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尼采买下那台球形打字机之后不久，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年轻人把秒表带进了美国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公司，这个办事十分认真的年轻人开始进行一系列历史性的实验，旨在提高钢铁工人的生产效率。泰勒征得公司所有者的勉强同意，召集了一些钢铁工人，让他们操作不同的生产机器，并对他们的每个动作进行记录和计时。泰勒把每项工作划分为一连串的小步骤，然后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些步骤。每个工人应该怎么工作，泰勒为其创立了一套精确的指令，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以叫“规则系统”。米德维尔钢铁公司的工人对这套要求严格的新制度怨声载道，认为这套制度把他们变得跟机器没有什么区别了，可是工厂的产量却随着新制度的实行而急剧增长。
在发明蒸汽机100多年后，工业革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泰勒严密的工业生产安排——他喜欢将其称为自己的“制度”——受到美国各地制造厂商的热烈欢迎，而且很快就风靡全世界。生产厂商以速度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他们利用对工时与动作相互关系的研究结果来设置工人的工作岗位。1911年，泰勒出版了大名鼎鼎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按照他在书中的定义，工作安排的目标是为每一个岗位确定“最佳工作方法”，从而“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逐步以科学方法取代经验做法”。泰勒向他的追随者保证，自己的这套制度一旦获得全面应用，不仅会带来工业领域的结构调整，而且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结构调整，从而为他们创建一个生产效率臻于完美的乌托邦世界。泰勒宣称：“过去人是第一位的，今后制度必将居于第一位。”
时至今日，泰勒的衡量体系和优化制度仍然跟我们息息相关，这套制度一直都是工业制造的基础之一。而且，由于计算机工程师和软件程序员对我们的智力生活和社会生活施加的影响日益强大，泰勒的伦理规范也已开始统治我们的思想世界。互联网是一种用来高效率、自动化地收集信息和传输信息的机制，广大程序设计人员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找到“最佳方式”，即完美规则系统，以此完成相关智力活动，我们后来把这种活动称为知识工作。
位于美国硅谷的谷歌公司总部是互联网世界的高级教堂，这个教堂的高墙之内信奉的正是泰勒主义。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他们公司是“以计量学为中心创立的”。谷歌公司另一位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补充说，把谷歌公司所做的“一切事情系统化”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我们努力做到以数据驱动，对所有东西进行量化。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的世界中”。谷歌公司每天通过自己的搜索引擎和其他网站收集数以亿兆计的行为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数千次实验，利用实验结果改进搜索算法，从而更好地引导我们查找信息并获取这些信息包含的意义。泰勒针对人的双手所做的工作，正是谷歌公司现在针对人的大脑所做的工作。
谷歌公司对测试的依赖久负盛名。尽管谷歌公司的网页设计看起来很简单，甚至有些朴素，不过页面上的每个元素都建立在详尽严密的数据统计和心理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谷歌公司利用一种叫做“AB分组测试”的技术，持续不断地对他们网站的显示方式和操作方式进行细微调整，他们面向不同的用户群体，展现不同的网页变化，然后比较这些变化对使用者的行为方式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比如他们在网页上停留的时间，移动鼠标的方式，他们会点击什么内容，不会点击什么内容，以及下一步会转向哪里。在这些自动完成的在线测试之外，谷歌公司还会征集志愿者，在公司内的“可用性实验室”中进行眼跟踪研究及其他心理学研究。谷歌公司的两位研究人员在2009年的一篇博文中提到这个实验室，他们评论说，因为网民评估网页内容的速度非常快，“他们的大部分决定都是在无意识中作出的”，所以监测他们的眼睛运动“是解读大脑活动的次优办法”。谷歌公司用户体验部总监艾琳尼·奥（Irene Au）说，他们公司依靠“认知心理学研究”，不断促进“让人们更高效地使用计算机”这个目标。
包括审美判断在内的主观判断不在谷歌公司的考虑范围之内。梅耶尔说：“就网络而言，设计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艺术问题。由于你能以极高的速度重复操作，并且能十分精确地加以度量，实际上你可以明察秋毫、洞悉差异，通过数学计算的方式，搞清楚哪个是正确的。”谷歌公司做过一次有名的实验，他们在工具条上测试了41种蓝色阴影效果，观察哪种阴影吸引用户点击的次数最多。对于网页上的文字内容，谷歌公司也会进行类似的严格实验。
尼尔·波兹曼在1993年出版的《技术垄断》（Technopoly）一书中，对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加以总结提炼。他在书中写道，泰勒主义建立在6个假设的基础上：“人类劳动的首要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目标的话）是效率；技术性的计算优于人的判断；实际上人的判断是不可靠的，因为人的判断难免受到粗心大意、模棱两可和画蛇添足的影响；主观性是思路清晰的障碍；无法度量的事物既不存在也无价值；普通人的事务最好由专家来指导和管理。”令人吃惊的是，波兹曼的总结套用在谷歌公司的智力伦理上竟然如此贴切。这些内容只需略作调整，就能与时俱进，完全适用于对最新情况的概括。谷歌公司不认为普通人的事务最好由专家来指导，他们相信把那些事务交给软件系统来指导是最好的——假如在泰勒所处的时代功能强大的数字式计算机已经出现，那他也一定会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在对自己所做工作的正义性认识方面，谷歌公司也跟泰勒很相似，它对自己的事业抱有强烈的信仰，甚至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说，他们公司不仅是个企业，也是“道义力量”。谷歌公司到处宣扬的“使命”就是“让世界上的所有信息井然有序，让这些信息人人可用、随处可用”。2005年，施密特告诉《华尔街日报》，“根据当前估计”，完成这一使命“要用300年”。公司的近期目标是创建“完美无缺的搜索引擎”，这样的引擎可以定义为“能够准确理解你的意思，并能准确提供你想要的内容”。在谷歌看来，信息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可以而且应当以产业化的效率来开采、加工的实用资源。能够“访问”的信息数量越多，从中提炼要旨的速度越快，我们作为思考者的产量就越大。任何妨碍快速地收集、分解和传输数据的因素，不仅是对谷歌公司经营的威胁，而且是对谷歌公司致力于在互联网上建设的实现高效认知的新型乌托邦的威胁。
谷歌公司生于类比——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类比。佩奇是人工智能领域一位先驱研究者的儿子，在他的童年时代，周围就全是计算机——据他自己回忆，他是“他们小学同学当中第一个以电子文档交作业的孩子”，后来他进入密歇根大学学习工科专业。佩奇的朋友回忆说，他有雄心、很聪明，并且“对效率简直是着魔”。在担任密歇根大学工科学生荣誉学会主席期间，他带头发起了一场最终徒劳无功的鲁莽行动，他们极力说服校方修建一条贯穿校园的单轨铁路。1995年秋季，佩奇前往加利福尼亚，去攻读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佩奇就梦想作出一项“将会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他知道，为了让自己梦想成真，没有比作为“硅谷前额皮层”的斯坦福大学更好的地方了。
佩奇只用几个月就选定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名叫万维网的广阔无边的新兴计算机网络。那个时候，万维网出现只有4年时间，却迎来了爆炸性的增长，已经有50万个网络站点，而且每月新增网站数量超过10万个。网络复杂性不断增加，网上节点和链接的排列一直在变化，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被深深地吸引了。佩奇认为，他的思考可能会揭开其中的一些秘密。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到，网页上的链接跟学术论文中的引用类似，二者都是有价值的。一位学者在写论文的时候引用了另一位学者发表的文章，这是被引用的那篇文章具有重要性的一种表示。一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这篇文章赢得的声望就越高。同样的，一个人在自己的网页上加上其他网页的链接，也就说明他认为那个网页很重要。佩奇认为，任何网页的价值都可以用被链接的数量来衡量。
佩奇的另一个高见也是由论文引用类比而来：并非所有的链接都是平等的。任何网页的权威性都可以通过它所吸引的链接数量来衡量，被其他网页大量链接的网页比只有一两个链接指向的网页具有更高的权威性。网页的权威性越高，它自己向外链接的价值就越大。这跟学术引用如出一辙：被一篇广为引用的论文引用一次，要比被鲜少有人引用的论文引用一次的价值大得多。佩奇的类比使他自己认识到，任何网页的相对价值都可以通过对两个因素的数学分析加以评估：该网页吸引其他网站将其链接过来的数量以及链接该网页的网站所具有的权威性。如果能建一个数据库，把网络上的所有链接包罗其中，就能获得原始数据，通过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就能评估所有网页的价值，并对这些网页排序。这样就建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搜索引擎。
这篇论文从未动笔。佩奇把斯坦福大学的另外一位研究生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招至麾下，让这位对数据挖掘深感兴趣的数学奇才帮他一道建设自己的搜索引擎。1996年夏天，谷歌公司的前身——那时叫BackRub——在斯坦福大学的网站上亮相。不到一年时间，BackRub的访问流量就把斯坦福大学的网络搞得拥堵不堪。佩奇和布林认识到，如果打算把搜索服务变成一个真正的生意，他们需要大笔资金以购买计算机设备和网络带宽。1998年夏天，硅谷一位富有的投资人雪中送炭，给他们开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两人随即把他们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公司搬出学生宿舍，转到门罗公园附近一个朋友的几间空屋中。当年9月，他们注册成立谷歌公司。为了强调他们的目标是有序组织“网上无限的浩瀚信息”，他们选了Google这个名字——Google源自googol，它表示10的100次方，这意味着谷歌搜索是一项天文数字级的竞赛。是年12月，《个人电脑》杂志登载了一篇文章，对这个名字怪异的新搜索引擎赞誉有加，说它“有匪夷所思的强大功能，能返回相关性极强的结果”。
当时，互联网上每天执行的搜索任务数以百万计——后来是数以十亿计。凭借这种功能，谷歌公司很快就开始处理其中的大部分搜索请求。谷歌公司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起码按照谷歌网站上的网络流量来衡量是这样。不过，谷歌公司当时也面临着跟很多网络公司一样的问题：没有找到从网络流量中获取利润的方法。没有人愿意为网上搜索付费，而佩奇和布林又都反对在搜索结果中插入广告，生怕那样会玷污谷歌搜索引擎质朴的数学客观性。早在1998年，他们就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我们认为，靠广告收费支持的搜索引擎天生就会偏向广告，而背离消费者的需求。”
不过，两位年轻的创业者也知道，他们不可能永远依靠风险投资者的投资生活。2000年下半年，他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在搜索结果的旁边增加文字广告，这个计划只需要他们的理想作出轻微妥协。他们不是以确定的价格出售广告空间，而是决定拍卖这个空间。这不是一个原创性想法，另外一个搜索引擎GoTo此前已经开始拍卖广告空间了，不过，谷歌公司有一项新的发展。与GoTo根据广告客户出价高低排列搜索广告——出价越高，广告位置越显眼——的做法不同，谷歌公司在2002年增加了第二条标准，广告位置安排的决定因素不仅包括广告客户的出价，还包括人们实际点击广告的频率。谷歌公司说，这项创新确保谷歌网站上的广告总是跟搜索者关心的主题“相关”。垃圾广告会被自动过滤掉，对于与自己无关的广告，搜索用户不会去点击，这样的广告最终会从谷歌网站上消失。
谷歌公司的广告竞价拍卖系统叫做AdWords，它还可以产生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结果：广告位置安排和点击数量挂钩，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告点击率。一个广告被人们点击查看得越频繁，这个广告出现在搜索结果页面上的频率就越高，位置就越突出，而这反过来又会带来更大的点击量。由于广告客户根据点击量向谷歌公司付费，谷歌公司的经营收入一路飙升。事实证明，AdWords系统非常赚钱，因此很多网络内容发行商纷纷跟谷歌公司签约，让他们把“上下文广告”也放在自己的网站上，以便针对每个网页上的相关内容量身定做广告。截至2009年年底，谷歌公司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而且还是最大的传媒公司之一，每年营业收入超过220亿美元，赢利大约为80亿美元，他们的营业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广告业务。佩奇和布林个人的股票市值都超过100亿美元。
谷歌公司的创新为公司创始人和投资人带来了丰厚回报。不过，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网络用户。谷歌公司成功地把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效率大大提高的信息媒介。早期的搜索引擎往往会随着网络的扩展而趋于闭塞——它们无法检索新增内容，更不用说去粗取精了。相形之下，谷歌公司工程师设计的这个引擎会随着网络内容的增加而搜索到更好的结果。谷歌公司评估的网页和链接越多，他们对网页内容的分类和排序就越精准。而且随着网络流量的增加，谷歌公司能够采集到的行为数据也在增加，这就使他们可以更好地修正搜索结果和广告内容，使之越来越准确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愿望。谷歌公司还投资数百亿美元，在全球各地建立计算机数据中心，以确保在几毫秒之内把搜索结果发送给用户。谷歌搜索引擎广受欢迎，赢利丰厚，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现在网络上有数千万亿个网页，谷歌公司在帮助人们遨游于浩瀚无边的网络空间方面发挥了无法估价的重要作用。没有谷歌提供的搜索引擎以及按照谷歌模式建立的其他搜索引擎，互联网早就变成数字世界里的巴别塔① 了。
谷歌搜索作为互联网上首屈一指的导航工具，为我们提供搜索服务的效率如此之高，种类如此丰富，同时也在影响着我们和搜索内容之间的关系。谷歌搜索率先倡导的这种智力技术使得高速、肤浅的信息略读方式大行其道，从而阻碍人们对单一论点、思想或叙述进行长时间的深入研读。艾琳尼·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用户真正的快进快出。我们所有的设计决策都是建立在这一策略的基础上。”谷歌公司的经营利润和人们接收信息的速度直接相关。我们在网上穿行的速度越快，即点击的链接越多，查看的页面越多，谷歌公司采集我们的信息、向我们发布广告的机会就越多。而且，首先搞清楚哪些信息最有可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随后把那些信息放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这是谷歌公司广告系统明明白白的设计策略。我们在网页上的每一次点击都标志着我们专注思想的一次中断，都是注意力的一次彻底瓦解——确保我们尽可能频繁地点击链接符合谷歌公司的经济利益。谷歌公司最不愿意鼓励人们去做的事情就是从容不迫的阅读或寂然凝虑的沉思。谷歌公司做的是彻头彻尾的分心生意。
谷歌公司最终或许也会变成昙花一现的短命公司。互联网公司很少会出现肮脏卑鄙或粗野残暴的行为，不过它们往往都很短命。由于互联网公司的业务都是非物质性的，由一串串看不见的软件代码建立起来，因而它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薄弱。互联网公司的业务要想起死回生，需要的所有条件就是一个有新鲜想法的目光敏锐的程序员。一个更加精准的搜索引擎，抑或一个更好的网络广告投送方式，都有可能让谷歌公司一败涂地。但是，无论谷歌公司在数字信息流领域的主导地位还能维持多久，它所确立的智力伦理都将一直作为互联网这种传媒形式的通用伦理。网络内容发行商和工具制造商都将继续致力于吸引网络流量，通过鼓励并满足我们对简短的、迅速匹配的信息的需求来赚钱。
互联网的发展历史表明，数据处理的速度只能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网上信息只能在所谓的静态网页上找到。这些网页看上去跟杂志的页面没有多大不同，其内容也是相对固定的。后来，一种不断发展的趋势就是网页变得越来越“动态化”，动态网页上的内容可以定期更新，而且这种更新经常是自动进行的。1999年，专门的博客软件引入互联网，对每一个人来说，快速发表自己的东西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些人气最旺的博主很快就发现，要想让善变的读者不离不弃，他们每天都需要更新很多内容。新闻网站紧随其后，24小时不停地更新报道内容。2005年，RSS阅读服务开始流行，它允许网站把新闻标题及其他信息“推”给网络用户，从而推动了信息投送频率的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随着MySpace、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的纷纷出现，网络业务的发展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速度。正如Twitter网站的一句口号所说的那样，这些公司致力于为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进行“实时更新”，提供永无止境的“数据流”，他们可以随时发送简短的信息，交流“此时正在发生的事情”。社交网络把私密信息——过去属于书信、电话和耳语的范畴——变成了新兴大众传媒的传播素材，赋予人们一种强制性的社交方式和联系方式。这些网站也把新的重点放在了即时性上。无论是朋友、同事，还是自己喜欢的名人，他们的“状态更新”一经发布，转瞬之间就会行情看跌。要想不落后，就需要持续不断地紧盯着信息提示。在社交网站之间，围绕着发布越来越新鲜、越来越丰富的信息这个主题，竞争异常激烈。2009年上半年，Facebook对Twitter的快速发展作出回应，他们宣布公司正在改进网站，以“提高数据流动速度”。Facebook网站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向2.5亿用户保证，公司将会“继续让信息以更快的速度流动”。早期的图书出版商具有一种强烈的经济动机，希望促使人们像阅读新作品一样去阅读老作品。网络发行商与之不同，他们争先恐后地竞相发布最新作品。
谷歌公司并不是一直高枕无忧。为了迎击异军突起的“网络暴发户”，他们一直都在改进搜索引擎，以提高搜索速度。被链接数量不再是谷歌公司排列搜索结果时的首要标准。根据谷歌公司高级工程师阿米特·辛格哈尔（Amit Singhal）的说法，网页质量现在只是他们监测和度量的200多个不同“信号”中的一项。谷歌公司最近的着力点是赋予搜索网页的“新鲜度”更高的优先权。谷歌搜索引擎在识别新网页或修改过的网页方面比以前快多了，现在每隔几秒钟就会检查一遍大部分热门网站的内容更新，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每隔几天检查一次。不过，对很多搜索请求而言，因为更偏重新网页，往往会导致搜索结果出现偏差。2009年5月，谷歌公司的搜索业务引进了一种新的方法，允许用户完全不考虑网页质量，而是根据网页出现在网络上的时间顺序排列。数月之后，谷歌宣布推出搜索引擎的“下一代体系结构”，这种结构有一个十分生动的名字“咖啡因”。拉里·佩奇援引Twitter网站在提高数据流动速度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例，说谷歌直至能够做到“每一秒钟都可以为网上内容建立索引，从而允许人们进行实时搜索”才会满意。
谷歌公司同时也在努力提升他们对网络用户和用户数据的控制力度。凭借AdWords广告系统带来的数十亿美元利润，谷歌完全有能力在网页搜索这个核心业务之外实施多样化经营。针对图像、视频、新闻、地图、博客以及学术论文等各种网络内容，谷歌现在都可以提供专门的搜索服务，而上述内容也都会进入谷歌搜索主引擎的搜索结果列表。谷歌现在还提供计算机操作系统，比如智能手机使用的Android系统、个人电脑使用的浏览器Chrome系统，此外还有一系列网上应用软件，其中包括电子邮件、文字处理、照片存储、网络阅读、电子制表、在线日历以及网页寄存等。2009年年底，谷歌公司推出了社交网络服务谷歌波，该服务允许人们在一个单独的网页上监测、更新各种各样的多媒体信息提示，网页上的内容会即时自动更新。一位记者报道说，谷歌波“把交谈变成了情节紧凑动人的群体性意识流”。
谷歌公司的业务扩展似乎无边无际，这一直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特别是在管理学者和商务记者中间，这个问题引发了众多讨论。谷歌是一个全新的企业，这样的企业超出了所有传统企业的门类划分，重新定义了企业类别。在解释这一观点的时候，谷歌公司的影响广度和活动广度经常被作为证据。不过，尽管谷歌公司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企业，但它的经营战略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神秘。谷歌公司变化多端的外在表现并不是它主营业务——出售并投送网上广告——的直接反映。相反，其主营业务来自广告业务附属的数量庞大的“互补产品”。互补产品就是通常会一起购买或消费的产品或服务，比如热狗和芥末、灯座和灯泡。对谷歌公司而言，互联网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其主营业务的互补产品。随着人们的上网时间不断增多，在网上完成的事情不断增多，他们在网上看到的广告也不断增多，他们在网上泄露的私人信息也在不断增多——谷歌公司装进口袋的钱也在不断增多。由于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已经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了数字化投递，包括娱乐节目、新闻内容、应用软件、金融交易、电话呼叫等，谷歌公司互补产品所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多。
因为互为补充的不同产品的销量会同步增长，所以对主营产品的补充产品而言，企业在降低其成本、扩大其供应种类方面具有很强的战略兴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企业都会对免费赠送互补产品喜爱有加。假如热狗免费，芥末的销量一定会飙升。正是这种拼命压低互补产品价格的天然驱动力解释了谷歌公司的企业经营策略，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解释。谷歌公司所做的一切事情几乎都是以降低互联网的使用成本、扩大互联网的应用范围为目的的。谷歌公司之所以愿意让人们免费使用信息，是因为随着信息使用成本的降低，我们盯着电脑屏幕的时间会增加，谷歌公司的利润也会随之扶摇直上。
谷歌公司提供的绝大部分服务本身是不赢利的。例如，谷歌公司在2006年花16.5亿美元收购YouTube网站，据行业分析人士估计，该网站2009年的亏损额为2亿~5亿美元。可是，由于YouTube的流行网络服务可以让谷歌公司收集更多的用户行为信息，从而吸引更多用户使用他们的搜索引擎，在自己主导的市场上不给潜在的竞争对手留下立足之地，因此谷歌公司为YouTube网站支付成本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存储“100%的用户数据”绝不罢休，谷歌公司让这个说法尽人皆知。不过，谷歌公司的扩张热情不仅仅是因为钱。各种类型的新内容不断纳入谷歌公司的殖民统治版图，这会进一步激发他们让世界上的信息“人人可用、随处可用”的使命感。谷歌公司的理想信念和商业利益融合为一个首要目标：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信息进行数字化，把这些信息搬到网页上，将这些网页纳入谷歌公司的数据库，通过自己的分类规则和排序算法管理网页，以“切片”形式向网民分发相关信息，同时带上恰到好处的广告内容。谷歌公司势力范围每扩张一次，他们奉行的泰勒主义对网民智力生活的控制就加强一次。
谷歌公司最具雄心的一项创举——玛丽莎·梅耶尔称之为“探月计划”——就是要实现世界上现有图书的数字化，让每一本书的电子文本都能“在网上现身，都能在网上检索”。2002年，拉里·佩奇在自己位于谷歌大厦的办公室里装配了一台数字扫描仪，这台扫描仪由节拍器进行定时控制，一本300页的书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扫描。“对世界上的每一本书都完成数字化扫描”需要多长时间，佩奇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验找到大体的答案。第二年，一位谷歌公司员工奉命前往美国菲尼克斯市，在慈善义卖会上买下一大堆旧书。这些书一运回谷歌大厦，就成了一连串实验的实验对象。通过这些实验，谷歌开发出一种“高速”而又“无损”的新型扫描技术。他们独创的这套系统使用红外立体成像仪，能够自动修正图书翻开时经常出现的弓形弯曲，还能消除扫描图像中出现的文字变形。与此同时，一个软件工程师团队组建完成，专门开发复杂特征识别程序，这套程序可以处理“用430种不同语言印刷的图书中出现的稀奇古怪的字号、与众不同的字体以及其他意想不到的怪异特征”。另外还有一组谷歌公司员工分散到各地，去跟主要的图书馆和出版商接洽，评估他们有无让谷歌公司对自己的图书进行数字化的兴趣。
2004年秋天，佩奇和布林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正式宣布了“谷歌出版计划”（后来改名为“谷歌图书搜索计划”）。自古腾堡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法兰克福书展一直都是全世界出版行业首屈一指的年度盛会。在这次书展上，有十几家商业及学术出版机构签约成为谷歌公司合作伙伴，其中包括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这些声名卓著的顶级出版机构。包括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在内的5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图书馆也同意与谷歌公司合作。他们授权谷歌公司扫描自己的馆藏内容。截至2004年年底，估计谷歌公司已经把10万本图书扫描结果纳入自己的数据库中。
并非人人都对谷歌公司的图书扫描计划感到高兴。谷歌公司扫描的不只是已经超出版权保护期限的旧书，他们也扫描新书。尽管这些新书经常是绝版书，可是作者或出版商的版权依然受到保护。谷歌公司显然无意事先征询版权所有人的意见，并确保他们同意扫描图书。相反，谷歌公司会对所有图书进行扫描，并将扫描文本纳入自己的数据库中，除非版权所有人发出把特定图书排除在外的正式书面要求。2005年9月20日，美国作家协会与三位著名作家一道起诉谷歌公司，声称图书扫描计划涉嫌“大规模地侵犯版权”。几周后，美国出版商协会再次提出针对谷歌公司的诉讼，他们要求谷歌公司停止扫描图书馆的藏书。谷歌公司随即予以还击，他们发起公关行动，大力宣扬“谷歌图书搜索”计划带来的社会效益。同年10月，施密特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上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以激动人心而又自卖自夸的语调描绘了图书数字化计划即将取得的成就：“把数千万本以前无法看到的图书纳入一个庞大的索引中，不管你是穷是富，不管你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不管你来自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不管你讲哪种语言，每一个人都能检索到每一个字。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免费的。想象一下由此产生的文化效应吧！”
官司已经了结。经过三年谈判，各方达成和解。在谈判期间，谷歌公司又扫描了大约700万本图书，其中600万本还在版权保护有效期内。根据2008年10月对外宣布的协议条款，谷歌公司同意支付1.25亿美元，作为对已扫描作品版权所有人的补偿。他们也同意建立付费制度，今后将从“谷歌图书搜索”业务的广告收入及其他收入中提取一部分，支付给图书作者和出版商。作为对谷歌公司让步的回应，图书作者和出版商同意谷歌公司按照自己的计划对世界上的图书进行数字化处理。谷歌公司还“获准在美国销售‘面向机构的图书数据库’订阅业务，单独出售图书搜索业务，在‘在线图书网页’上放置广告，以及对谷歌图书服务的其他商业利用”。
谷歌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引发了更加激烈的争议。协议条款显然让谷歌公司垄断了数以百万计的所谓无主图书——版权所有人不知道是谁，或者无法找到的那些图书——的数字版本。很多学校和图书馆担心，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只要谷歌公司愿意，就可以随时提高使用图书数据库的收费标准。美国图书馆协会在诉讼文书中警告，谷歌公司可以“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把订阅价格定得很高，从而超出很多图书馆的承受能力”。美国司法部和版权署都批评这项交易，认为和解协议让谷歌公司在未来的数字图书市场上拥有太多的权利。
其他的批评者也有与此相关而且更为普遍的担忧：对数字信息传播过程的商业性控制势必导致对知识传播的限制。尽管谷歌公司把自己无私的利他主义说得天花乱坠，但他们都对这家公司的动机表示怀疑。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教授写道：“像谷歌这样的企业盯着图书馆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可不只是学问的殿堂，他们看到的是随时可以挖掘的潜在资产，或者是他们叫做‘内容’的东西。”达恩顿教授退了一步指出，尽管谷歌公司在“促进信息利用”方面“一直都在追求值得赞扬的目标”，但是准许一个营利性企业拥有垄断地位，而且他们垄断的“不是铁路运输或钢铁生产，而是使用信息的通路”，这会让我们承担极大的风险。“假如公司现任领导者卖掉公司，或者从公司退休，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假如谷歌公司更青睐赢利能力而不是信息访问，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问道。2009年年底，各方达成的最初协议宣告作废，谷歌公司和其他各方都在极力争取支持，以期通过一个约定授权范围略有缩小的替代方案。
针对“谷歌图书搜索”业务的争论具有启蒙意义，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这场争论揭示，要在数字时代实现从字面上和精神上遵守版权法的目标，特别是要保证版权法的公平使用，我们需要走的路还非常遥远。（有些出版公司既是起诉谷歌公司的当事方，又是“谷歌图书搜索”业务的合作伙伴，这一事实是当前形势暧昧模糊的明证。）对于谷歌公司一贯宣扬的崇高理想和追求这些理想的霸道方法，这场争论也让我们有所了解。理查德·科曼（Richard Koman）是一位律师，同时也是一位科技作家，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谷歌公司“已经变成了自己仁慈善心的忠实信徒，这一信念让他们关于企业伦理道德、反对竞争主张、客户服务方式和公司社会地位的那套规则具有了正当性”。
最重要的是，这场争执清楚地表明世界上的图书都将被数字化，而且这一行动可能很快就会展开。有关“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的争论与把印刷图书扫描纳入数据库这一行为的明智性毫无关系，争论涉及的是这个数据库的控制权和商业化问题。对于达恩顿所说的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不管谷歌公司最终能否成为唯一的经营者，这个图书馆都会开工建设。这个图书馆里的数字图书必将通过互联网进入世界上的每一个图书馆，它们迟早会把那些有形图书挤下书架。制造“网上能现身、可检索”的图书将带来巨大的实际利益，很难想象有谁会反对这种努力。古旧书籍的数字化已经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激动人心的新渠道。有人预见将会出现历史发现的“二次复兴”。正如达恩顿所说，“数字化，我们必须做”。
可是，把印刷书籍转变成网上图像的必然性不应该阻止我们去考虑由此带来的副作用。让一本书现身网络，而且能在网上检索，这同时也是对它的肢解。文本的内容凝聚力和论证、叙述的线性全都被抹掉了。古罗马的那位匠人在创制第一部书籍时连缀在一起的东西散落开了。本身就是书籍“含义的一部分”的寂静安宁也牺牲了。在“谷歌图书搜索”提供的服务中，环绕每个网页和片段的是一连串的链接、工具、标签和广告，每一项都在期待着瓜分阅读者的注意力。
对谷歌公司而言，他们始终认为效率就是终极利益，“让用户真正地快进快出”是他们须臾不离的执著愿望，给图书松绑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谷歌图书搜索”业务主管亚当·马西斯（Adam Mathes）承认，“没上网的图书通常会有生机勃勃的生命”。但他又说，它们能“在网上活出更加令人振奋的样子”。对一本书来说，更加令人振奋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呢？能在网上检索只是个开始。谷歌公司希望把网上数字图书的内容“切成薄片，剁成小块”，让我们进行“链接、分享和整合”等在网页内容中司空见惯而“在有形图书上无法做到”的操作。谷歌公司已经引入一种编辑工具，“让你轻而易举地把从公共图书中摘录的章节和段落加到自己的博客或网站上”。谷歌公司还开发了一种他们自己称为“热门段落”的服务，汇集书中被人们频繁引用的精彩部分的简短摘录。据谷歌公司说，有些图书已经开始显示出“文字云”的模样，读者可以“在10秒钟内研究完一本书”。对这样的工具大发牢骚是愚蠢可笑的，这些工具都是有用的。但是，这些工具也清楚地表明：对谷歌公司而言，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是一部独立完整的文学作品，而在于它是一堆有待挖掘的数据。谷歌公司急于建成的伟大图书馆不应该跟我们现在认识的图书馆混为一谈，那不是一个收藏一本本图书的图书馆，而是一个存放一块块碎片的集中地。
谷歌公司为了给阅读带来更大的功效而不遗余力，讽刺的是，这种努力破坏了图书技术曾经给阅读以及我们的思想带来的那种最重要的功效。在羊皮纸上书写的形式把我们从解析连写文本的苦差事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可以变成深入的阅读者，把自己的心思和脑力用于对文本含义的解释。有了屏幕显示的书面内容，我们仍然能够快速解析文本，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读得比以往更快了。可是，这样的阅读不再引导我们建立起一种对文本内涵个人化的深刻理解。相反，我们总是急匆匆地寻找另一条相关信息，然后又是另一条，另一条。对“相关内容”的剥离开采取代了对文本含义的缓慢发掘。
那是1884年一个暖洋洋的夏日清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上，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名叫霍桑的小说家正坐在树林中的一小块空地上，这是郊外一个以沉睡谷闻名的异常安宁的所在。霍桑陷入了沉思，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思考那些转瞬即逝的感想和印象，他正在把自己变成“超验主义”运动领袖爱默生在8年前所说的“透明的眼球”② 。据霍桑当天所做的笔记记载，他看到“阳光是怎样穿过树影而不停地闪烁，树影又是怎样把阳光抹掉，他一直在想象那种愉悦和沉思相伴而生的欢快心情”。他感觉有一阵微风吹过，“微风似乎发出最最轻微的叹息，然而这声叹息却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似乎竟能以其轻柔、空灵的凉爽穿透肌肤，沁人心脾，让灵魂感受到微风的吹拂，带着温柔的喜悦微微震颤”。他从微风中嗅到一丝“白松的芬芳气味”。他听到“村子里的钟声正在敲响”，“远处的割草人正在磨镰刀”，“隔着适当的距离听上去，尽管会有这些劳作的声响，可是却平添了悠然自得者感受到的安宁，所有这一切全都融入了他本身的沉思冥想之中”。
突然，他的沉思被打断了：
可是，你听！火车汽笛鸣响了，是那种长长的尖叫声，比所有刺耳的声音更刺耳，即使隔着一英里的距离，也无法让声音变得柔和。汽笛讲述的是忙人们的故事，他们是来自繁华大街的城里人，要在乡间待上一天——他们都是生意人，简言之，他们都是躁动不安的。火车发出如此惊人的尖叫实在不足为奇，因为它把那个喧嚣的世界带进了我们这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安宁世界。
利奥·马克斯（Leo Marx）在研究技术对美国文明造成的影响这一主题的经典著作《花园里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中，开篇讲述的就是霍桑在沉睡谷中经历的那个早晨。马克斯认为，作者的真正主旨是“心灵深处的风景”，尤其是“两种意识状态之间的对比”。树林中的空地为这位孤独的思想家提供了“一块独一无二的免受打扰的绝缘地”，一处用于沉思冥想的保护区。喧闹的火车来了，满载着那些“忙人们”，它带来了“与工业主义的发端密切相关的心灵上的不和谐音符”。沉思冥想的头脑完全被喧闹世界中机械式的忙碌压倒了。
谷歌公司和其他互联网公司都强调信息交流的效率，将其作为智力进步的关键，这种想法一点也不新鲜。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它一直都是智力发展史上共同的主题。美国超验主义学派以及之前的英国浪漫主义学派提出，真正的启迪和领悟只能通过沉思和自省获得。对于这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效率至上的思想就是一个异常强大而又从未中断的对照。两种观点长期对立，这是马克斯所说的“机器”和“花园”——工业理想和田园理想——之间更广泛冲突的表现。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业理想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按照霍桑的理解，效率至上的工业理想一旦搬到精神领域，就会对崇尚沉思冥想的田园理想构成潜在的致命威胁。这并不意味着促进信息的快速发现和快速检索不好，那并不是坏事。大脑的全面发展要求我们既能准确找到并迅速解析各种信息，又能无拘无束地沉思冥想。既要有高效率地收集数据的时间，也要有低效率地沉思冥想的时间；既要有操作机器的时间，也要有闲坐田园的时间。我们既要能在谷歌那个“数字世界”中积极工作，也要能退隐到沉睡谷中静思遐想。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正在丧失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之间保持平衡的能力。从精神上说，我们处于永恒的运动当中。
文学精神如今面临威胁，似乎势必要变成陈腐过时的东西。其实就在活字印刷把文学精神逐步变成大众精神的过程中，上述进程就已经开始了。在图书、期刊大量涌向市场的时候，人们第一次感到像是要被信息淹没了。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他1628年出版的经典名著《忧郁的剖析》（An Anatomy of Melancholy）中描述了17世纪的读者面临的“图书带来的极大混乱”：“我们深受书籍的折磨，眼睛看得发痛，手指翻得发痛。”在更早之前的1600年，另一位英国作家巴纳比·里奇（Barnaby Rich）抱怨道：“当今时代有一个最大的毛病，那么多的书充斥着世界，让这个世界不堪重负，以至于根本无法感受领悟世界上每天发生的那些闲情逸事。”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迫不及待地寻求新途径，让我们每天面对的混乱信息变得更有秩序。几百年来，个人信息管理方法的发展趋势就是简单易行、人工操作、各不相同——登记上架，按序排列，注解评点，分门别类，建立索引，按图索骥。在图书馆、大学、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对于信息的排序和存储还有更加周密详细的制度性安排，不过，这些制度仍然主要由人工实施。到了20世纪，随着信息洪流的加大和数据处理技术的进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机构，管理信息的方法变得更加精细化、系统化，并且自动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我们开始指望导致信息超载问题进一步恶化的那些机器来缓解这个问题。
在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中，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为现代化信息管理方法确定了基调，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文章发表在1945年的《大西洋月刊》上。布什是一位电气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他很担心科学家无法跟上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信息的发展，从而阻碍科技进步。他写道，不断发表的新资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利用这些资料的现有能力。人类经验的总结正在以极高的速度扩展，而我们在随之出现的知识迷宫中穿行，寻找重要知识条目的手段还跟帆船时代所用的方法一样”。
不过布什提出，从技术上解决信息超载问题的方案已经喷薄欲出：“这个世界已经进展到廉价而又复杂的机器设备具有高度可靠性的时代，有些结果注定会由此产生。”他提出了一种个人使用的新型资料分类机的设想，这种叫做“麦麦克斯存储器”的机器不光对科学家有用，而且对任何需要进行“逻辑思维”的人都很有用。布什写道，机器装在桌子里，“是一个把个人全部（缩微形式的）藏书、报告和函件存入其中的装置，而且由于是机械化设备，能以极高的速度和极大的灵活性提供参考资料”。桌面上是“半透明的显示屏”，可以在上面投映机器中存储的资料，同时还可以显示“键盘”和“按钮组合”，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浏览数据库。这种机器的“本质特征”就是能把不同信息联系起来的“关联索引”功能：“通过任何一个条目，都可以马上自动选择另一个条目。”布什强调，“把两样东西联系起来”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布什根据自己设想的麦麦克斯存储器，预见到个人电脑和万维网上超媒体系统的出现。他那篇文章给许许多多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研发人员带来了灵感，受此启发的包括早期投身超文本研究的著名计算机工程师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和苹果公司HyperCard系统发明人比尔·阿特金森。不过，即使布什的先见之明已经实现，而且效果远远超过他终其一生所能想象的情况——我们被麦麦克斯存储器的子孙后代们重重包围，可信息过载这个他希望解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事实上，情况比以前更糟了。戴维·利维观察评论说：“至于布什提出的那个问题，个人数字信息系统和全球超文本技术的发展非但没能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恶化了。”
回顾过去，问题没能解决的原因显而易见。计算机网络极大地降低了创建、存储及分享信息的成本，网络呈现给我们的可用信息远远超过以往人们能够得到的信息。诸如谷歌之类企业开发的搜索信息、过滤信息以及发布信息的计算机工具功能强大，确保我们随时都会淹没于即时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信息数量远远超出大脑的处理能力。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搜索工具和过滤工具的日趋精确，相关信息汇成的洪流只会继续加强。越来越多能给我们带来利益的信息变成了看得见的东西。信息过载已经成了一个永恒的痛苦折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只会弄巧成拙，雪上加霜。我们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加大扫描和略读的比重，越来越依赖那些奇妙的机器，而这些机器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利维写道，今天我们“可利用的信息规模空前，可是使用信息的时间变少了——特指通过深入思考使用信息的那种方式”。明天，情况会更加糟糕。
按照人们过去的理解，对人类思想最有效的过滤器是时间。1858年，爱默生在题为“书”（Books）的文章中写道：“最好的读书方法是师法自然，而不是机械的阅读方法。”所有作家都得“把自己的作品提交到时间老人面前，他坐在那里评判高下。10年之后再看，值得再版重印的作品九牛一毛。再版作品继续交由时间评判，所有的舆论之风都会对其吹刮扬弃，不等到20年之后，甚至100年之后再版重印，就不能说经过了精挑细选”。我们不再有静待时间之风吹刮扬弃的耐心了。时时刻刻淹没在与直接利益挂钩的信息洪流之中，我们除了求助于自动化的过滤器，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这种自动化的过滤器毫不犹豫地把过滤特权授予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在互联网上，舆论之风变成了强力旋风。
等到火车卸下那些忙人，冒着滚滚蒸汽开出康科德火车站，霍桑极力想要回到刚才那种沉思状态，可是徒劳无功。他瞥了一眼脚下的蚁丘，“像个坏蛋天才一样”，他抓起一把沙粒，狠狠地扔过去，堵上了蚂蚁进穴的入口。他看到一只蚂蚁从“公事或私事”中脱身返回，正在苦苦思索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它的动作表达出怎样的惊讶、怎样的匆促、怎样的困惑啊！对它而言，引发这出恶作剧的那种力量必定是不可理喻的！”不过，霍桑的注意力很快就从对蚂蚁痛楚的关注中移开了。他发觉树影和阳光摇曳闪烁的样子有了变化，于是就抬头仰望“散布天空当中”的云朵，通过它们变动不居的形式看清了“乌托邦梦想留下的一地碎片”。
2007年，美国科学促进会邀请拉里·佩奇在他们的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这一会议是美国声望最高的科学大会。佩奇的演讲漫无主题，即兴而发。不过，这次演讲引人入胜，让我们有机会一窥这位年轻企业家的内心世界。佩奇的灵感还是来自类比，他跟听众分享了自己对人类生命和人类智力的认识。他说：“我的看法是，假如你看看自己的程序，也就是你的DNA，其中压缩存储的信息大约是600兆。这个数字比任何一种现代操作系统都要小，比Linux系统小，比Windows系统小……其中当然包括了大脑启动功能。因此可以说，你的程序算法并不是那么复杂，（智力）或许更像是全面计算。”
数字计算机早就取代钟表、喷泉和工厂机器，成为我们解释大脑组成结构和工作方式时的首选比喻。我们对使用计算机术语描述大脑的做法早已习以为常，有时甚至都不认为那是在打比方。（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通路”、“布线”、“输入”及“编程”等术语用于大脑。）但是，佩奇的观点走向了极端。在他看来，人脑不仅跟电脑相似，而且本身就是电脑。谷歌公司为什么会把智力等同于数据处理效率？佩奇的假设费了半天唇舌，为的就是解释个中原因。如果说我们的大脑是计算机，那么智力就可以简化为生产效率问题——通过颅腔内的芯片，以更快的速度处理更多的数据。人的智力变得跟机器的智力没有区别。
佩奇从一开始就把谷歌搜索引擎看做人工智能的雏形。他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谈道：“人工智能是谷歌搜索引擎的最终形态，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与这个目标相去甚远。然而，我们会逐步接近这一目标，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那个时候，离谷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还早得很。2003年，佩奇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时，对公司雄心壮志的描述往前推进了一步：“终极版本的搜索引擎就是像人一样聪明的东西——甚至比人还要聪明。”谢尔盖·布林说自己上中学时就开始编写人工智能程序，他跟自己的伙伴一样热衷于创造一台真正会思考的机器。2004年，布林告诉《新闻周刊》记者：“如果你能把世界上的所有信息都直接放进自己的大脑，或者说放进比你的大脑更聪明的人工大脑，那肯定会比现在好得多。”就在那个时间前后，布林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提出，“最终的搜索引擎”会跟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中的超级计算机哈尔非常相似。他说：“哈尔把飞船的控制者置于死地，我们现在有希望彻底杜绝这种程序漏洞，让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出现。不过，这正是我们现在努力奋斗的目标，而且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
对大多数人而言，建造一个像哈尔那样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个愿望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可是，对腰缠万贯且有众多程序员和工程师集结麾下的两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计算机科学家来说，那是一种十分自然甚至令人敬佩的雄心。谷歌公司是一家以科技为立足点的企业，用施密特的话说，激励谷歌公司前进的是一种“用技术解决那些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的愿望，而人工智能就是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布林和佩奇怎么会不想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人呢？
如果我们的大脑由人工智能加以补充甚至取而代之，我们都会“比现在好得多”，他们这个轻描淡写的假设引发的不安丝毫不亚于给我们带来的启发。谷歌公司坚定不移地秉持泰勒主义信仰，他们认为智力就是一个机械过程的结果，就是一连串可以分离、测量和优化的步骤，上述假设突出强调了这一事实的确定性和必然性。20世纪的哲学家京特·安德斯曾经说过：“人是生出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他们为此感到羞愧。”我们可以从谷歌公司创始人的声明当中感受到那种羞愧以及由羞愧引发的雄心。谷歌公司的世界就是我们上网时进入的那个世界，深度阅读对应的寂然凝虑，冥思遐想对应的天马行空，在这个世界都找不到落脚之地。模糊不是通向真知灼见的入口，而是一个有待修补的缺陷。人脑只不过是一台陈旧过时的电脑，需要更换速度更快的处理器和容量更大的硬盘——还需要采用更好的算法来掌控它的思考过程。
“人类为了让计算机网络更易于操纵而做的所有事情，同时也会出于不同的原因，让计算机网络更容易操纵人类。”乔治·戴森（George Dyson）在1997年出版的人工智能发展史研究专著《机器中的进化论》（Darwin among the Machines）中如是写道。该书出版8年之后，戴森应邀来到谷歌公司总部，在纪念约翰·冯·诺伊曼伟大成就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冯·诺伊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他以阿兰·图灵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1945年为第一台现代计算机的诞生拟订出了详细计划。戴森人生中的很多时间都用来思考计算机的内在生命，对他来说，谷歌之行肯定会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毕竟那是一个热切盼望动员包括很多世界一流计算机科学家在内的庞大资源，力图创造一个人工大脑的企业。
可是，谷歌之行给戴森留下了诸多烦恼。他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提到了那次经历，他记起了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那篇论文中发出的警告。我们创造智能机器的企图百折不挠，而那位天才数学家写道：“我们不应该不知敬畏地篡夺上天创造灵魂的权利，我们的权利不能超越繁衍后代。”戴森随后提到了“一位异常敏锐的朋友”在他之前访问谷歌总部后所作的评论：“我觉得那种欢快愉悦简直难以言表。欢乐的金毛犬在草坪上的喷水器之间慢慢地跑来跑去。人们面带微笑，挥手致意，到处都能看到玩具。谁要说不可思议的邪恶之事正在某处阴暗角落里发生，我会毫不犹豫地表示怀疑。如果恶魔要来，藏在什么地方好呢？”尽管这种反应有些极端，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谷歌公司有万丈雄心，有雄厚资金，有在知识世界中一统天下的帝国计划，它是一个盛放我们的忧惧和希望的天然容器。布林坦承：“有些人说谷歌是上帝，另一些人说谷歌是恶魔。”
那么，谷歌总部大楼的阴暗角落里潜藏着什么呢？人工智能马上就要到来吗？硅霸王已经兵临城下了吗？大概不是。1956年夏天，人工智能领域的首次专题学术会议在达特茅斯学院举行。计算机很快就能复制人的思想，在那个时候，这似乎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根据会议报告的描述，出席那次为期一个月的学术会议的数学家和工程师认为，“原则上来说，学习的所有方面和智能的任何特征都可以描述得极其精确，因此完全能够制造出一台机器，对此进行模拟”。那不过是编写正确的计算机程序，把大脑思考的意识过程翻译成算法步骤的问题。可是，尽管有此后多年的不懈努力，人类智能的工作方式还是一直无法精确描述。在达特茅斯会议召开以来的半个世纪里，计算机技术一直都在飞速进步。然而，以人的标准衡量，计算机还是呆若木鸡。我们这种“会思考”的机器还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考虑什么。时至今日，刘易斯·芒福德在1967年所说的“没有一台计算机能凭自己的智谋创造出一个新符号”的论断还是像当年一样千真万确。
不过，人工智能的鼓吹者一直没有放弃，他们只是转移了焦点。编写软件程序，完全复制人类学习过程和人类智力的其他明确特征，他们基本上抛弃了这一目标，而是试图在计算机的电路中复制人脑内数十亿个神经元之间此起彼伏的电信号，他们相信这样一来智能就会从电脑中“显现”，正如思想会从人脑中显现一样。按照佩奇的说法，如果能彻底搞懂“全面计算”，那么智能算法就可以自我编写。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是美国发明家，也是一位未来学家，他在199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的是库布里克的那部电影《2001太空漫游》。库兹韦尔在文章中认为，一旦我们能够极其详细地扫描大脑，从而“确定大脑不同区域神经元之间彼此联系的体系结构”，我们就能“设计出运作方式跟人脑类似的模拟神经网络”。 库兹韦尔总结说，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像哈尔那样的大脑，不过我们能准确描述怎样做到这一点”。
没有多少理由能让我们相信，在酝酿催生智能机器这个问题上，事实会证明这种新方法将比旧方法更有成效。这个新方法同样是建立在简化假设上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人脑就像电脑那样按照同样刻板的数学规则运作，换句话说，就是人脑和电脑讲同样的语言。但是，这是一个出自我们主观愿望的谬论，目的是用我们理解的道理去解释我们不理解的奥秘。冯·诺伊曼本人就对信奉这一谬论的受害者发出过警告。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写道：“谈论数学的时候，我们讨论的可能是一种次要语言，这种语言是建立在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真正使用的主要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无论神经系统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这种语言都必定跟我们在数学上明确而有意识地使用的语言存在显著差异”。
在一个精确设计的“体系结构”中，大脑和思想分别以两个彼此分离的层次存在，这也是一个谬论。神经可塑性领域的研究先驱已经向我们表明，大脑和思想精巧而微妙地彼此缠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009年，艾瑞·舒尔曼（Ari Schulman）在《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思想不像电脑”（Why Minds Are Not like Computers）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所有迹象无不表明，思想不是像电脑那样清楚分明的层次结构，它是一个组织结构和因果关系缠结交织的层次结构。思想的变化会引起大脑的变化，反之亦然。”要想在计算机上创建一个能准确模拟人脑思想的模型，就需要完全复制“既能影响思想，又受思想影响的所有大脑层级”。由于我们根本无法解开大脑层次结构的谜团，更不要说弄清大脑各个层级的行为方式和交互作用了，构建人工思想如果不是永远停留在主观愿望上，至少在今后若干代人的生活中很难实现。
谷歌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恶魔。如果说谷歌总部大楼里有阴影，那也不过是妄自尊大产生的错觉。烦扰谷歌公司创始人的，不是创造一种智谋超过自己创造者的绝佳机器这一孩子气十足的热切愿望，而是对产生这样一种愿望的人类思想的狭隘认识。
① 巴别塔，《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名为巴别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他们相互之间无法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译者注
② “透明的眼球”是爱默生的一个重要隐喻，是一种自我观、世界观和生存境界的艺术表述，是爱默生的哲思和诗情的集中体现。“透明的眼球”有多种功能——灵视功能、环视功能和透视功能，能够“把天赋转换为实际能力”，而这类“实际能力”则主要包括坚守信仰的能力、整合文化资源的能力和进行社会批判的能力。“透明的眼球”有跨越文化的启迪作用，有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有洞察现世的实践功效。——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