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家庭？
我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没头没脑的、看似很幼稚的问题？我相信，你看完这篇文章后，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无聊。
中国家庭正在面临重大的冲击。
虽然传统的传宗接代、家族兴旺的家庭观念仍然在逼着我们相亲、结婚、生子；但另一方面，年轻人在组建家庭、承担义务这些事上却越来越消极，能拖则拖；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在经过一番“潇洒”之后，幡然醒悟，认识到亲缘关系的重要性，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
钱钟书说婚姻就像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或许婚姻和家庭本就如此。但在现代中国，又有很多现实的因素加入进来，使这个古老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要想深刻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跳出个人自己的命运，跳出代际之间循环的争吵，从客观上厘清中国家庭的命运。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家庭都是分布最广泛、最必不可少的社会组织（除了家庭，社会组织还包括政府、公司等等）。既然这样，它就一定有其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很多社会问题只有以家庭为单位，才能妥善解决。
比如说私有财产的继承问题。
市场经济强调“物权”，即每个产品都有明确的所有人，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去世或退休，他的财产应该如何继承或分配呢？如果财产比较少，可能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公司、上亿的资产呢？如果没有一个公认的继承顺序，甚至会引起社会混乱。
家庭协商，血亲继承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将私人财产的继承问题放在家庭层面解决，既可以被大众所接受，不致引起哄抢，也基本上能保证资产平稳有序地实现交接。财产继承解决好了，社会经济秩序才能不受个体死亡的影响导致紊乱。
家庭的第二个职能也和经济有关，那就是生存合作。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个照应”。有的家庭（尤其是中年人）即使吵吵闹闹，甚至貌合神离，也会选择“凑合着过”，就是因为家庭有互相帮助的社会功能。抛开感情和血缘关系，家庭是一个生存和发展的互助组，大家通过共享家庭财产来降低生活成本，通过互相照顾和鼓励来渡过难关（如疾病、资金困难、思想迷茫等等）。
第三个职能就是满足亲密感情的需要。
人是有感情需求的，人不仅是一种追逐利益的理性动物，还是一种需要陪伴和安慰的感性动物。很多单身主义的人到最后都熬不住，要寻求一个稳定的家庭，大部分原因在这里。外面的世界充满着竞争，即使是合作也是基于共同利益的、暂时的合作，一个人无法长久地生活在这种互相利用和算计的关系中，要想逃避社会压力，只有寻求家庭的庇护。家庭依靠其强有力的血缘纽带，将成员们合为一个稳定的整体，大家在其中不分你我——“同呼吸，共命运”——这种不计得失的互相分担与分享是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提供的。
第四个职能是抚育下一代。
和其他物种一样，人类社会也是代代相续的，为了保证下一代健康成长，需要有人承担抚养责任，家庭因其血缘关系，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一职责，而且一定比其他的社会组织做得好。
除了抚养的问题，还有教育的问题。要知道，人是社会性动物，它需要足够的文化知识，才能保证日后在社会中立足，而教育的关键阶段恰恰是幼年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人智商和情商重要的养成时期，也是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的孩子正需要稳定、关爱的亲子关系和充分的陪伴，这一点似乎只有家庭能够做到，其他的教育机构都不行（在古代，家庭承担教育职能的时间比现代更长）。所以家庭不能只顾生养，不管教育，否则父母就是失职的。
除了抚育下一代，还有赡养上一代。“老有所依”——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一代人在为社会作了几十年贡献后，失去了劳动能力，这个时候需要由谁来负责安置他们、赡养他们？
在传统社会中，养老的责任由家庭承担，国家和社会是不管的。当一个家庭中，新生一代可以独立操持农活和家务，上一代人便会开始渐渐从中抽身，安享晚年，由于后者将一生中所有财富和家产转移给了前者，那么前者就有义务为后者养老送终。所以在古代（甚至在现代），我们常说“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强调“孝文化”，这就是在强调家庭的养老职能。
除此之外，对于国家政权而言，家庭是国家进行人口管理的重要神经末梢。虽然我们有省-市-（区）县-（街道办）镇-（社区）村等层层细化的行政结构，但是要想将每一个制度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国家权力最后的触角必定是延伸到家庭，将一个家庭进行打包管理。
以应对疫情为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是以家庭为单位展开排查，限制出行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社区在配送日常用品和分发口罩也是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的。如果没有千万个家庭的配合，中国的社区工作绝对无法如此精细，我们的疫情防控工作也不会如此高效。
我们发现，无论是对个人生存发展、国家和社会运行，家庭都曾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中国家庭正在面临很多威胁。
一方面的威胁来自于客观的时代变迁，说具体点就是“社会”和“国家”的崛起。
在古代中国，民间社会的力量非常稀薄，家庭也不敢和民间力量打交道，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一词是一个灰色的、徘徊在合法性边缘的地带，俗称“江湖”。
那么国家呢？封建社会中即使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也无法做到包办一切——很明显，如果每个家庭把自己的家务官司和邻里纠纷都扭送到官府，政府会瘫痪的。所以中国古代官僚一项很重要的“生存技能”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难得糊涂”、“抹浆糊、和稀泥”。
国家和社会都指望不上，家庭只能自力更生，承担起几乎所有的难题——古代中国的家庭不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而且在财产分配、伦理关系各方面都要实现自我维系。国家也乐得让家庭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只要不给官府“添麻烦”，甚至可以默认“家法大于王法”的潜规则。既然小家庭里的“家法”都可以大于“王法”，那么在宗族里私设公堂，使用私刑，地方官也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家庭问题闹得实在太大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刚提到的“宗族”出面来调停或裁决。每个村子的族长和乡绅，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实际上在家庭和政府之间起到了重要的的缓冲作用。有了他们，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才能得以实现。
但是在现代社会，国家、社会、家庭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分工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慢慢退出一些公共性事务，给社会力量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前不得不由家庭自己承担的事情现在可以交给社会去承担。另一方面，凭着迅捷的通讯手段和簿记式组织手段，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越来越高。财政可以负担得起、同时社会又无利可图的事情，国家会主动承担起来，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比如上面提到的养老问题。以前这是家庭的负担，而现在，国家逐渐将城乡养老保险的制度覆盖到全国，老无所依即将不是问题。除此之外，社会上的保险公司也会推出各种商业性质的养老保险业务。在可预见的将来，家庭的养老职能将只剩下“陪伴与理解”。
除了养老之外，国家和社会还分担了大部分教育的问题。
《义务教育法》和各层次院校的设立自不必说，这些措施不仅减轻了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大部分负担，而且使得教育更加正规化、现代化，这是国家层面的努力。
在社会层面，以前父母是孩子们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现在当然也是如此。只不过孩子们在父母身边待的时间有逐渐缩短的趋势。一方面，大人们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陪伴孩子的时间越来越短；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人各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教育越来越趋向专业化、定制化。
这些因素导致的现象就是：一方面，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就可能进入小小班，甚至在此之前进入托儿所，和各种早教机构；等到上了小学，下午放学后又被塞进学校附近的托管机构和周末的兴趣辅导班，家庭越来越像孩子们寄宿的一个宿舍，家人只是一群同样行色匆匆的“大同事”。另一方面，激烈的社会竞争早已渗透到教育行业，教育成了一个关于投资和回报的经济活动：家长投入学费，收获到孩子的技能和竞争优势；而那些教育机构的“收获”就更加盆满钵满。这里既有买方的刚性需求，又有卖方灵敏的嗅觉和无利不起早的市场意识——教育早已变成一个充满功利性焦虑的广阔市场。
从家庭职能的角度回望教育的市场化和专业化发展趋势，我们发现，由于科技实力在现代国家中的战略意义，政府将基础教育纳入到自己的财政预算中。又由于教育已经孵化成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社会在谋利的同时也满足了教育的多元化需求。伴随着国家和社会向教育进军，家庭的教育职能正在逐渐弱化。
国家和社会在替家庭分担重负，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丢掉重负其实也在削弱其本身存在的必要性。换句话说，正因为以前教育、养老等职能非家庭莫属，所以社会伦理中含有非常强烈的家庭本位色彩，正所谓“劝和不劝离”。但是现在，对一部分人来说，家庭似乎显得没那么必不可少，这无疑加重了它的脆弱性。
除了国家和社会在削弱家庭的重要性之外，社会生活习惯的变化也在削弱家庭的凝聚力。
如上所说，传统家庭扮演着“生活互助组”的角色，即各成员之间守望相助，共同发展。传统家庭能做到这个得益于一点：就是家庭成员在工作上是互相配合的。所有成员的生计就寄托在同一块田地上面，不管愿不愿意，大家在经济上都形成实际上的利益共同体。家庭在经济生活中天然地就是一个规则的生产单位，在这个单位里的分工也带着“你耕田来我织布”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浪漫。
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分工越来越细密，岗位越来越多元，家庭成员几乎都在不同的单位工作，他们有着不同的专业领域和朋友圈，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中。在这样一个专业细分的现代社会，即使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大家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的可怜——这无疑增加了感情隔膜甚至家庭分裂的风险。
当然，现代家庭不仅要面临就业模式的变化带来的分裂危险，还要面临很多社会意识的变化，它们同样是致命的。
市场经济强调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念正在随着我们的市场化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
个人主义强调自立自强，鼓励每个人积极投身市场，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财富、实现梦想，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个人主义的鼓励和市场经济财富神话的诱惑，年轻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自己打拼，他们对继承家产的兴趣在逐渐降低（当然，除了那些家产确实丰厚的少数家庭）——家庭财产继承的社会职能正在被弱化。
而且，对于很多闯荡天下的年轻人而言，家庭能给他们提供的帮助变得越来越微乎其微。“有出息”的年轻人大多“志在远方”，而外地大城市房价过高的问题、找工作难的问题，这些都是处在“大后方”的父母们爱莫能助的，除非他们愿意回到老家。
在传统的经验性时代中，代际之间的经验传承和财产继承对年轻一代的成长至关重要，再加之养老的责任，所以才有相应的“父母在，不远游”的家庭本位伦理。但是现在，这些纽带逐渐变得不再重要，所以相应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又成了主流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转向中，家庭就像一个废弃的渡口——野渡无人舟自横。
另一个威胁到家庭的观念是——性观念。
个人主义本身就包含了“性自由”、“性解放”的相关逻辑，所以，性观念的演化只不过是个人主义传播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当然我们这篇文章不是要评判性自由的观念是否正确，我们只讲它在客观上对家庭的影响）。
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关系的基础上的。而婚姻关系要想持久，夫妻双方需要将对方的身体作为一种性资产垄断在自己手中——双方互相为对方保持忠贞，这是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义务，也是婚姻的基石。这种伦理观念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洁癖的执念，而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只有互相忠贞，才能保证父母和下一代的血缘关系（说白了就是“父亲能确定孩子是自己的”），而血缘关系又是家庭财产继承的重要依据。所以，保持忠诚既是夫妻感情得以维系的底线，也是避免家庭财产纠纷的保障。
当然，如果夫妻双方都持“性自由”的伦理观念，那么问题也很简单——只需要双方在生活习惯和财产分配上达成一致即可。但是如果夫妻双方的性伦理不一致，或者说有一方搞“双标”、“严于律人，宽以待己”，那么家庭就岌岌可危。在性价值观新旧交替的现代中国，由它造成的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家庭将一直面临来自这一方面的挑战。
以后会怎样？
在古代中国，家庭曾经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承担着很多本不属于它的额外职责。但是现在，家庭的社会功能、新一代对家庭的态度都在发生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中国家庭正在无可挽回地衰落着。
我们现在甚至不能确定这些变化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人觉得乐观：家庭所代表的那种旧式的血缘伦理关系和义务不仅不适应、甚至有点阻碍个人自由。想一想如果没有人在电话上催婚、没人反复劝你回老家、没有人管你抽烟喝酒烫头、没有人跟你甩脸子看，难道这不幸福吗？
有人悲观：虽然国家和社会在扩张，然而家庭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感情慰藉。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在这里卸下面具，袒露出自己最真实的面目——这个“避风港”是我们无可替代的休憩之地，即使身在远方，它也替我们保留最后的安全感。
当然，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应该悲观还是应该乐观，而是应该如何适应，如何重新建构适应变化的新式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