宦官程元振等，这对于李唐王朝由盛转衰，影响极大。玄宗用高力士对于“安史之乱”之后肃宗重用宦官，起了很坏的榜样作用。肃宗重用李辅国，特别是放手使其掌控兵权，造成了宦官典兵成为一项正式的制度，这是非常危险的政治措施，后来，程元振、鱼朝恩等，之所以敢为所欲为，诬告陷害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等，就是因为这些宦官看出了李唐王室提防武将，深知皇帝让他们掌控兵权的用意。宦官专权成了晚唐唐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值得警惕的历史教训。帝王重用身边的亲信，便于掌控，这虽然有些有利条件，但是，这些宦官不懂军事却让他们去掌兵或监督军队，必然给战局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也会打打击统兵将领的积极性。而如果这些被重用的宦官是心胸狭窄、贪图权利的，事情就会更糟，因为他们会在皇帝身边献谗言，搬弄是非，陷害忠良，结果定会是小人当道，奸佞当权，朝廷衰败。所以，谨用身边亲信，用人才而不用奴才，这是管理方面用人的基本原则，不可违背。此外，帝王重用外戚道理与重用宦官基本是一样的，唐玄宗重用杨国忠导致了朝政腐败，激化了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压制了文臣武将的积极性，其结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安史之乱”的产生，不能不说与唐玄宗重用外戚杨国忠是有紧密关系的，难怪在马嵬坡，护驾的将士们极力要杀死杨国忠，极力逼唐玄宗赐死杨贵妃，本来，宠妃、佞戚是朝野共恨的，因为他们乱政误国，危害百姓，这与重用宦官一样，是管理的失败教训。
再次，唐肃宗在平乱战争的紧要关头，帝王心术太重，疑心太强，下令九节度使军队围攻叛军，但却不信任统兵的武将，于诸军中不设统帅，有意让郭子仪、李光弼互相牵制，致使当时的九节度使，包括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各自所率的军队缺乏统一指挥，当时，郭子仪和李光弼皆是元勋，难相统属，九路军各自为战，其战斗力大打折扣，失去了歼灭叛军的大好时机。大战之时，最忌讳的是缺乏统一指挥的主帅，而肃宗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猜疑武将，对统兵将领不信任，还委派了没有军事经验的宦官监军，这在战场上是危害很大的。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让郭子仪、李光弼掌兵，就该给予信任，即便是有疑惑，最好也让有军事经验，或真能让将军们信服的人（如王室成员等）去监军，总比宦官监军要好得多。其实，关键时用人，要结合人品的考察，不能一味猜疑，对将领不信任，便已经先输了一半了。所以，在对精锐部队的管理上，一定要选择可以信任的将领，疑人不用，而用了就一定要信任，若指派小人去监督有才有德的人，前方指挥官是不会为后方领导卖命的。忠勇之士，需要有贴心的领导。
最后，在“安史之乱”结束时，李唐王室任命降臣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北部）节度使，并授予其擢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史之职；任命降将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任命其他降将，如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赋予他们有行政、军事和税赋等方面的权力，这所给的权力太大了，这犯了和当年唐玄宗一样的错误，唐玄宗给安禄山等边疆守将权力太大，使他们有机会积蓄造反的实力，而代宗对于叛将们的“封赏”也太大了，后来，造成了河北三镇实际上已难以控制，藩镇割据也逐渐形成。所以，在管理机制的设置中，为了强化中央管理权力，适当地抑制地方超限的权力是必要的，如果授予地方或边疆的官员或将领的权力过大，使地方官或将领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具有独立性的一方霸主，这很容易产生叛乱或造成割据局面。在适当条件下，为了创造地方上的活力，适当给予地方管理方面的灵活性是必要的，但在重大权力上，比如兵权掌控、核心财权掌握等方面，中央管理部门牢牢掌控是必要的。管理中，有序比混乱更有利于系统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