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盖诺提在病人身上发现，左前额区遭受损伤的人会出现病态的哭泣，并伴随着抑郁症的典型症状。这自然会让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抑郁症患者的左前额皮质活动水平是否会减弱？为了找到答案，我开始着手研究，这也开启了日后我对抑郁症和大脑进行的一系列实验。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在纽约州立大学帕切斯分校任职的时候，我招募到6位抑郁症患者与9位健康的志愿者，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试点研究。我决定记录下基准水平的大脑活动（所谓“基准”，是指当受试者没有受到任何刺激的时候），在此期间志愿者什么也不用做，研究人员不会要求他们做什么具体的事情，比如观看视频，他们只要在那儿“休息”，一段时间让眼睛睁着，另一段时间让眼睛闭着，就行了。奇怪的事情出现了：与没有抑郁症的实验参与者相比，有抑郁症的人的左额区激活水平显著较低。[24]
没错，你有理由质疑一项仅有15名受试者的研究，如果研究结论让人匪夷所思，不符合已有的生理学知识（比方说，如果有人告诉你抑郁症会导致视觉皮质的活动水平大幅降低的话），那么你的质疑将是非常有道理的。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这项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证明了，在脑损伤病人（盖诺提的中风病人）身上的发现，同样可以适用于解剖学意义上健康的人（无脑损伤）。其次，这项研究也告诉我们，左前额区对我们的情绪生活起着某种特定的作用：（1）它帮助我们产生积极的情绪；（2）它让我们能够在心里形成一个期望的目标，并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制订一个行动计划。缺乏这两方面的能力是抑郁症患者的显著特征：很多抑郁症患者都表示，感觉不到愉快甚至比悲伤更令人痛苦；而无法参与到目标导向的活动之中正是抑郁症最大的危害之一。
让我来把目前为止的结论总结一下。第一，当健康的成年人经历积极情绪时，左前额皮质会变得活跃，经历消极情绪时，右前额皮质则会变得活跃。第二，在婴儿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同样的大脑活动模式。第三，抑郁症患者或者左前额皮质活动不足，或者右前额活动增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我不禁思考，在这三棵“树”的不远处，是否藏有一片“森林”。具体来讲，我猜想，我们发现的前额皮质的活动模式，也许正是当人类产生趋向情绪与回避情绪时所发生的神经机制。“趋向”（approach）和“回避”（avoidance）之类的词听上去多少有些装模作样，不过我必须向各位读者说明，我们所经历的每一种情绪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划归于这两类情绪中的一种。实际上，伟大的比较心理学家T.C.施奈拉（T.C.Schneirla）正好也指出了这一点：趋向还是回避是每个生物体对环境做出的基本心理决策。[25]施奈拉是我通过凯根认识的。就我们的讨论来说，强趋向性的积极情绪可能与左前额区的激活相关。比如，等候你心爱的人走出登机道，再跑去给她一个拥抱。这在过去是可以的，不过“9·11”事件之后，机场已经加强了安保措施。而回避行为则可能与右前额区的激活相关。比如，不愿直视惨烈的事故现场，或者听到家里进来了一个强盗，害怕得蜷成一团。
为什么进化过程将趋向与回避的功能分别置于人的左脑和右脑？这也许是为了减少左右脑之间的竞争和混乱，让它们之间的分工尽可能清楚。如果我们必须回避一种有害或者危险的刺激，比如从山体滑坡或者洞熊那里逃生，就不能让任何东西碍事。进化过程似乎给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让大脑完全不同的另一半来掌管与回避相反的趋向行为，这样趋向行为被错误激活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