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统民的失败：西晋
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
——黄仁宇：《长期分裂的悲剧》
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曹丕即魏文帝。接着，刘备和孙权纷纷称帝，是为三国。魏文帝之后是明帝。公元239年，魏明帝死，8岁的曹芳继承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重用中外名士何晏等人，终日浮华清谈，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而司马懿则是当时魏国最有谋略的人物。249年，司马懿在京城发动政变，将曹爽等人一网打尽，完全控制了魏国的权柄。随后，又有一些魏氏宗族进行反抗，均被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昭等人镇压。
245年，曹芳被废，曹髦继立。司马昭进一步削弱曹氏家族的力量。260年，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愤”，甚至对臣下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他率僮仆数百人向司马昭进攻，结果很快就被杀死。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司马昭也很快由晋公升为晋王。263年，魏国出兵灭掉蜀国。两年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重演了当初曹丕代汉“禅让”的故事，“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即晋武帝。
这种禅让的逻辑，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无非是有德者君临天下，唐尧虞舜都以此“历数有在”的规律行事，而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而司马炎更比15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
皇帝原来是文官集团的首脑，他以天命统御群臣，开口则为圣旨。如果做得好，经过他的指示，则不合理的事体亦公认为合理，受不公平处理的人也只能自怨命苦，仍然高喊“皇恩浩荡”。只是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中国有很多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已经掩饰不起来。天子的圣旨，也很少被人认真算数。
司马氏灭蜀以后，南北军事形势起了重大变化。晋国在四川一带大造战舰，训练水师，积极准备从长江上游攻吴。而吴帝孙皓却还以为长江天险，足以屏蔽，所以只顾大修宫殿，沉湎淫乐。265年，他在上游晋军的威胁下迁都武昌，企图加强守备，但吴国的大官僚不愿远离根本，长住武昌，人民也疲于逆流供应，民谣出现了所谓“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歌谣，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典故的出处。
279年，晋军五路大举进攻，蜀中水师由王濬率领，顺流而下，吴军望风而降。第二年三月，王濬的水师到达建业（南京），接受了孙皓的降表。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之乱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延续了90年之久，到此又归于统一。
为了改变以往王朝很快就被取代的局面，司马炎力图有所改变。在曹爽当政时，有大臣写了《六代论》，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分封的必要，并指出如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以转入他人之手。过了6年，司马炎果然轻易地夺取了曹魏政权。这件事对于司马氏王朝的影响很大，他们认为曹魏灭亡，主要是由于没有分封宗室。因此，西晋建国不久，司马炎即于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侄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也就是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全国39郡之外，另有21“国”，分散于今日的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及辽宁等地，以拱卫京师，同时又有一部分亲王参与朝政，他相信如此就不会被异姓的权臣宰割了。
偏偏在290年继位者为惠帝司马衷。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乃是臣下报告他，有很多百姓饿死了，他就反问：“何以不食肉糜？”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吃掺着肉的稀饭。黄仁宇先生说，对于此类传闻，不能认真，只是司马衷在晋室皇位极端艰难之际，庸懦无能，必然属实。
司马衷的皇后姓贾，以丑陋著名，据说又矮又黑，且缺乏母教，不守妇道，行动淫荡，因为干预朝政与皇太后杨氏冲突。太后之父杨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钺是古代兵器，由青铜或铁制成，形状像板斧而较大。如果颜色为黄色，则象征天子，可以生杀予夺），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于是贾后也组织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因为她的父亲贾充也是权臣，所以她不仅把族兄、从舅拉过来，还笼络了司马氏家族的一部分亲王，如汝南王司马亮（此人曾被司马炎封为“宗师”，有率领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为他们联络了朝中的部分名士，形成了所谓“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团。
黄仁宇先生说，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譬如刘毅把武帝司马炎比喻为汉代的桓帝、灵帝，他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司马炎也没有办法反驳。而且太后与皇后的冲突，也并非仅出自宫闱。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空文。
这里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晋武帝灭吴以后，为了稳定形势，曾颁布了占田制。这个制度的具体内容，我们在第一个专题中已经有了介绍。概而言之，所谓“占田”，就是士庶人等所领有耕地和佃户，都按品级进行限制，即使是王公在京师附近的地产亦然。但是，这些条例并无全部奉行的迹象。
公元291年的冲突，贾后胜利。杨骏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但是不久，贾后又与汝南王冲突，于是指使楚王司马玮杀之，这才除去八王之一。结果楚王又以矫诏罪被诛，太后也被弑。近10年后，公元300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诛贾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司马允讨赵王司马伦，失败而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302年，齐王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指使长沙王司马冏杀之，以后战事由洛阳波及长安，成都王自缢死，河间王为南阳王司马模所杀，长沙王为东海司马越所杀，东海王则在讨羯人石勒时战死。这就是著名的“八王之乱”。
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306年中毒身故，前后16年，战事波及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地。各王动员时，有称20万的，也有说7万的。每次战役死伤都以万计。而五胡十六国也开始于此时，304年，匈奴族的刘渊跟随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到311年，他的族子刘曜攻陷洛阳，杀王公以下3万余人。黄仁宇先生说，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用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经过。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黄仁宇先生认为，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
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结果到了这个时候，州县官员无从着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整个社会开始陷入无序之中。
至于“五胡”，东汉初年，已经大量涌入内地，史书上说他们人数多达“百余万”。人数如此众多，而中原内乱的机会又如此难得，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在动乱中乘机进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