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周围到处都有防护机制，以填补道德、名誉以及制度压力的不足。家里的门锁及防盗报警器、世界上大部分货币都采用的防伪技术、枪支登记与票据打印等都属于防护机制。它们可能是高科技产品，如自动面部识别系统，也可能是低端技术，如防御沟壑以及高墙。它们不仅包含物理系统，还包括过程性机制，比如社区守望、海关验关以及警察搜身等。
偷窃酒店毛巾不是什么世界性的大难题，但对于酒店来说，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从道德上禁止偷窃毛巾能够对大多数人起作用。许多酒店将它们的商标以及名字印在毛巾上，这将作为名誉压力机制而起作用，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想让他们的朋友在浴室看到偷来的毛巾。但有时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将毛巾作为酒店的纪念品，这样就更想把它偷走了。当然，偷窃酒店的毛巾是违法的，可除非是进行大规模的偷窃，犯罪行为将无法被起诉。1结果便是背叛范围比酒店预想的要高，而替换高档酒店中又大又软的毛巾花费很大。
酒店能自己掌控的事情便是采取防护机制。一个很常见的做法是给出毛巾以及其他物品的明确价位，如果发现它们丢了就要求客人赔偿。这对像浴衣这样的物品是很有效的，但酒店要对客人用了多少毛巾了如指掌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在物品存放室有一堆毛巾，或客人可以从走廊物品车中自行获取毛巾，就会更加困难。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还未被广泛采用的新机制，把防水洗的计算机芯片嵌入毛巾，这样便可以对它们在酒店内的移动情况进行电子跟踪。一家匿名的夏威夷酒店声称他们酒店被偷窃毛巾的数量从每月4000条降低到每月750条，每月节省了16000美元的更换费用。如果RFID签[1]不贵，而且不会很快受损，那么这是相当不错的机制。
我们还返回到两个囚徒的困境中，他们从道德上倾向于不背叛对方。他们在黑道上的名誉取决于他们是否背叛同伙，并且他们的组织对背叛者有着不成文但是实实在在的制裁。对大多数罪犯这可能已经足够，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在一些国家中，警察的劝诱说服能力是很强的。
一些组织，如恐怖分子以及间谍组织的做法是增加安全机制。它们将组织划分成一个个单元，这样每一个犯罪单元的成员只知道很有限的其他成员。有许多划分单元的方法，在组织结构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抵抗运动与基地组织是不同的。如果罪犯被逮到并被审讯，他的背叛对组织只会产生很小的伤害。当然，这并不能帮助被抓到的囚徒，但这种机制确实保护了犯罪组织的其他成员（见表10-1）。
当然，有很充足的理由不去运作一个这样的组织。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只认识本部门的5位同事，并使用秘密情报传递点以及不断变换的付费电话亭，还得经过声音掩饰处理与上司沟通，效率何其低下。但是有时安全比便捷的通信、开放的管理更为重要。
在图6-3中，我列举了几种不同类型的防护机制：
●防御。这个是你想到的很正常的一类防护：武器、盔甲、门锁、防弹背心、看门狗、杀毒软件、减速带、自行车锁、监狱高墙、安全房、贞操带以及锥形交通路标。这些东西的共同点在于通过物理的方式阻止潜在背叛者做想要做的事情。
●干预。这些是在背叛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防护措施，要么使背叛更加困难，要么使协作更加容易。迷惑与误导措施、赌场里的安防摄像头、巡更器以及认证系统都起到了使背叛更加困难的作用，而自动脸部识别系统、告诉你正在以多大速度驾驶的自动测速仪以及告诉你行驶规则的路标都能让协作变得容易。
●检测/响应系统。这些包括防盗报警器、烟囱中检测污染物的传感器、与商店中物品或酒店毛巾贴在一起的RFID签、门口的检测器、计算机网络入侵检测系统以及用以确认酒店床单是否干净的紫外线检测。
●审计/法医系统。这些是指对制度性社会压力进行强化的措施，包括指纹与DNA匹配技术和及分析信用卡消费和搜寻诈骗模式的专家系统。
●恢复系统。有一些防护措施能够帮助受害者很容易从攻击中恢复过来，比如信用卡监控服务或者保险计划。关于这些措施，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们不会直接影响到风险权衡，确切地说，它们只会使让人更可能背叛，因为他可以找到受害者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借口。
●先发制人的干预。这些在攻击之前就已运作，并会直接影响风险权衡。强制变性（化学手段或其他）、用强制性药物改变一个职业罪犯的个人特征或者额叶切断术等都属于此类。攻击之后通常都会有惩罚，但他们也可以预防未来的攻击。囚禁除了是一个惩罚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干预；大多数犯罪，一个在狱中的人是无法实施的，死刑也是这样。预测性监控项目也属于此类，即在犯罪很可能出现的地方及时段增加警力部署。
我要第一个跳出来承认这种分类并不完美，因为很明显存在一些不能划入以上任何一个分类的情况。那无伤大雅，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对所有可能的安防手段进行精确的分类，注意到我们每天使用的防护机制的范围之广才是意义所在，我们在许多时候甚至未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防护机制是社会压力的独特一类，它们是对背叛的最后一个层次的防御，也是最具伸缩性的。你可以将其看作对自然防御的技术性增强。即使人类是完全独处的，并且从来没有形成过社会，没担心过社会困境，没引入过社会压力，安防机制依然会保护每一个个体。
模拟人类自然防御的技术只是对行为强加物理约束的社会压力。我们已讨论过影响风险权衡的因素，包括直接发挥作用的道德压力，也包括通过反馈发挥作用的名誉压力。防护也会以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它也能阻止一个决心背叛的人。一个盗贼可能从道德上并没有觉得到珠宝店行窃有什么不妥，也可能不在乎他的名誉或者被抓到，但他如果想偷到一些东西，就必须打开门锁以及保险箱。安防可以从技术（开锁能力）、资金（购买能够切开保险箱的氧乙炔炬所花的成本）以及时间（切开保险箱要求的时间）等方面约束盗贼。有时候约束是相对的，有时则是可绝对的，这使得防护机制如此坚不可摧且极具伸缩性。防护机制有时会在背叛者不觉得自己正在背叛的情况下起到作用。比如，锁着的门将阻挡一个没有意识到已闯入私人领域的人。
模拟自然防御的防护机制不总是被用作社会压力，这取决于由谁实施这个防护机制以及实施的原因。回想密封包裹交易的情况：商人可以实施一些防护机制阻止顾客偷窃商品，或者其他一些欺骗行为。他可以安装安防摄像头，在商品上贴上防盗签，购买验钞机，还可以使用支票鉴别服务。所有这些都是商人的决定以及做法，不涉及群体内的信任。
如果店主在点钞机后安装摄像头，这并不是社会压力；如果在城市的每条街道、每个拐角上都安装摄像头，这便是社会压力。如果警察使用一个区域内安装的摄像头来跟踪一个犯罪嫌疑人，这是社会压力。如果社会决定对在店内安装摄像头进行相应补贴，这也变成了社会压力。
如果我出于自卫考虑带枪，这不是社会压力；如果枪作为警察的武装来配备，这就是社会压力。你可能会认为在防止酒店毛巾丢失这一问题中不存在社会困境。这当然是真的，说明个体的安防与作为社会压力的安防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同样的安防手段，比如摄像头，可能在一个场合下是个人行为，而在另一个场合下便是社会行为，也有一些安防手段同时属于两者。与一般分类相比，我并不太在意这些难以划分界限的情况。
即使一个防护机制完全由个人部署实施，这也不意味着它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压力。一个摄像头可能只会让犯罪转移到其他地方而非消除犯罪行为，一个窃贼可能只是换一个地方作案而已。如果有足够多的商店安装隐蔽摄像头，盗贼就会觉得作案的风险太大了。已经广泛使用的丢失寻回系统会减少偷车行为（这会增加没有安装该系统区域的偷车行为）。多种计算机防护机制可以产生类似的结果。如果防护机制安装得足够多，潜在的背叛者将到其他领域作案，因为因背叛而获得的价值减少了。
当然，社会常常限制一个人所能部署的安全系统类型。服装店在更衣室中安装摄像头是非法的，尽管这样可以减少偷窃物品行为的发生。我也不能在我家前院埋入地雷，即使我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夜间盗窃的发生。
防护机制也受我们的能力所限。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用枪，你便不大可能用枪自卫。我也没有时间在每次进餐之前测试每一顿饭是否有毒，即使我有多么想测试。更为现实的一个例子是，商店可能有规定要对大面值的钞票进行真伪甄别，但对小面值的则没有必要（当然，背叛者利用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20美元的伪钞比100美元的伪钞要多）。
防护机制既是单独一类社会压力，也是对其他三种压力的补充，使社会压力具有更好的伸缩性。我们在第7～9章中讨论过的许多社会压力都有防护的成分，例如：
●防护增强型道德压力。简单的如“员工必须在上厕所后洗手”的标语，可以将其看作防护机制。将承诺变得更为容易也是加强道德的手段，填写与提交纳电子化税申报表、对受害者以及潜在受害者的脸部照相、在乱扔垃圾较多的地点增加垃圾桶数量。现在可以直接影响道德的社会压力有：精神病学疗法、精神药物、大脑手术。
●防护增强型名誉压力。eBay上的反馈机制是一套基于名誉的系统，它需要一定的防护机制以保证不会被无道德原则的商人攻击或篡改记录。其他的例子包括推荐信、部落服饰、雇员背景调查、性侵犯数据库、贴在墙上的学位证书以及美国国务院旅游建议。我们可以在网上查阅医生的相关信息，这样便可以把自己的健康交给一位陌生的医生。网上名誉机制使我们相信亚马逊上没用过的产品、Slashdot上的评论员以及Facebook上不认识的“朋友”。信用评级机制将名誉编纂归类。在网络游戏中，防护机制不仅是一个加强机制，而且是对道德与名誉压力的替代以保证游戏的公平性。
●防护增强型制度压力。一个社区可以通过安装摄像头来限制车速。政府也可以采用相关性分析软件来分析数以百万的纳税申报表，搜寻欺诈的证据。类似的例子包括报警系统、警察使用的跟踪犯罪嫌疑人的监控系统、可证明有罪的法医系统、保险箱、防盗标签、收银机、防伪钞、工作卡以及出勤记录、信用卡PIN卡、医师资格证以及法律专业。
现在我们对这些内容进行整体考虑，想想一个因公出差的雇员，因为他的费用可以报销，他既可以十分节俭，也可以享用奢华的酒店、餐馆等，这是个社会困境（见表10-2）。
以下是更多的社会困境以及作为社会压力存在的防护机制。
●交通堵塞。防护手段包括交警指挥疏散交通，特别是在十字路口处，也可以在容易发生堵塞的十字路口安装摄像头协助疏通。
●疫苗。一直有人致力于研究帮助公众重塑对疫苗的信心以及减少其缺陷，这些研究包括广告宣传以及其他类型的市场营销。另外，口服型疫苗也使协作更为便利。
●游戏作弊。在游戏中如果每个玩家都公平竞技，大家都会感到好玩，但有时某个玩家觉得通过作弊获胜可能更加有趣。为了打击作弊现象，新版本的大富翁游戏发行了电子装置，可以跟踪每个玩家的金钱，来保证他们都能顺利到达正确的地方——防止被骗。
以上手段中许多看起来并不像防护机制，但它们确实是。防护机制具有多样性，范围极为宽泛，这一点可用刑事司法教授罗纳德·克拉克制作的表说明，如表10-3所示。
事实上，第6～9章中写到的每一点都可以被看作一种防护机制，这也是一种看待社会压力的方式：道德充当了先发制人的干预机制；名誉是一个背叛与响应机制；法律与制裁也是这样，税法与激励起到了干预的作用，等等。尽管这确实是真的，作为在安全领域工作的人，我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将防护作为单独的一类对其进行研究是很有价值。
我不打算讲述更多专门的防护机制，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讨论很容易进入技术死角，另一方面，书店里已经有许多详细讨论这些话题的著作了。
在职业运动中使用兴奋剂是一个社会困境（见表10-4），同时也是防护机制充当社会压力失效的很好例证。
至少，这是我们希望的样子。3事实证明禁服兴奋剂的法规很难被执行，问题在于，尽管这个法规的本意是禁止服用提高体能的药物，但忽略群体利益使用药物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下面是专业自行车赛手亚历克斯说的一段话。
我参加这个赛事已有很长时间了，深知这项运动中发生的一切，不仅是我，骑手们、团队领导、组织者、官员以及记者，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骑手，在这个体系里我感到很累。就像在高速公路上，法律规定限速65英里，但是大家都把车开到70英里或更快。为什么我要成为服从限速规则的人呢？我有两个选择：要么我适应规则并与他人一道前行，要么我转行去做油漆工。在我的处境下谁会选择做后者呢？
在比赛明令禁服药物之前，长距离自行手已使用刺激类药物，比如咖啡因、可卡因、硝酸甘油、安非他命以及止痛药片来提高他们的耐力。这是一例典型的军备竞赛——每个人都得准备以防掉队，并且许多运动员都会因为长期服用这些药物而受到严重伤害。在这种情形下，道德以及名誉是不会起作用的，只有通过防护机制执行相应的制度规则才是有效的手段：对特定药品的检测。法国在1965年第一次通过了反兴奋剂法，在1966年环法自行车赛中，测试者发现几乎1/3的运动员的安非他命的检验结果呈阳性。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旦潜在的提升体能的药物被发现，就会将其列入禁用名单并对其进行检测。4黑名单上至今已包含了上百种药品。
然而，不同机构的黑名单存在不一致性，导致了对本不想作弊的运动员失误制裁的情况。5在2000年奥运会上，罗马尼亚体操运动员安德烈娅·拉杜坎的金牌得而复失，因为她被检测出假麻黄碱呈阳性，这是由于她服用了两粒由队医开出的不需处方可以出售的感冒药。
防护机制会因以下几个很宽泛的原因失效。
（1）它们并不像广告说的那样管用。科技产品一般都由公司研发并销售以获取利润，即使没有真实的证据来证明它的功用。市政当局误以为安装了摄像头就会阻止犯罪的发生，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误以为装了全身扫描器便可以阻止恐怖主义，军方也花了几十亿美元装备了防空炮等并没有起到作用的武器系统。在上个世纪，相面术（脸部特征）与颅相学（骨架测量）都被认为在识别罪犯特征中是有效的。
（2）攻击者能设计出避开高科技的方法。攻击者常常会努力设计出绕开防护机制的方法，它们中一部分确实成功了。每一种防伪手段最终都会成功被伪造者克服。（不仅是纸币，冶炼技术的改进产生了更逼真的小块金属假币）。不管弥补了多少税法漏洞，在免税法规设计方面已经足够复杂，足够多的立法者愿意通过条款以满足特殊利益集团，但无道德原则的公司总是可以发现更多的漏洞，有许多方法可以打开门锁与保险箱。
（3）很多技术都会以影响安防技术的方式革新。我们将在第16章中详细讨论此点。互联网给了我们无尽的教训，而这些情况在过去的系统中是稳定的，迁移到网络上运行便出现问题。比如，针对冒充诈骗的防护手段——识别窃贼，在面对面会议以及电话通话中是起作用的，但是在网络会议中就会失效。计算机、传真机使得纸质文档更容易造假，电子投票比其前身更不安全，现代汽车电子也会给汽车本身带来更多的风险，网络医疗设备会被攻击，有成百上千的例子。
有时，技术的革新与要处理的社会困境一点关系也没有。在键盘输入日益普及的今天，再加上教师对标准化测试的倾向，花体字已经不再是学校教授的内容了。因此现在的签名更可能是打印体或者难以辨认的字迹，这两者都很容易伪造。
（4）防护机制在增强其他社会压力的同时，也增加了新的被攻击面，下面举例说明。
在一个小镇上，大家都相互认识，放贷者可以根据名誉决定可以贷款给谁（像电影《美丽人生》中那样）。这个机制并不完美，背叛者可以通过一系列办法隐藏他们的名誉来欺骗放贷者，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该机制并不具有伸缩性。为了能够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放贷，我们用防护机制加强名誉。比如，信用报告与打分是防护增强型名誉压力。该机制运作良好，得益于此，我们的社会可以在如此大的规模上进行借贷。新的名誉压力机制会被从技术层面上攻击，背叛者可以攻击信用当局的数据库，通过增加他的信用得分来提升他的名誉，或者他可以冒充他人的名声。所有这些攻击在完全基于人的名誉机制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加上技术之后的名誉机制却存在这样的问题。
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人并没看出来是因为增加了技术防护，名誉机制才产生了这些问题，而错误地认为这仅仅是名誉机制的问题。这会增加风险，比如：
●执照是制度（正式化名誉）压力系统。当它通过物理或电子凭证的方式增强时，伪造这些凭证就变成了一种攻击方式。
●银行支付曾经是一个名誉与制度压力的组合系统。现在主要是技术系统，并且通过技术手段是可被攻击的。
●我们传统上使用物理线索来评估一个生意的名誉：餐馆是否干净以及银行建筑的印象等。今天我们可以从网上获取大量类似的线索，而这些信息是更容易伪造的。7更为一般的是，我们关于识别可信任签名的能力一直在被技术影响。
●通用身份识别系统会使冒充诈骗更加有利可图，因为偷窃一张单独的ID卡可以在许多地方使用。有时，难以伪造的ID卡会更有风险，因为伪造本身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更为通用的变化正在悄然而来，我们与其他人的交流正在从进化的社交系统转移到社交技术系统：我们通过文本或者电子邮件，而不再是面对面或口对口进行交流；我们不再通过小饮几杯向朋友介绍我们的度假照片，而是将照片发布到Flickr；我们不再与朋友到酒吧或者街角碰头，我们在带有社交成分的大型线上多玩家游戏中见面，如《魔兽世界》与《星战前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许多这样的系统中，技术都退居到后台（技术毕竟只是一个点），而我们的大脑主要关注于社交方面，结果，我们在人际互动中只是关注道德与名誉压力，忽视了技术部分。所以我们忘了文本交流可以被永久保存，事后可以检索，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人。我们忘了那些与我们根本不亲近的人可能看了我们的Facebook评论。我们忘记了《星战前夜》里根本不是面对面的聚会。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社交互动方式，但人们很容易忽视这些。
这样，我们传统上对信任及防护的直觉就失效了。在给你朋友一本相册并允许他看照片与给他访问你的Flickr账户权限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后一种情况中，你默认地给了她拷贝你的照片的权限，她可以永久保存，也可以把照片分享给其他人。
我们关于信任的直觉存在于一定的情境中。我们可能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而遇见某人，并随着时间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这种类型的处理在网络社区上很不一样，我们的直觉不一定能够与现实世界一致。与此相反，我们常常要设定信任权限：谁可以看状态，某个“朋友”属于哪个群组，是否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还是只有被选中的朋友可以看到，等等。因为这对人来说太不自然了，很容易出错。
科学将会为我们带来一种令防护增强型名誉压力失效的新方式。在未来十年中，基因决定论将会呈爆炸性发展。我们正在了解哪些基因与哪些特征相关联，而这些肯定存在误报与误解。人们可能会使用这些基因记号来作为名誉的一种形式。谁知道这个机制会如何崩溃，我们是否住在一个像电影《千钧一发》中一样的世界，一个人的基因会决定他的一生，或者世界会禁止这种类型研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并未试图指出使用技术防护机制使得社会压力更具伸缩性是错误的，或者使用防护手段保护那些技术系统是错的。这些系统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价值，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系统，我们的社会也不会发展到当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但我们必须得意识到，与任何社会压力类型相似，防护机制也不是完美的，很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利用。我们只需关注对不同社会压力类型的依赖，保证通过调节某个特定机制，并用防护手段保护它，就不会招来意外的背叛发生。
（5）在防护机制上的开支可能超过收益。防护机制可以非常昂贵，也会存在回报越来越少的情况，即你在防护手段上增加了更多开支，获取的额外防护回报越来越少（见图10-1）。8在买一把20美元的锁与一把50美元的锁之间进行选择，更贵的锁可能更加安全，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值得增加成本。100美元的锁会更加安全，也可能会在一些场合下体现它的价值。但500美元的锁不会提供10倍于50美元锁的安全保证。存在一个临界点，在该点更昂贵的锁提供的额外安全保证微乎其微，并不值得增加那么多成本。此外，盗贼会避开500美元的锁而去破坏50美元的窗户并潜入。即使你增加窗户与房子其他方面的安全性，依然存在安全成本带来安全回报开始减少的点。
图10-1防护成本与防护利益的关系
在更为宽泛层面上，同样的分析也是能站得住脚的。“9·11”以来的十年中，美国花费了1万亿美元用于打击恐怖主义。这些还不包括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战争开销，总计超过3万亿美元。投入的这些钱与我们得到的安全性保证并不相称。如果安全预算增加一倍，我们不会将恐怖主义风险降低50%；如果增加10倍预算，我们离10倍安全还远得很。类似地，如果我们削减一半的反恐经费，我们的风险也不会加倍。存在一个点——该点对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的意义并不一样——增多的开支与减少的风险并不相称。成本—利益分析显示允许存在少量的犯罪行为是明智的，就像你不会获得所有都是鸽子的样本总量。
（6）有很多防护手段。即使技术接近完美，一般来讲，它们能够做的无非就是增加背叛成本。注意这个成本不仅是指资金，还有自由、解放、个性、时间、便利性，等等。太多的防护机制压力将使你置身于极权国家之中。
如果有足够多的防护手段，可能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协作而不去背叛。每一个人都会做自己的风险权衡，因为这些风险权衡是主观的，并且每个人以及每个人所处环境的差异如此之大，背叛的概率绝不会降低至零。在一些科幻作品展示的未来中，我们可能增加特定环境下的背叛成本，增加的成本如此大，以至于任何理性人的协作收益都超过了背叛，但即使成本再高也绝不会完全消除非理性人物的存在。比如，冲动犯罪的成本远高于收益，因此它们只会在冲动超过理性时发生。
注释
1.这种情况在第三世界国家可能有所不同，在2010年，某人因从尼日利亚偷了两条毛巾而被判了3个月监禁。
2.这不仅发生在体育运动中，在职业拼字游戏中也会出现作弊行为，一些选手会使用“聪明药物”，比如服用吡拉西坦和莫达非尼。
3.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尽管我相信医生意识到用药并不符合群体利益，就像在大多数运动员中发生的那样，大众只对竞技场面感兴趣，而不会在乎运动员采用哪种方式。
4.在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赛手使用皮质类固醇与刺激精神的兴奋药物，比如利他林；也会使用最新开发的去甲肾上腺素——巴多胺再摄取抑制剂，比如匹莫林。它们都被禁止使用，在70年代末期找到了检验这些物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重组DNA技术，包括人类生长激素、睾丸素、合成代谢类固醇以及合成人类红细胞生成素，运动员转向了这些新开发的药物。EPO是糖蛋白激素，控制红细胞的生成，在供氧增加时会作出反应，对耐力比赛的运动员来讲，它的价值几乎等同于对贫血症患者。EPO的使用在自行车比赛以及其他比赛中蔓延开来，尽管20世纪90年代早期已经禁止服用该药，但是使用该药越来越猖獗，90年代末期开发出了检验体内物质究竟是由身体自然产生的，还是来自提高体能的药物。
之后出现了阿法达贝泊汀，是EPO的一个变种，其在2001年可通过商业渠道获取。在自行车比赛以及其他耐力比赛中很快就流行开来，针对该药物的检验在2003年才出现。美信罗作为新的EPO的替代物，于2007年在医学市场以及体育市场上双丰收，针对该药物的检验在2008年才出现。
诺勃酮于1966年首次被研制出，在20世纪90年代又开始流行，作为类固醇被投入市场，声称是一种针对健身的化学药物，意图避开药品监控的检查，到2002年才有针对该药物的检验。这种情况被四氢孕三烯酮以及马多尔取代，在比赛中被运动员使用两年之后，针对它们的化验才出现。2000年中后期，违规增血的情况越来越多，不久之后用流式细胞仪就可以将这种情况检验出来。
基因药物的前景使得管理机构先发制人地禁止使用非治疗目的的基因技术。据推测，检验运动员是否使用了基因药物的技术很快就会出现。
5.至少在两个案例中，那些没有被怀疑的自行车赛手的去甲雄酮（出现在人的尿液中的类固醇）测试呈阳性。另一个运动员在服用中药后，其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测试呈阳性。最为常见的EPO尿检在紧张的比赛后会出现假阳性，这个结论被测试的研制者及其他人激烈地争论。快速屏蔽免疫测定（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测试）在服用常规不需处方可以销售的缓解疼痛、过敏与胃酸倒流的药物时，会产生假阳性的结果。阿尔卑斯滑雪者阿兰·巴克斯特（AlainBaxter）在盐湖城举办的2002年冬季阿尔卑斯滑雪赛中为英国取得第一枚奖牌。在获奖之后的第二天，因为他的甲基苯丙胺的检验结果为阳性，铜牌被强制收回。
6.防伪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只是因为其经济性。对抗防伪造技术的成本必须足够低廉，进而可以大规模复制，同时确保个体很难复制。具体来讲，伪造者用80美元制造一张可伪造的100美元的钞票是值得的，但政府不能花比发行的真钞票更多的钱，因此任何防伪技术的成本必须足够便宜。
7.研究表明，尽管知道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创建或克隆一个看起来合法的网站，人们常常会根据网站的外观来判断其信用状况，其实更好地甄别其合法性的方式是通过URL。
8.比如，针对降低购物中心恐怖主义风险的研究发现，成本最低的可疑包裹报告机制能减少60%的风险，但昂贵且不便利的门禁包裹搜寻系统只能将风险再降低15%。总体上，成本最低的6种手段能减少70%的风险，而其余12种更为昂贵的防护手段只能减少25%的风险。
[1]RFID即射频识别技术，是一种通信技术，可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数据，无须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建立机械或光学接触。——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