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时光
抗日战争结束后，黄仁宇回到上海，负责接收日本军队投降的事务。在这里，黄仁宇遇到了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开始了他的初恋。
据黄仁宇回忆，他对安是一见倾心。安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她的父亲曾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可以流利地用英语和法语交谈。她的家座落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只要有空闲，不管是下午，还是黄昏，黄仁宇从部队借出吉普车，前往安的住处。佣人把他带到起居室，与安约会。
事实上，这次初恋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黄仁宇后来回忆说，即使是虚荣心再强，他也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他。但每当黄仁宇要求和她见面时，她总是热切响应；有时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是否安好。她也会经常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之类的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请黄仁宇参加她家的家庭聚会。不过，她对于此事掌握得相当有分寸，总是会以忧伤的口吻对黄仁宇说：“我好喜欢你啊”，而不是“我好爱你啊”。
初恋的回忆总是美好的。在上海的那一段时间，黄仁宇经常带她去夜总会，由于不会跳舞，经常弄错节拍。那时，安就会抓着他的手，表示要暂停一下，稍做停顿，然后说：“来，再试一次”，放松后的黄仁宇果然就合上节拍了。
黄仁宇告诉她许多军旅经验，还说希望能呆在军队中，最后成为将官，见识世面，就像她的父亲一样。他说自己还不够格当指挥官，但可以有将军的思考方式。安总是静静听着，不发一言。有一次，他说到自己可能试着退役时，安直截了当地说：“退役吧。”她接着说：“如果你想退役，就退役吧，不要光说不练。”
问题是，当时的黄仁宇无处可去。他很想出国留学，但国民党政府却限制学生护照的数量，只发给大学毕业后出国念硕士的人。除奖学金和助学金外，教育部还举办竞争非常激烈的考试，让出国念书的人取得个人贷款。但像他这样在军中呆了很多年的老兵，根本没有机会。
他想到过重返校园，但不想再念电机工程。亲自经历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奋斗与挣扎，他已经对别的领域产生了兴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静电等物理名词。他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战争的第一手经验，念新闻可能是不错的主意。他听当时流亡昆明的南开大学副校长说，一旦他们在天津复校，就会计划设置新闻学系。于是，黄仁宇把自己登在《大公报》的文章，并附上在《抗战日报》时的工作简历，以及投到其他地方的文稿（有一篇登在香港的刊物上），一起寄到注册组，希望可以换得一些学分，或至少确认他换科系时，不会丧失资格。南开大学的回复如下：“有关你请求承认你在课外活动的成果，等你的入学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时，将得到适度的考量”，这封回信官腔十足，黄仁宇的求学念头也就此打住。
再回到他的初恋上。黄仁宇对于与安的关系，也有些疑惑。他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安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非常迷人。安穿上高跟鞋也很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显得再自然不过了。
他们一起去看英文原版的电影《简爱》，虽然黄仁宇全神贯注，最后也只好承认，看懂的部分不及一半。于是安强调黄仁宇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学习。“对一个年近三十的人来说，”她警告道，“已没多少时间学外语了。”所以，在下次见面时，安带他到码头附近的一家书店，订购了一本《浮华世界》，要他保证从头到尾看完每个字。她还把自己以前的历史课本（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止）送给黄仁宇，要他认真学习。
当年11月份，黄仁宇接到上级命令，让他负责管理日本人在遣送之前的修筑道路工作。由于长期在野外工作，他与安的关系变得疏远了。几十年后，当他们在纽约再次见面时，据黄仁宇回忆，“那时我的热情一定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旁时那种莫名的紧张感觉。”
与安疏远后，黄仁宇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几岁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样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辛妮身材娇小，皮肤光滑白净。黄仁宇去找辛妮时，也从不等待。她会尽快从楼上飞奔而下，穿着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脸上有没有化过妆。她常问黄仁宇一些问题，例如陆军上尉和海军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个大。
有时，黄仁宇要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辛妮就会偷偷溜到他的营房，在床上睡上两个小时，黄仁宇则在床边工作。有一天，她醒来时，对黄仁宇微笑，黄仁宇于是抱抱她。她脸上仍然挂着纵容的微笑，一边喃喃着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那一瞬间，黄仁宇动心了，但还是问了一句：“你确定吗？”“当然，”她说：“只要你最后会娶我。”结果，“婚姻”这两个神奇的字眼，将黄仁宇吓退，就此僵在那里，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
黄仁宇在大陆的恋情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