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和儿子杰克一起去看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秋季的开幕赛。比赛中，迭戈·科斯塔（DiegoCosta）和伊登·阿扎尔（Eden Hazard）(4)两记射门，切尔西足球俱乐部以2∶0完胜莱斯特城足球俱乐部，赢得不费吹灰之力。他们经过一个夏季的偃旗息鼓之后重返球场，让我们倍感兴奋。在3分钟加时赛后，我们解开锁在车架上的自行车，骑向海德公园。我们骑着自行车回家，沿途看8月下旬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公园里络绎不绝的游客，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那天的比赛是完全遵照两个月前就已确定的赛程表安排的，开赛时间则是在一个月前由各电视台决定的。不过，真到了比赛日，一切就只不过是些老生常谈的事了，比如何时会面，何时用午餐，比萨要多久才能送到，账单何时寄来，在球场入口和检票口要排多久的队，赛前记者会上播放什么歌曲——最近总是布勒乐队（Blur）的《居无定所》（Parklife）这张专辑雀屏中选，大屏幕上还会配合播放历年比赛的精彩片段。然后是关于比赛本身的：当你赢球时，等候终场哨声的时间是多么漫长而难熬；当你落后时，时间又显得何其迅速。
为了避开人潮，我们提前了1分钟离开。这也是一场有关时间的商榷：错过可能会射门的最后1分钟的比赛，与在拥挤不堪的人潮里浪费10分钟，这两种价值该如何衡量？许多观众都选择了提前离席，而这几乎让我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我们的自行车不得不在人群中迂回、缓慢地前进。
杰克是我最小的儿子，那时才24岁，浑身是劲儿，一路上一直稍微领先于我。海德公园很棒的一点是有现代化的人行道分隔，一半是自行车道，一半是人行道。我一路骑行过蛇形画廊（SerpentineGallery），有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艺术家正在那里办展览。突然间，我的脸血流如注，伤口就在眼睛上方的动脉处，我的眼镜已粉身碎骨，自行车摔在路边，我的右肘已痛到失去知觉。围观的人很多，从他们眉头深锁的表情看来，我脑袋上的伤肯定惨不忍睹。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有人递给我纸巾让我按住头上的伤口，而纸巾一下子就被染红了。
就像传说中的那样，时间真的慢下来了。我看见自己摔倒的样子，不尽然是慢动作，但确实每个瞬间都被延长了——这次意外的每个细节都被拉长了，而且仿佛就是我这辈子的最后一幕一样。我从自行车上腾空跃起直到落地，仿佛是一次优雅利落的俯冲，而非一场笨手笨脚、让人恐慌的混乱。我周围的人们一直在喊“救护车”。过了差不多6分钟，救护车终于到了，大概是因为很难穿过这样一群“帮手”吧。我记得当时我还在担心我的自行车以及谁去通知我妻子。一名救护人员剪开我夹克的袖子，看到我手肘的伤势时吓了一跳——虽然骨头没有暴露在外面，但我的手肘已经肿得像晚餐的盘子一样了。他说：“你需要照X光，但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骨头已经断了！”接着，救护车在不到15分钟前我们才走过的路上狂飙，我问救护人员要不要鸣笛，他则问我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被时间搞乱了。当时人行道很拥挤，所以我骑得并不快。杰克就在我前面，我们的左前方则有许多人。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女性游客没跟上她的朋友，直接走到了自行车道上。那时我已经知道会撞上她了，但根本来不及刹车，甚至连伸出手都来不及，于是，我脚下的自行车似乎凭空消失了，我则径直往前摔了出去。这位二十来岁的葡萄牙女性吓得不知所措，杰克留下了她的手机号码，但后来不知被我们丢到哪里去了。
神经科学家也许早已听腻了时间在意外事件现场变慢的故事，他们会告诉你为何会这样。意外事故令人心惊胆战，因此，大脑会腾出大量的空间，让新记忆在大脑皮质留下印象。人们会记得这些重大事件以及其中许多生动的细节，并且会在脑海中重构事件并转述给别人。而既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那你认为的时间就必然会比实际上的更长。相反，熟悉的活动早已深植大脑皮质，达到让人无须多想的地步。例如，开车去购物时，你可以想着别的事，甚至会自信地认为即使是在睡梦中也能得心应手地例行公事。相比之下，突如其来的新事件却需要大脑更多的注意力，如闯入自行车道的陌生女性、散落一地的碎屑、刹车和路人的尖叫声，当人们试图减轻自己脆弱的肉体受到的伤害时，这些就是需要处理的新事件。
那么，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短暂的一瞬间被拉长了？大脑中有一个结构被称为杏仁核，它的主要功能与记忆和决策有关，并能控制大脑中的其他功能来应对危机。似乎就是它将1秒钟的事故扩展成了5秒钟或者更长时间的事件，而这是被恐惧和猝不及防的惊吓触发的——恐惧和惊吓会刺激大脑的边缘系统，力道之强会让人难以忘怀。也就是说，时间并没有为我们暂停或延长，我们所感知到的时间长度的扭曲，不过就是因为杏仁核以更加历历在目的方式展示记忆，以至于我们在回想时感觉似乎发生了时间扭曲。
脑科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5)小时候曾经从屋顶上跌下来过，那时他也感受到了类似的时间被拉长的感觉。他进行过多项有关时间感知的实验，按照他的解释，这是“记忆刻画现实故事的伎俩”。我们的神经机制总是不断尝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周遭的世界整合成合情合理的叙事。作家们也有相同的企图：当以自己的时间重新评估事件时，他们要弄清楚，如果不经过时间重置，那什么是虚构的？如果不回溯时间，那什么又是历史？
我并不是在乘救护车前往医院的途中就了解了这一切，救护车自有它的例行程序，急诊科也一样。我在那里等待看诊，像天长地久那么久，足以让我的杏仁核带我返回那种宁静、平衡的状态。时间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被拉长了——那是拉长的枯燥乏味。在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百无聊赖地看着其他患者，想着该怎么取消未来一个星期满满的日程表中大部分的安排。
杰克本来计划搭乘当天傍晚的最后一班火车返回圣艾夫斯，当然，他没能赶上。不久之后，我的妻子贾斯廷也到了，我告诉了她事情的原委，那时，沾满血迹的纸巾还粘在我的额头上。又过了不久，我躺在隔间里的担架上，一位护士问我还能不能握拳。差不多到了午夜，医生才为我的手肘裹上了石膏，以防我在进手术室前移动到它。凌晨1点过后，一位和蔼可亲且即将结束值班的医生对我说，他必须回到妻子和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宝贝身边。可是，我的伤口太深了，与其让资历浅的医生为我缝合，不如他自己来。
凌晨3点的时候，我独自待在医院，贾斯廷与杰克已经开车回了家，自行车就放在车的后备厢。我呢，还没有等到病房的床位。我胸前的手臂裹着石膏，手肘刚刚缝了9针，我还吃了几颗止疼药。我不知道要在那里待多久，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做手术。我听见某个地方有滴水声，房间外面有人在喊叫，我开始觉得冷了。
我想，我能觉察到那时的每一秒都发生了什么。那是2014年8月的一天，但日期不仅无关紧要，还很主观。这次事故让我紧绷的心智散开并颠覆了一切。在医院这个沉寂的空间里，我觉得自己达到了一种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时间有了新的紧迫性，也有了新的从容。我回到了担架上，在这里，时间不再属于我，也让我疑惑时间的限度究竟是什么。
一切都是凑巧还是注定的？对于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如果我和杰克早半分钟离开足球场，如果我们把自行车骑得更快一些，如果红绿灯能让我们慢下来，如果那位葡萄牙女性在那个下午多品尝片刻小蛋糕，如果她根本就没来伦敦，那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杰克能赶上火车，我可以观赏《今日比赛》（Match of the Day）的集锦报道，医生也可以早点下班陪他的妻子和孩子。
在这种时间背景下上演的一切，都是独断专行以及自导自演的，是历经世世代代的逐步校正而形成的安排。我不禁好奇，这些事件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时间为交通运输、休闲娱乐、运动赛事、医疗诊断等所有事提供了规范，而本书的主题，正是人们以及各种过程是如何与时间联结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