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与低层的脱节：辛亥革命
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
——黄仁宇：《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截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做取士的标准，这既是庙堂里统治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正因为如此，则清朝的灭亡也就更加不可避免。
1905年，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将相当多的反清知识分子力量团结在一起。随后，他们组织了一系列的起义。1906年和1907年之间，光复会革命党人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在浙江联络会党。秋瑾以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招致金华、处州、绍兴三府各属会党首领，运动杭州军、学两界，约定起义，但没有严密的组织，号令也不统一。1907年6月，绍兴、嵊县和金华各处先后单独发动失败。徐锡麟在匆促中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希望以冒险的军事暴动夺取安庆，结果徒以身殉。随后秋瑾在绍兴也被捕，壮烈牺牲。
孙中山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接连六次发动了在两广和云南的武装起义，即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义（6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9月）、镇南关起义（12月）、钦州马笃山起义（1908年3月）和云南河口起义（4月）。孙中山在镇南关起义中，亲自披挂上阵，参加战斗。但起义本身基本上是依靠地方性的会党组织，或是通过会党联络自发斗争的群众，由同盟会派人前往领导，给予金钱和军火的援助，或是以会党组织小型敢死队，企图夺取一个据点。这些缺乏群众性的军事冒险最后都归于失败。
同时，国内的立宪派也在纷纷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经慈禧而到后来的宣统，于1911年5月成立了“责任内阁”。但在内阁大臣13人中，满蒙贵族即有9人，其中皇族又有5人。这使得对立宪寄予厚望的立宪派人物大失所望，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更加此起彼伏。
1910年前后，平民反对清政府借“新政”名目苛索侵扰（如户口捐、自治捐、学堂捐）的斗争风起云涌。这一年，江苏全省有一半州县发生抗捐斗争，“聚众毁学、折屋伤人之事，几于无地不有，无日不有”。河南许多州县人民反对“自治捐”，往往数万人集合拆毁县署。山东莱阳农民在五月间反对“新政”勒索，数万人围攻县署，“捣大户，捉富豪”，并发展为武装起义。
同时，这一年长江流域各地灾情严重，官僚、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囤积抬价，并偷运米粮出口，于是沿江中下游各省人民纷纷掀起抢米风潮。长沙人民由抢米斗争发展为数万人焚烧巡抚衙门、银行、税局、教堂、洋行，以至日本领事馆的大规模反帝斗争。
孙中山看到革命形势的新发展，连续指示同盟会的一些负责者，要他们乘机发动起义。在1910年2月和1911年4月，同盟会两次在广州起义，但这些仍然都是单纯的军事冒险，结果都失败了。在第二次有名的广州的黄花岗起义中，从各地调来了许多重要骨干，结果全部壮烈牺牲。这大大地削弱了同盟会的领导力量，对于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的掌握政权极为不利。
正在这时，恰好发生了保路运动。川汉铁路是由民间集资筹办的铁路，其中四川一段，是按地租的3％出谷米作为铁路股本。但为获得西方的借款，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其收归国有。在“国有”的名义下，这些资金被政府没收，路权又被抵押。因此在铁路问题上，平民、地主绅商、立宪派都跟清政府发生了切身利害的冲突。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总督府前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在这个大惨案发生之后，革命党人和会党在各地组织“保路同志军”进行武装斗争。清朝的统治首先在四川被突破。
武昌的军队被调往四川，而文学社（前身由日知会嬗变而来，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全部加入同盟会）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又在湖北进行了比较踏实和深入的士兵群众工作，在四川人民保路运动推向武装斗争的形势下，武昌决定立即准备武装起义。1911年9月，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组成起义的指挥机构，制订了起义的具体计划。10月9日，起义指挥机构遭到破坏，几个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出武昌。士兵们在没有总指挥部的紧急情况下，互相自行联系，根据原来的计划步骤，坚决地在10月10日夜间举行了武装起义。经过一夜的战斗，起义的士兵们胜利占领了武昌。
在“武昌首义”的带领下，湖南、陕西、广东、江苏、山西、河南、直隶等全国大多数省份中，也都出现了群众和会党自发地起来暴动，冲击清朝的统治。散布在各地的革命党人，这时则积极发动了新军和会党的起义。邻近湖北的湖南、陕西、江西三省，首先在十多天内就起义独立；接着是山西和云南在10月底前宣布独立。
此外，在11月内相继独立的有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山东不久又被袁世凯唆使宣布“取消独立”）、四川等省，即全国24省区中已有14省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其余地区也正在酝酿或已经爆发了大小不等的起义。
但是，面临着如此广泛和猛烈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组织为领导核心，也没有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这就使得立宪派感到，可以乘机夺取权力和拣取革命果实。在独立的各省中，许多立宪派人都以原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摇身一变，宣称自己已经是主张共和的人民代表了。
江苏的立宪派和绅商勾结江苏巡抚程德全伪装响应革命，宣告“和平光复”，除程德全改称江苏都督外，一切照旧“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
12月底，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选举刚从国外归来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宣布共和政体，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28日，由每省选派参议员组成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
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掌握了不到3个月即夭折的政权，它名义上是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但是“政府号令，不出百里”。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不能推行于许多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控制的地方政权。
而乘时而起的袁世凯，利用西方列强的支持，通过与孙中山等人的会谈，从革命派取得了让与政权的保证，一面又策动军队和官吏胁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告自行“逊位”。接着，孙中山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把政权移交给袁世凯，辛亥革命的成就化为泡影。
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有句话说得非常深刻：“国民革命需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随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的军阀割据局面。
针对这一段历史，黄仁宇先生说，民国初年的革命党人，发觉以手枪和炸弹发难，实行革命、推翻专制，是不行的，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所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77年，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而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