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女孩从盒子里拿出一支蜡笔，在一张纸的角上画了个黄色的圆圈：这是太阳。她又拿出另外一支蜡笔，在纸的中央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绿线：这是地平线。穿过地平线，她画了两条棕色的线，这两条线相交于锯齿状的高顶：这是大山。在山的旁边，她画了一个向一侧倾斜的黑色矩形，矩形的顶上是个红色的三角形：这是她的房子。后来小女孩长大了，上学了，她在教室里拿出一张纸，凭着记忆画出美国版图的轮廓。她粗略地把轮廓图划分成代表各州的形状，然后在其中一个州画上一个五角星，标出她居住的那个城镇。最后这个小女孩长大成人，经过培训当了一名测绘员。她买了一套精密仪器，用它们测量房屋的边界和等高线。利用这些信息，她画出了土地的详图，然后制成蓝图供别人使用。
作为个体，我们心智的成熟过程可以通过绘制周围环境图的方式加以跟踪。一开始，我们用原始粗糙的图形描绘周围的地形地貌，然后不断发展，最终能以更精确、更抽象的手段描绘地理学及地形学空间。换言之，我们从“画所见”发展到“画所知”。供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绘图专家文森特·维尔加（Vincent Virga）观察发现，我们在绘图技能方面的发展与20世纪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描绘的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普遍阶段密切相关。我们会从婴幼儿时期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世界的纯感官认知，逐步发展到青年时期更抽象、更客观的经验分析。维尔加在描述儿童绘图技能如何发展时写道：“起先，儿童的感知能力和表现能力不匹配，不会想到透视方法和空间距离，体现出来的只能是最简单的地形学关系。后来，智力上的‘真实性’不断进化，可以通过比例关系描绘自己认识的一切物体。最后，采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可视化的‘真实性’随之出现。”
在我们心智成熟的过程中，同时也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制图技术的全部发展史。人类最早的地形图，或者是用木棍画在泥土上，或者是用石头刻在别的石头上，那些图跟蹒跚学步的孩子随便画在纸上的东西一样不成熟。到最后，制图变得更加逼真，可以勾画出空间的实际比例，而空间范围也极大地扩展到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精确度和抽象性两个方面，绘图的真实性变得科学起来，制图者开始使用诸如确定方向的指南针、测量角度的经纬仪之类精密复杂的工具，依靠数学推导和数学公式绘制地图。最后人类智能实现进一步飞跃，地图不光用来详尽地表现地面和天空的辽阔区域，而且还用来表达思想，比如作战计划、流行病传播分析、人口增长预测。“人的智能从在空间的经验转变为对空间的抽象，这个过程是一场思维模式的革命。”维尔加写道。
制图技术的历史进步不仅反映了人类心智的发展，而且还对这种发展发挥了推动和引导的作用。地图是一种媒介，它不仅存储并传送信息，而且体现着独特的视觉模式和思维模式。随着制图技术的不断进步，地图的传播也把绘图者感知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传播开来。使用地图的频率越高、程度越深，人们的头脑就越容易依照地图来理解现实世界。地图带来的影响绝不限于它们在修建房屋、绘制航海图方面的实际应用。制图史学家亚瑟·鲁滨逊（Arthur Robinson）解释说：“以缩小的空间来替代现实空间，这本身就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是地图如何在整个社会中“推动抽象思维的不断发展”。鲁滨逊写道：“现实空间有了缩影，模拟空间得以建立，二者的结合的确是抽象思维进入极高层次后才能取得的成就，因为假如还有某些未知的构造，现实缩影和模拟空间可以让人们发现它们。”制图技术给人们带来了理解能力更强的新头脑，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形成自己周边环境及其存在状态的未知力量。
地图之于空间，就是把一种自然现象转变成有关该现象的人造的智能概念，这与钟表和时间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人们经历的时间都是一种连续的周期性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是被“记录”下来的，记录工作由着重强调这一自然过程的仪器完成：让影子围着它移动的日晷，让沙子从其中流出的沙漏，让水从内部淌下的漏壶。在那个时候，精确地测量时间，或者把一天划分成细小的片段，都没有特别的必要。对大多数人来说，日月星辰的移动提供了他们所需的唯一时钟。用法国中古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话说，那时的生活“由农耕节律支配，有忙有闲，有粗有细，对生产力漠不关心”。
在中世纪下半叶，情况开始改变。最早提出更加精确的时间度量要求的是基督教修道士，他们的生活围着严格的祈祷时间表运转。公元6世纪，圣徒本尼迪克特命令他的追随者，在一天当中的规定时间进行7次祷告。600年后，西多教团把一天划分成一大堆活动的序列，并且把行动缓慢及其他浪费时间的行为视做对上帝的冒犯，从而对守时的要求予以强调。在精确计时需求的驱动下，宗教僧侣在推动计时技术向前发展方面发挥了带动作用。世界上第一台机械钟就是在修道院里组装完成的，钟的走动由钟摆的摆动控制。从教堂的钟楼上最早发出了整点报时的钟声，人们以此作为安排生活的依据。
对精确计时的需求从修道院扩展开来。欧洲那些皇室贵族对新奇巧妙的仪器极为珍视，他们开始对钟表垂涎不已，并为钟表的改进和制造大举投资。随着人们从农村迁居城镇，开始在市场、磨坊及工厂而非田地里工作，他们的工作日被划分成更加精细的片段，每段时间都由钟声来宣示。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其钟表史学著作《时间革命》（Revolution in Time）中描述：“在每一个城镇，上工，开饭，收工，关门，开市，闭市，集合，出现紧急情况，召集人员开会，酒馆打烊，通知清扫大街，告知熄灯就寝，诸如此类的安排，全都通过不同的钟声来传达。”
工作、运输、祷告甚至休闲的时间安排更趋严格，而且需要大家同时行动，这种需求为钟表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没过多久，每个城镇和教区都有了自己的时钟。现在，每个地方的时间都得是一样的，否则，工商业就会举步维艰。时间单位实现了标准化——秒、分、时，为了以更加精确的时间单位进行测量，钟表的机械构造得到了更好的调整。到14世纪，机械钟已经变成司空见惯的寻常物件，成了新兴城市社会中协调错综复杂的工作的普遍工具。各个城市竞相把运行最精确的钟表安装在它们的礼堂、教堂和宫殿中。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评论说：“在钟表技术蓬勃发展的时候，如果不能拥有一个代表日月星辰的钟表，任何一个欧洲社区都会感到抬不起头来。”
钟表不光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华美，而且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便宜了。小型化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人们能够买得起的钟表，这些钟表可以放在家中，甚至可以带在身上。如果说公共时钟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购物、玩乐及行为方式，从而成为这个比以往更加规整的社会的一员，那么更加个性化的计时工具——挂表、怀表以及后来更小的手表——的普及则带来了更加私人化的结果。正如兰德斯所说，个人使用的钟表变成了“随时看得见、随时听得到的伙伴”。钟表持续不断地提醒它的主人“哪些时间得到了利用，哪些时间耗光了，哪些时间浪费了，哪些时间错失了”，从而变成了个人“取得成就、提高生产力的督促和关键”。精确度量时间的“个性化是个人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这是西方文明空前突出的一个方面”。
机械钟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且也像地图一样，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一旦钟表把时间重新定义为一连串为期相同的单位，我们的头脑就开始重视工作中的条理和分工。对于所有的事物和现象，我们开始看到构成整体的碎片，然后又看到构成碎片的碎片。我们的思维变成了亚里士多德模式，强调通过表面现象洞悉隐藏在物质世界背后的抽象本质。在推动我们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后来又进入启蒙运动时期的过程中，钟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关于技术带来的人文影响，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经过沉思冥想，在1934年出版了《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他在书中描写了钟表如何“帮助人们创立一种信念，认为独立世界是可以用数学方法测量的序列”。“时间划分的抽象架构”成了“行动和思考的共同参照”。对实际利益的关切刺激了这种计时工具的发明，并且支配着它的日常应用。钟表井然有序的滴答声独立于这种实际关切之外，帮助人们形成科学的头脑，进而成为讲科学的人。
每一项技术都是人类意愿的一种表达。我们通过工具扩展我们的力量，控制周围的环境——控制自然，控制时间，控制距离，控制彼此。根据其补充或放大我们自身能力的不同方式，技术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犁、缝衣针、喷气式战斗机，这些技术扩展了我们的体力、灵巧性和漂浮力。第二类包括显微镜、放大器、盖革计数器① ，它们扩展的是我们感觉的范围和灵敏度。第三类包括水库、避孕药、转基因植物，这些技术让我们能够改造自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需求和欲望。
地图和钟表属于第四类，这类技术的最佳叫法可能是“智力技术”，这是借用社会人类学家杰克·顾迪（Jack Goody）和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用的术语，但在此处的意义略有不同。这类技术包括用来扩展或支持我们脑力的所有工具——发现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类，用公式阐明思想，分享诀窍和知识，测量并计算，以及增强记忆力。打字机是一项智力技术，算盘和计算尺是，六分仪和地球仪是，图书和报纸是，学校和图书馆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也是。虽然使用任何一种工具都会对我们的思维和观点带来影响——犁改变了农民的境况，显微镜为科学家的精神探险开启了全新的世界，但对我们的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还是智力技术。这些都是与我们联系最密切的工具，我们用来表现自我，形成个体身份和公共身份，培育人际关系。
尼采用球形打字机打字时的感受是人类智能与文化史上的一个中心主题，对于我们用来读写的工具，或者以别的方式处理信息的其他工具，在我们的头脑影响它们的同时，它们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头脑。就像地图和机械钟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当智力技术获得普遍应用时，这些技术经常会催生新的思维方式，把以往局限于少数精英群体的思维模式扩展到普通民众中。换言之，每一项智力技术都体现着一种智能伦理，具体化为一套关于人的头脑如何工作或应当如何工作的假设。地图和钟表具有类似的伦理规范，二者都把新的重点放在了度量和抽象上，也就是在表面感觉之上去感知并定义形体和过程。
一项技术的智能伦理很少会被其发明者确认，他们通常都是心无旁骛地致力于解决某个独特问题，破解科学上或工程上的某些难题，以至于无法看到他们的工作蕴涵的深远意义。技术的使用者往往也对技术的智能伦理浑然不知，他们关心的只是能从工具使用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我们的祖先发展、使用地图，并不是为了增强他们的思维能力，也不是为了揭示客观世界隐藏的结构。他们制造机械钟，同样不是为了激励自己采纳更加科学的思维模式。这些只是技术发展的副产品。可是，多好的副产品啊！到头来，对我们影响最深远的恰恰是技术发明的智能伦理。智能伦理是媒体或其他工具传输到使用者的头脑和文化中的信息。
几个世纪以来，围绕技术在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直在探索、争论。一些人将其归结为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所称的“技术决定论”。在他们看来，技术进步是人类无法控制的独立力量。他们主张，技术进步一直都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首要因素。卡尔·马克思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写道：“风力磨坊带来了封建地主社会，蒸汽机磨坊带来了产业资本家社会。”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解释得更为直白：“造物控制了人类。”《理解传媒》中有一章的标题是“小玩意热爱者”，麦克卢汉在这一章中把技术决定论者的观点推向极致，按照他的说法，人类变得跟“机器世界的性器官”毫无二致。我们的作用不过是制造越来越精密复杂的工具，像蜜蜂为植物授粉一样给机器“授粉”，直至机器发展出自我繁殖的能力。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关于这个问题，秉持另一种观点的是工具主义者，这些人像大卫·沙诺夫一样，对技术的威力轻描淡写，他们相信工具是中立的人造物，完全屈从于工具使用者有意识的愿望。我们的工具是用来实现我们目标的手段，它们没有自己的目标。工具论是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技术观点，这不只是因为我们乐意对此信以为真。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竟然莫名其妙地受控于工具，这样的观点简直是对人类的诅咒。媒体评论家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宣称：“技术就是技术，它是进行跨空间通信和传输的一种手段，仅此而已。”
决定论者和工具论者之间的争论是一场启发式的争论，双方都能找到强有力的证据。假如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观察一项特定的技术，那么显然会像工具论者所宣称的那样，工具处在我们牢牢的控制之下。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有意识地决定使用哪些工具，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如何部署使用不同的技术，各个社会也会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日本人为了保护传统的武士道文化，有效地禁止使用枪炮长达两个世纪。就像美国北部地区的阿米什人一样，一些坚持某种信仰的社区拒绝使用汽车及其他现代技术。所有国家都制定法律法规或采取其他措施，对某些特定工具的使用加以限制。
但是，如果以更加宽广的历史观点或社会观点来观察，决定论者的主张就是可信的。对于使用哪种工具，虽然个人和社区可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能够很好地控制技术进步的路径和步伐。我们“选择”使用地图和钟表（好像我们还可以选择不用似的）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我们“选择”了技术带来的无数副作用，这样的说法更难让人接受。我们已经看到，在技术投入使用之初，很多副作用是完全无法预见的。政治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评论道：“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什么，那就是技术并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辅助手段，还是一种改造人类活动及其意义的强大力量。”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事实，但早在我们出生之前的久远过去，在技术付诸使用的时候，它就已经为我们一生中许许多多的例行活动铺好了必须遵行的道路。要说技术会自发进步，那是言过其实——我们采纳和使用什么工具，都会受到经济、政治及人口因素的重大影响。不过，要说技术进步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而这种逻辑并不总是跟工具制造者和工具使用者的意图和愿望协调一致，这可不是言过其实。有些时候，工具对我们言听计从；还有些时候，我们得去适应工具的要求。
决定论者和工具论者之间的冲突永远不会解决。这一争论涉及关于人类本性和命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争论事关理性，同样也事关信念。不过，有一点是决定论者和工具论者都会同意的：技术进步经常会成为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新的狩猎工具和农耕工具带来了人口增长模式、定居模式和劳动模式的改变。新的交通工具导致了商业贸易的极大扩张和重新组合。新兴武器打破了各国之间的军力平衡。在医学、电磁学、冶金术等各个技术领域，技术突破以各种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改变。人类文明当前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以往使用的技术造成的结果。
技术尤其是智力技术会对人的大脑机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更难识别的问题。我们能看到思想的产物，比如艺术作品、科学发现以及文献记录，但是我们看不到思想本身。世界上有大量的肉体化石，但是没有思想化石。爱默生在1841年写道：“我很乐意心平气和地翻开人类智力发展史，可是，对于这种透明的精神存在，人们迄今为止能够标记出来的脚步和边界又是什么呢？”
技术和思想之间相互作用的谜团今天终于解开了。有关神经可塑性的新发现使智力的本质变得更加明显，也使它的脚步和边界更容易标记。这些发现告诉我们，人们用以支持或扩展自己神经系统的工具塑造了人脑的物理结构和工作方式，比如我们怎样发现信息、存储信息、解释信息，我们怎样引导自己的注意力，怎样调动自己的感觉，我们怎样回忆，怎样忘记，这些都受到技术的影响。技术的使用让一些神经回路得到强化，而让另一些回路逐步弱化，让特定的心智特点越发显著，而让别的特点趋于消失。信息传媒以及其他智力技术如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施加影响，如何在生物学意义上引导人类意识发展的方向，神经可塑性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提供了原本缺失的一环。
我们知道，人脑的基本形态在过去4万年中没有多大变化。基因水平的进化极其缓慢，起码就人类的时间概念来说是这样。不过我们也知道，千万年来人类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早已变得面目全非。韦尔斯在其1938年出版的《大脑世界》（World Brain）一书中评论说：“自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他的社会生活和日常习惯完全改变了，甚至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然而他的遗传特征看起来毫无变化。”关于神经可塑性的新知识解开了这个谜团。在基因密码为我们设置的智力护栏和行为护栏之间，道路很宽广，掌握方向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通过我们的行为和行为方式——时时刻刻，日复一日，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改变着神经突触之间化学物质的流动，从而改变着我们的大脑。我们通过树立榜样、创办学校、使用传媒等方式，把自己的思维习惯传给我们的子孙，一并传承的还有我们大脑结构的改变。
尽管考古学家还无法探明大脑灰质的工作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智力技术的运用塑造并重塑了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回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任何重复性的经验都会影响神经突触，连续使用能够扩展或补充神经系统的工具会造成神经系统的改变，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尽管我们无法在物理水平上证明发生在远古时代的思维变化，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变化的现代形式来寻找证据。例如，在盲人学习阅读盲文的时候，他的大脑会发生变化，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智力重建和智力退化过程的直接证据。盲文毕竟是一项技术，是一种信息媒体。
了解伦敦出租车司机大脑发生的变化之后，我们可以假定：在定位和通行过程中，由于人们越来越依赖地图而不是自己的记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海马状突起及其他涉及空间建模和位置记忆的大脑部位发生了解剖上的和功能上的双重变化。负责维持空间表征的神经回路很可能会萎缩，而用来解析复杂而抽象的视觉信息的区域很可能会扩张或加强。我们还知道，由使用地图引起的大脑变化也可以用于其他目的，这也有助于解释制图工艺的发展如何推动一般性抽象思维的发展。
我们对新的智力技术不断作出心智性和社会性适应，这个过程既反映在我们用来描述自然、解释自然的各种比喻中，同时也因为这些比喻而得到加强。一旦地图得到普遍应用，人们就开始在真实空间或模拟空间中，以绘图的方式描述各种各样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我们开始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思想“映射成图”。机械钟出现后，人们开始认为他们的大脑和他们的身体甚至整个宇宙都“像钟表”那样运行。在钟表内部紧密咬合的齿轮结构中，表针的转动符合物理定律，形成了一个可以追本溯源的因果长链，我们由此发现了一个机械式隐喻，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事物的工作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帝变成了“伟大的造钟人”，他的创造不再是难以接受的神秘事物，而是一个已经揭晓的谜底。笛卡尔在1646年写道：“春天到了，燕子肯定会飞来，它们就像钟表一样运行。”
地图和钟表为描述自然现象提供了新的隐喻，从而间接地改变了我们的语言。还有一些智力技术可以实际改变我们的听说读写方式，因而对我们语言的改变更加直接、更加深刻。这些技术可以扩大或压缩我们的词汇，可以修改措辞规范和词序，可以支持或简单或复杂的语法规则。因为对人类而言，语言是意识思维的第一容器，是思维的更高形式，所以能够改变语言结构的技术往往会对我们的智力生活发挥最强的影响。古典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J. Ong）指出：“技术不只是外在的辅助手段，也是内在的意识转化，它们对语言的影响更是无与伦比。”语言发展史也是头脑变迁史。
语言本身不是技术，它是我们这个物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已经进化到能听能说。小孩不用专门教导就能学会说话，就像羽翼渐丰的小鸟能学会飞翔一样。读和写在我们的身份和文化中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很容易把读写能力当成内在的天赋。但是，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读和写是非自然的行为，只有通过有目的地开发字母符号以及其他多种技术，才有可能学会读写。我们的大脑必须经过教导，才能学会把看到的系统化的符号转换成能理解的语言。读写能力的获得需要我们接受学校教育和实践练习，那是一个有意识的大脑塑造过程。
在很多神经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大脑塑造过程的证据。实验显示，学者和文盲的大脑在很多方面都有区别，不仅表现在如何理解语言上，还表现在如何处理视觉信号、如何进行推理、如何形成记忆等方面。墨西哥心理学家菲戈·奥斯托斯基–索雷斯称，研究显示“学习阅读的过程对成年人的神经心理系统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大脑扫描结果也显示，使用像中文那样的表意文字的人形成的阅读神经通路，与使用表音文字的人的相应神经通路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美国塔夫斯大学发展心理学家玛丽安·沃尔夫（Maryanne Wolf）在她有关阅读神经学的著作《普鲁斯特与鱿鱼》（Proust and the Squid）中解释说：“虽然在所有的阅读活动中，都要用到大脑额叶和颞叶的某些部分来组织和分析字词的发音与含义，但是表意文字会激活那些区域中极为特别的部分，尤其是与运动记忆有关的部分。”在使用不同表音文字的读者当中，大脑活动的差异也已得到证明。例如，比较英语读者和意大利语读者可以发现，前者的大脑活动区更侧重于与可视化形象解析功能相关的部位。人们相信，这种差异源自这样一个事实：英语单词的拼写和发音经常大相径庭，而意大利语单词往往是严格按照发音拼写。
读写活动的最早例证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早在公元前8000年，人们使用刻有简单记号的小泥块来表示牲畜及其他货物的数量。即便是解析如此原始的记号，也需要人脑内部新的神经回路出现重大发展，从而把大脑视觉皮层与附近的感觉形成区连接起来。现代研究表明，当我们看到有意义的符号时，沿着这些通路进行的神经活动两倍或三倍于看到毫无意义的涂鸦时的情况。正如沃尔夫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能读懂那些记号，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能够把基本视觉区和负责更加复杂的视觉处理与概念处理的邻近区域连接起来。”人们在教导孩子使用那些记号的时候，相应的神经连接就会由孩子传承下去，从而形成用于阅读的基本通路。
大约在公元前40世纪末，书写技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正是在那个时候，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即今天伊拉克地区的苏美尔人开始使用楔形文字，而在其以西数百英里的地方，埃及人用以代表物体和思想的抽象的象形文字也日益发达。因为楔形文字系统和象形文字系统把很多音形兼顾的字符结合到一起，不仅表形而且表音，所以较之简单的计数符号，它们对大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阅读者要想搞清楚字符的含义，必须分析这个字符，领会其用法。按照沃尔夫的说法，苏美尔人和埃及人需要发展形成的神经通路简直就像在大脑皮层中“画十字”，连接起来的区域不仅涉及视觉和感觉形成区，而且还涉及听觉区、决策区及空间分析区。随着这些音形兼顾的文字系统不断发展，字符量逐渐增大，记忆理解这些文字开始变得困难，因此文字的使用只能局限于拥有充裕时间和过人脑力的智力精英。为了让书写技术继续进步，超越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使用模式，从而成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使用的工具，这一技术必须进行大幅简化。
一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公元前750年前后，希腊人首先发明了完整的拼音字母，人类语言才得以大幅简化。在希腊字母出现之前也有很多字母系统，尤为重要的是腓尼基人在此前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字母系统。不过，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希腊字母是第一个囊括了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文字系统。希腊人对口语中的所有音素加以分析，仅用24个字母就代表了这些音素，使得希腊字母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有效读写系统。沃尔夫写道，“字符的经济性”减少了文字符号“快速识别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使读写所需的“感知和记忆资源更少”。最近的大脑研究表明，阅读由表音字母组成的字词时，大脑活跃区显著小于理解速记符号或其他图形符号时的情形。
希腊字母成了后来大多数西方字母的模板，其中包括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罗马字母。希腊字母的出现标志着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革命的开始：从主要依靠口头交流知识的口头文化转变到书写成为表达思想的主要媒介的书面文化。这是一场革命，最终将会改变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头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这一转变，起码一开始不是。
公元前4世纪初，写作在希腊仍然很新奇，而且充满争议，柏拉图在那时写下了关于爱情、美景和雄辩的对话体著作《斐德罗篇》（Phaedrus）。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雅典市民斐德罗，他和伟大的雄辩大师苏格拉底一起散步，二人在乡间小河边的一棵树下展开了一场迂回曲折的漫长谈话。他们讨论了讲话的要点、欲望的本性、疯狂的种类，还有不朽灵魂的旅行，最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书面文字。苏格拉底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说道：“写作中的恰当与不当一直成问题。”斐德罗对此深表赞同，苏格拉底接着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多才多艺的埃及神明特泰和国王赛穆斯之间的一次会面。在特泰的众多发明当中，就包括埃及字母。
特泰向赛穆斯描述了书写的艺术，并提出应该允许埃及人分享这一福祉。他说，写字将会“让埃及人更有智慧，并能增强他们的记忆力”，因为写字“为记忆和智慧提供了诀窍”。赛穆斯不以为然。他提醒特泰，一项发明的价值大小，发明者本人不是最可靠的裁判：“噢，多才多艺的人呀，让一个人去发明创造，让别人去评判发明为其使用者带来的利弊得失吧。对你也是一样，由于你的子孙后代会对写字更加关注，其真实效应将与你所说的截然相反。”埃及人应该学习写字吗？赛穆斯继续说：“那样会把健忘注入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记忆训练必将就此止步，因为他们过于依赖书面记录，不再依靠自身记忆而是依靠外部符号去想事情。”书写出来的字词“不是记忆的诀窍，而是提醒的妙法。你为自己的弟子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伪装”。靠阅读获取知识的人“貌似知识渊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知”。他们的头脑将会“装满对智慧的自负狂妄，而不是装满智慧”。
显然，苏格拉底和赛穆斯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告诉斐德罗，只有“头脑简单之人”才会认为书面记录“胜过同样内容的见闻和回忆”。通过口头演说“铭刻在学习者灵魂中的智慧词句”远远胜过用墨水写下的字词。苏格拉底承认，书写“作为抵抗老年健忘的助记手段”，具有捕捉人的思想的实际益处，但是他也提出，对字母这一技术的依赖会改变人的头脑，而且不是让头脑变得更好。他说，书写以外部符号替代内部记忆，让我们面临变成浅薄的思想者的危险，阻碍我们达到能够带来真正的智慧和幸福的智力深度。
与雄辩的苏格拉底不同，柏拉图是一位写作者。阅读能够取代记忆，从而导致思想深度的丧失，虽然我们可以假定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都对这个问题心怀忧虑，但是，柏拉图显然已经认识到书面记录的词句具有胜过口语的优点。人们相信柏拉图的对话体著作《理想国》成书时间跟《斐德罗篇》大致相同，在该书结尾处极具启迪意义的著名章节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宣称禁止诗人进入他的理想国，并对“诗歌”极尽猛烈抨击之能事。今天我们认为诗歌是文学的一部分，是一种写作形式，但在柏拉图时代不是这样。高声朗诵而不是默默写下，侧耳倾听而不是静静阅读，诗歌代表了口头表达的远古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居于希腊教育制度以及希腊文化的中心地位。在精神生活中，诗歌和文学代表了两种相反的理想。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自己对于诗人的主张，这一主张不是反对诗歌，而是反对口头文学传统——既是游吟诗人荷马的传统，也是苏格拉底本人的传统——以及为这一传统所反映和鼓励的思维方式。英国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在《柏拉图导论》（Preface to Plato）一书中写道，“思想的口头状态”是柏拉图的“主要敌人”。
正如哈弗洛克、沃尔特·翁及其他古典主义者所揭示的那样，柏拉图对诗歌的批评隐含着对书面写作这项新技术以及它所鼓励的阅读者思维状态——逻辑的、严格的、自立的——保护。柏拉图看到了书写能够在人类智能方面为文明带来的巨大好处——这种好处已经体现在他自己的写作当中。沃尔特·翁写道：“柏拉图那入木三分的哲学思维之所以有可能出现，唯一原因就在于书面写作对思维过程产生的影响。”通过《斐德罗篇》与《理想国》表达出来的有关书写价值的彼此冲突的微妙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从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而造成紧张局面的证据。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各自以其不同的方式体会到，那是由字母这一工具的发明而引发的转变，这个转变将会给我们的语言和思维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纯口头文化中，思维受制于人类的记忆能力，知识就是你能记住的内容，而你能记住的内容又受到头脑存储容量的限制。在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千万年间，语言不断进化，成为个体记忆复杂信息的辅助手段，并且使彼此之间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讲话交流信息。沃尔特·翁认为，“严肃的思考”必然要与“记忆系统纠缠在一起”。措辞和语法使语言变得极富韵律、悦耳动听，为了辅助记忆，信息被编成常见的词组，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成语。知识体现在柏拉图所定义的“诗歌”中，诗人学者这样一个专门阶层成了一种有血有肉的装置，用于信息的存储、使用和传承。用哈弗洛克的话说，口头文化中的法律、档案、公报、决议、传统，即今天会被“存档”的所有文本，只能“作成套话连篇的诗歌”，“以高声吟唱的形式”传播。
我们远古祖先的口头世界在情感和直觉方面应该有足够的深度，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欣赏这样的深度。麦克卢汉相信，文字出现以前的人们肯定特别享受那种“天人合一”的美感。他认为，学会阅读以后，我们会遭受“那种感觉的失落，失去了没有文字的社会所经历的那种情感介入”。但从智力上讲，我们先人的口头文化在很多方面都要比现在的书面文化浅薄。书写下来的文字把知识从个体记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得语言不再受到记忆和背诵所要求的诗歌韵律及公式化结构的约束，思维和表达的广阔疆域随之向大脑开放。麦克卢汉写道：“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成就，正是读写能力带来巨大价值的有力证明，这是显而易见的。”
沃尔特·翁在1982年出版的影响巨大的研究著作《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Orality and Literacy）中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评论说，“口头文化”能够“产生强大而优美的口头表现能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一旦书写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口头文化连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但是，书面文化“是绝对必要的，不光对于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对历史、对哲学、对文学作品以及任何艺术都是绝对必要的。实际上，就连对语言本身（包括口头语言）的解释，也是绝对必要的”。沃尔特·翁得出结论，书写能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人类更加完整的潜能的充分实现是必不可少的。书写提高了人们的意识”。
在柏拉图时代以及此后很多个世纪，因书写而提高的意识为社会精英所独占。在字母带来的认知好处扩散到社会大众以前，不得不发明另一套智力技术——这套技术涉及文字作品的抄写、生产和发行。
① 盖革计数器，一种仪器，可以用来观察和测量射线的密度，比如放射性物质的粒子，通常包括一个盖革试管和其他相关的电子设备。——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