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 黄仁宇学术著作概述
《万历十五年》
初版时间：1980年
初版出版社：中华书局
推荐版本：三联书店，1997年版
内容概述：本书以“截断众流”的气魄，从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截取了明末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这一历史瞬间，在这个横断面上，从各个角度深入细致地再现了明代的历史，展示了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低能腐败和社会走向的末世情状。黄仁宇先生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指出：“我写《万历十五年》，也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一本明史专书，而是传统中国尚未与欧洲全面冲突时的一个解剖。书中说明中国的朝廷和社会，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组织系统，做起事来，也有它特别的作风与节奏。”
恰如英文版的标题《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平淡无奇的一年），作者力图通过这貌似平淡无奇的一年，来深刻揭示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而且认为连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与西方现代化国家拉开的巨大差距，都已在那300多年前的历史横切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呢？这当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黄仁宇先生却从他的“大历史观”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笔者以为，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也就是说，造成明朝灭亡和近现代中国的积贫积弱的原因固然有方方面面，但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使法律与道德发生错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技术上的一系列根本缺陷。
为了说明这一基本观点，《万历十五年》从经济、政治、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对明末社会做了深刻的剖析，以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作用。黄仁宇先生认为，由于经朱元璋开创的“洪武型”财政、施政方针不是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形式如工商业、金融业、交通业等，以及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增进国家财富，促进分工合作的发展，刺激私有经济的兴起，而是着力保护落后的小农经济，采取各种措施打击民间私人财富的扩充、抑制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随意剥夺私有财产，从而保持“均一雷同”的传统形态。
关于“洪武型”财政，由于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已经展开了详细的论说，在此略之。大致言之，由于明朝统治者建立的经济制度，所要维护的仍然是典型的小农社会，其主要的着眼点仍是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和表面上的平均主义，从而由此导致了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普遍地遏制了各种法律制度的成长和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法律，以普遍的贫困及在贫困面前的普遍平等取代了社会的有序发展，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黄仁宇先生坚决反对明清之际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
由于缺乏法律的基础，取而代之的则是道德。黄仁宇先生认为，明代这一点表现得最为突出，他说明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这就使得司法制度不是通过立法的手段来提供规则和依据，而是以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本，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也要被“翻译”成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做出断语，以道德的名义掩饰实际的利害和是非，以伦理的判决代替技术化制度化的行政管理，就必然会使专制集权、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成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常态。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作者缕析了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的特点，指出对于这些历史人物而言，同样普遍地存在着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社会政治制度而造成的悲剧命运，他说，由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泛道德政治往往使伪善大行其道，各级官僚口诵四书五经，却在道德的名义下争权夺利，即使少数较正直的官员力挽狂澜，也无法突破道德真诚的领域。这其中，海瑞的例子是最为典型的。
海瑞是传统社会中的大清官，也是四书五经培养起来的文官，他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甚至真诚地认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纳入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正是由于这一信念，恰恰暴露了明帝国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因此，海瑞一生的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所以说，万历十五年实际上是标志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失败，成为一部历史上“大失败的总记录”，恰如作者所言，“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之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方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而这，又正好为后来中国的发展，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机缘。
地位与影响：记得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位老师楼劲先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上课时，向我们大力推荐了这本书，当时并没有在意，只是过了很久，偶然翻开，结果一下子就被吸引住。我当时甚至没有想过，居然历史著作也可以写成这样！相信很多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人，最初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总之，关于此书在黄仁宇先生著作中的重要性，对于大陆学者来说，可能怎么说也不过分。因为正是由于它在大陆的出版和风靡一时，才使得我们认识了黄仁宇先生，了解了黄仁宇先生。而且，它的影响，已经默默地渗透到当代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去，而且我相信，这种影响力还将会进一步扩大。
另外，此书曾得美国书卷奖1982年及1983年两次提名，现有中、英、德、法、日文版；中文版又有台北的繁体字版及北京的简体字版。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初版时间：1992年
初版出版社：三联书店
推荐版本：三联书店，1997年第2版
内容概述：本书收录了黄仁宇先生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的33篇历史文章，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是“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具体地说，就是从孔子和孟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元顺帝灭亡为止。这其中，对于大家所熟悉的秦皇汉武，黄仁宇先生能做高人之论，对于大家所不太着意的，比如李悝、贾似道等人，黄仁宇先生也能一针见血，揭示他们重要的历史价值。总体而言，在本书中，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宋）和期间的大分裂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其讲述的重点，而此前的春秋战国和此后的第三帝国（明清），作者都有一定的涉及，也就是说，这本书大致可以概括中国古代史的全貌。
通过本书的介绍，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做了明确而深入的分析：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有贵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强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的和有系统的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并藉此达到了上层与下层某种程度的流动，从而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在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之间，则有过三个半世纪以上的分裂局面（黄仁宇先生认为晋朝的短暂统一并无实质上的意义）。
关于中国历史的几个特点，比如地理条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均田令的特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和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均有非常精到的解释。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弊端，作者在全书中都始终如一地进行贯穿，认为是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历代统治者治国不是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和制度，进行可以量化、技术化的经济和法治的管理，而是仅仅依靠过于简单化、随意化和僵化的道德信条和意识形态，实际上，这一点归根结底体现了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泛道德政治的本质。
地位与影响：正是在本书中，黄仁宇先生首次指出，若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及“非竞争性”的特点迥然不同。在财政与税收的方面看来，其性格之差异尤为明显。第二帝国带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两个帝国之间，则是有元朝作为转变和缓冲的阶段。
本书也以其一贯的深入浅出为特色，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有关中国自先秦至元末历史的漫笔集，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因而“作者治史，每每从常人不经意的细节处入手，挖掘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娓娓叙来，发人深省。”
可以说，这是继《万历十五年》一书之后，又一本席卷大陆读书界的力作。
《放宽历史的视界》
初版时间：2001年
初版出版社：三联书店
推荐版本：三联书店，2001年版
内容概述：本书是黄仁宇先生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篇论述，加上两篇新稿（《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的再检讨》和《上海，Shanghai》），而重新编印发行的。作者以其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点，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
在这本书中，作者的主要范围是明清时期，尤其以明清时期为何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为其重点。黄仁宇先生在《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一文中，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因采取中央集权体制，事无巨细，悉听朝廷号令，所有法律辞章，必须划一，但由于有很多不合实际情况的地方，导致皇室权威虽然广泛，但其行政技术低劣；政治上的安定，也并非经常在法律及经济上求改革，与西方各国近代保障人权、支持私人财产、允许市民自治种种措施大相径庭。所以，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学者所争论不休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历代统治者治国不是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和制度，进行可以量化、技术化的经济和法治的管理，而是仅仅依靠过于简单化、随意化和僵化的道德信条和意识形态，甚至经几千年的发展而无太大变化（《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导致产生了很多问题。黄仁宇先生也就藉此深入到西方社会，他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分析了威尼斯、荷兰、英国、美国甚至日本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情况，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定义，并由此引申到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对今日中国的改革做辩论，一定要澄清这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体制，只有宣传上的效用，没有学理上的意义”，因为中国仍处于完成现代组织的过程之中。
地位与影响：这本书与其他著作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仍然保持平易生动的之风，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中，作者还引入了他在英国与李约瑟合作时，在共同的研究过程中，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心得，以及在法国里昂车站与老友见面，由此引发的对传统中国社会改造艰难性的反思，都有耳目一新之感，使人信服。
《中国大历史》
初版时间：1997年
初版出版社：三联书店
推荐版本：三联书店，1997年版
内容概述：称为“中国大历史”（macro—history），黄仁宇先生不无得意的讲，乃是他自己的发明。在这本书中，采取了类似于《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方式，以纵横古今的气势，从最初先民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历经孟子与秦始皇，从第一帝国、长期的分裂、第二帝国、第三帝国，到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包括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无不娓娓道来。
对于长期革命的分析，是该书的重点内容之一。恰如作者所言，中国在过去的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多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的尺度衡量。
从“长期革命”出发，黄仁宇先生也因势利导，对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出路问题，做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这三者与大陆的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大历史未来发展的最大课题”。
这本书完成于1993年8月，当时香港的基本法草案刚刚通过，作者敏锐地指出，“一个国家在现代经历了一段主要的突破时，连国家这一观念也可能变更，如400年前荷兰民国诞生时的情形”，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而香港的成功，必将成为澳门的样板。至于最为复杂的两岸关系及美国的问题，黄仁宇先生则认为，“如果两岸人民找到了适当的方式趋向统一，美国决不可能节外生枝提出异议，可是美国政府也没有做中介人的义务去提前促成统一。”
地位与影响：这部书与《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互相映衬，各有侧重，即如同讲第一帝国至第三帝国的历史，作者也很注意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做多方面的观察，尽管结论均是为了说明他的大历史观。诚如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及《放宽历史的界限》两书中所提到的，正是由于有了《中国大历史》一书，他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百年的中国历史（“长期革命”），才基本表达清楚了。所以说，要想完整了解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点，以及他对于时政的看法，这本书应该是很好的“敲门砖”。
《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
初版时间：1974年
初版出版社：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推荐版本：阿风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
内容概述：全书共有八章，第一章的“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及第二章的“16世纪的现实与主要的财政问题”是从全局的情况入手，对于16世纪明代的财政状况，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接下来，黄仁宇先生则从田赋的税收结构与管理、盐的专卖、杂色收入和财政管理等五个方面，对于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本书的结论部分，黄仁宇先生归纳了明代财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明代力图在一个广大的帝国内强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这种做法超出达到这种程度的技术水平”（这些技术水平包括交通运输、信息交流及其他服务性事业，货币和银行规则，会计统计和数据保存的技巧，甚至官员的心态），也就是说，明代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造成了许多自相矛盾的后果，尽管期望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能够刺激技术手段的进步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但事实上却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
具体说来，明代16世纪的财政与税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中央集权优先于技术能力。明代的财政管理越来越缺乏条理，它无法解决技术问题，而是在逃避问题。
二、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朱元璋所设计的制度，本身就使得它的管理能力有限。16世纪的明政府也进行一些不定期改进，但影响有限，包括一条鞭法。
三、衰落与迟滞。黄仁宇先生认为，明代的财政管理，毫无疑问，不如前朝。而明代财政管理的缺乏活力，又产生了许多社会经济影响。
总之，由于大而不变的结构是明代财政制度最主要的特点，而随后的清朝又完全继承了这一做法，使得16世纪明代财政的许多特征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的典型特点。
也正因为如此，黄仁宇先生才敢于说，“本书的许多证据，尽管还不完整，但也说明了中国新近的一些经济问题，诸如在将农业盈余投资于工业生产的困难，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一些事例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他认为，16世纪的财政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的历史，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不合情理，就认为明代建立的财政制度微不足道，毕竟，“一个制度缺乏积极的因素并不表明其整个影响的丧失”。
地位与影响：在本书中，黄仁宇先生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和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16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对于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也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对明代财政政策做出全面说明的第一人”（著名学者崔瑞德语），因而对于进一步推动财政史的细节研究和从事政府政策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依赖的指针。
这是作者出版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黄仁宇先生在国外汉学界的地位，也因此书而确立。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初版时间：1998年
初版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推荐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内容概述：本书分为五章，前四章通过蒋介石日记，分别介绍了蒋介石一生引起争议最大，也最为复杂的四个时期的情况。第一阶段是从黄埔建军到北伐而清党，这是蒋介石由无名小卒到一跃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主角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中原大战及“围剿”红军时期，这也是他为维护个人地位，力图达到中国从表面到实质统一的时期，其中也穿插了“九一八”事变、淞沪会战及何梅协定等对日事件的处理，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蒋介石的著名理论“攘外必先安内”。
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前的时期，黄仁宇先生具体分析了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面对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败，如华北失陷、南京失陷、汪清卫投降等等的心态。而其中，还有他与中共产生磨擦和斗争，包括著名的“皖南事变”，黄仁宇先生分析了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尤其是揭示了它们发生的必然性，其结论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四阶段是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国由于罗斯福的扶植而一跃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并由于美国的参战，使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变得极为乐观，但同时，蒋介石与美国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矛盾，蒋介石为何如此行事，其原因何在？在长期抗战的过程中，蒋介石的心理有何反复？黄仁宇先生都给出了相当详细的答案。
在本书的第五部分，黄仁宇总体上分析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地位。具体来说，正是由于蒋介石所处历史地位的局限性，使得他无法完成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而毛泽东则正好从蒋介石的事业入手，通过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中国社会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地位与影响：作者本意是想为蒋介石作传记，因为“今逢中国在20世纪之长期革命成功之日，我们亟待为当中重要领导人之一蒋介石初步作传，否则很多历史资料无从综合”。不过，由于为蒋介石作传，牵涉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所以黄仁宇先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沉潜于蒋介石日记，对于蒋介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做了高屋建瓴的分析，正是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才真正了解了蒋介石以及毛泽东所作所为的合理性，甚至中国由传统到近代的演变脉络，都得到了清楚的梳理。正是由于有这样的重要性，所以黄仁宇先生在自谦之余也承认，尽管由于资料的限制，纵使写书作传之条件尚不理想，文辞也免不了粗率，“但此项工作已无法拖延”。他还希望日后另有高明，“随着时代之展开将我所写书向前修订（但请勿向后修订），以期化粗率为精细，更能与时代融洽”。
从此书出发，黄仁宇先生还对中国近现代人物传统的写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也希望替此一时期其他人物作传之作家同样放宽视野，先着重历史之长期的合理性，次及于褒贬，使中国近代史先具备与现情切实衔接之轮廓，再提到各人对书中人之恩怨爱憎”。其实，这也正是“大历史观”在人物传记中的具体表达。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初版时间：1997年
初版出版社：三联书店
推荐版本：三联书店，1997年版
内容概述：全书共八章，除开第一章的提出问题和第八章的总结，黄仁宇先生在其余的六章中，分别对于威尼斯、荷兰、英国、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美国、日本和德国，以及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的重点任务，就是揭示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学术界长期面临的难题。在书中，黄仁宇先生通过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析，为资本主义做了以下概括：
现代商业习惯，注重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必须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因之得以广泛的流通。产业所有人又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以监视的程度。而且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还要共同使用，这样商业活动的范围，才能超过每个企业自己力所能及的界限。
黄仁宇先生说，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依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于赖治外法权。总而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黄仁宇先生认为，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做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通过社会经济诸因素，施用“商业的系统”，“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大前提之下，就包含了每个个人“有识见的私利观”，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
而这三个条件的开展，必有赖于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因为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及雇佣关系，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质。这种体制一经展开，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
当然，黄仁宇先生也没有忽略思想的重要性，也说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性。他说，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则必有其意识形态。只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务必透过真人实事，才能算数。
地位与影响：本书是黄仁宇先生世界史观的一个极好体现。黄仁宇先生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将中国置身于世界史的范围内，通过比较研究，明确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另外，由于这本书叙述的每一事例，动辄包括数十年，所以黄仁宇先生也自认为属于“大历史”的范畴。
刘志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但是同行中也有不少人对该书颇有微词，按照大陆史学界传统的看法（其实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很难算是学术著作，没有大量的引文和资料，没有条分缕析的章节，通篇是大白话，不过是一本通俗小册子，上不了专家的案头，当然更不劳专家去评论。
谁知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装帧简单的小书，销售额逐月上升，在史学著作发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记得在南开大学第一届社会史的讨论会上，我与明史老前辈郑天挺教授坐在同一饭桌，他对此侃侃而谈，大意是明末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时期，作者能把这一时期关键性的人物，典章制度和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融会贯通，系以一年，抒发自己的见解，以简约流畅的文笔，描述了王朝末世的社会状况，是有功力的。当下《历史研究》的编辑就向郑老约稿，表示要支持一下这本书，郑老指向我说：“你约她写。”我因为手中忙于他事，不便承诺，虽经多次催促，也未能启动。
虽然我没有就该书写评论，但非常关注这本书的社会反响，眼看一版再版，由简装而精装，其销量十多年不衰，《理论信息报》在80年代曾经刊载，在作家中进行“最近读什么书”的调查，有6个作家列出近期阅读的书目，各人都不相同，连当时在文学界最走红的刘再复的作品，也只有一个人次，惟一的例外是《万历十五年》，同时出现在两个作家的书目中，其概率是2/6，比其他作品每种只占1/6来说，高出了一倍，而且是跨了学科。虽然这只是短时段的抽样调查，不无局限性，却对史学界提出了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大陆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何啻成百上千，在此调查中没有一本打进作家的阅读书目，只有《万历十五年》有此幸运？
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做了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对我说：“看了你的一篇学术论文，写得不错，能有几个人看哩？”我讪讪地回答：“大约就是同行吧。”“同行中有多少？”“也就搞相同课题的人，还要有机会看到这一杂志的，十几个、几十个，不会多。”作为一门在古代显赫一时的历史学，在现代的读者愈来愈少，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反映史学的社会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是人们对历史丧失了兴趣？不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阅读的内容愈来愈加多元化，但是选择的多元并未冲淡对历史的兴趣，影视中最走俏的是历史剧，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都拥有广大的观众，那么这方面的问题不在读者的话，就要请作者反思！
在《万历十五年》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时候，在圈内叫好的却不多，至少在80年代是如此，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墙里开花墙外香”。要知道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史学是个重灾区，不仅是评法批儒搞乱了思想，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影响和言必称马列、论规律的空疏学风，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历史，变成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一状况迟迟没有改变，80年代初学术界流行一句顺口溜：“解放了的哲学，活跃的文学，繁荣的经济学，沉默的史学。”如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学，在文史哲经四大学科中处于滞后的局面。《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且不说别的，就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屡见不鲜，而在大陆30年见所未见；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就引人入胜；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其他历史著作捷足先登大陆，只要有类似的特点，也一样有轰动效应。
然而可悲的是，在读者以自己的选择表现好恶倾向的时候，史学界的同仁并非都能由此促进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甚至有囿于成规的，对《万历十五年》置以不屑。读者的选择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相反，这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历史学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使史学读物成为政治读物的一种，又有谁敢在史学问题上与政治较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李秀成、海瑞等等许多历史问题的论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的，民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难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万历十五年》倾注的热情，反映了民众渴望史学变革的愿望，而圈内的史学工作者却滞后民众的需求，造成“墙里开花墙外香”，这可称为“黄仁宇现象”，这一现象又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
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并非是黄仁宇先生的力作，在这以后大陆相继推出他的《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赫逊河边谈历史》也未引起如期的反响。但是《万历十五年》发行的常盛不衰，反映了大陆至今还没有取代它的同类著作，是大陆缺少行文论史的高手？当然不是，是史学工作者无视读者的需求？也不是，从六七十年前史学大家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名著成为雅俗共赏的上品来说，国内史学界并不缺少学术著作通俗化的传统，为什么现在的同类作品反而难如人意？这既不是作者和读者的问题，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学术导向有所缺失或偏差？
自然科学界已有这教训，出重金悬赏优秀的科普读物，经年无人问鼎；鼓励、邀请著名科学家写作科学人文著作，更是门庭冷落。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面向读者并非是专业方向的话，社会科学界以古往今来的社会为研究对象，面向社会的需求理应是天经地义的任务，而社会科学界连自然科学界的这一步也未做到。如果说是全不理会，也不是，试看时下的有关社会生活的历史读物，热热闹闹，花花哨哨，仔细一琢磨，这全是市场运作。靠市场驱动并不错，但市场的急功近利，又导致此类读物低水平的简单重复。要提高这类著作的水平，非要有经年累月的积累和研究不可，这又缺乏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鼓励，以与民众最贴近的社会风俗史研究来说，至今尚未进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范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关风俗通、风俗论的佳作迭出，东汉的应劭，清初的顾炎武，都以一代大师之才写出传世之作，至今此类题材反而视为另册，岂不是咄咄怪事？看来史学研究资助的重点仍然拘守于政治、经济、思想、中外关系等传统项目，史学研究尚未走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范畴，而这一范畴已形成研究课题和写作体裁、风格的既定框架，很容易框定作者写作才能的发挥，因为违背这一程式的往往不被学术性所认可，横跨在作者头上的无冕之王——职称，更是一把杀手锏，种种导向都限制了这一领域的开拓和深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90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以锐不可挡的态势，改变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定位，史学著作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盛衰，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抱负、大事变、大业绩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到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领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读者、作者和市场作出这样选择的时候，科学研究基金尚未能跟上这一迅速变化的趋势，以鼓励和资助的方式提高此类著作的含金量，而把这类民众最关心的课题弃之市场运作。而市场急功近利的操作，短平快地成批生产，使得这类作品缺少学术研究的基础，数量愈多，质量愈差，好作品难得一觅。出版热点与研究热点的分离，在市场经济中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长此以往，国家鼓励的，不是社会需要的，社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国家看中的，又何以提高大众读物的水平？《万历十五年》正是从这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需要。
在80年代初约稿未写的书评，想不到在黄仁宇先生逝世后，又受到约稿。18年过去了，回顾这一历程，“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为政治服务的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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