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魅力的人行动的时刻，加上随之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立即被其他人复制。莫兹利（Maudsley）说，他不敢肯定，梦游者能不能在无意识中解读他脑子里的东西，“他无意之中模仿一个人的态度和表情，他本能地模仿那个人的肌肉究竟是如何收缩的”。[10]我们可以说，被吸引的人模仿有魅力的人，但有魅力的人不会反过来模仿被他吸引的人。亚当·斯密[11]所谓的互相模仿、互补威信或同情，仅仅存在于我们非睡眠的状态中，存在于那些不互相以魅力影响的人之中。正如我已经阐明的那样，如果说我把威信而不是同情放在社会的基础和源泉之上，那是因为单向的关系走在双向关系之前。[12]这个事实也许会令人非常吃惊，但是没有一个权威的时代，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相对平等的兄弟关系的时代。不过我们可以再回头问一句：我们为什么会惊叹梦游者那种单向、被动的模仿呢？任何同伴的任何行为都会引起我们旁观者或多或少非理性的模仿。倘若我们有时抗拒模仿的倾向，那是由于记忆或感知用敌对的暗示抵消了这种倾向。既然梦游者暂时被剥夺了抗拒的力量，他就能向我们显示社会人对模仿行为的默许，只要他和同伴有特别的关系，尤其是和一个同伴有特别的关系，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倘若社会人同时不是自然人，倘若他对外部自然和其他社会不抱开放的态度，对外来的印象不敏感，他就永远也不会变化。相近的同伴不可能自发地改变父母、牧师、领袖的传统教诲留在他们身上的那种传统的思想和欲望。有些民族就接近于这样的状况。一般地说，初生的社群，比如儿童对与人无关的事物漠不关心，或者感觉不敏锐，凡是和相近于他们的人没有关系的东西，和相近于他们的种族和部落没有关系的东西，他们都漠不关心，都不敏锐。[13]麦利（A. Maury）说：“梦游者看见和听见的只能是进入他执着的梦境里的东西。”换句话说，他全部的信念和欲望都集中在一个点上。这难道不正是由于痴迷而顺从和模仿的准确写照吗？难道痴迷不是实实在在的神经症，不是爱和信念的无意识的两极分化吗？
从拉美西斯[14]到亚历山大大帝，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穆罕默德，从穆罕默德到拿破仑，许多大人物使他们领导的人民的心灵走向两极分化！长期目不转睛地看一个人的荣光和天才，常常使一个民族陷入昏厥的状态，我们目睹这样的情况还少吗！我们知道，梦游症表现出的呆滞是人为现象，它掩盖了强烈的兴奋情绪。梦游者为何会毫不犹豫地完成力量和技能要求很高的事情，也就是这个道理。19世纪初，军事主义的法国陷入了被动的境地，既呆滞又兴奋，一片狂热，对那个迷人的皇帝唯命是从，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这种使我们一头扎进远古的返祖现象是多么绝妙的材料啊，它能使我们意识到那些半神半人的人对同时代人能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一切文明都将其源头追溯到这些人物身上，一切文明的传说都将一切知识、法律和产业归功于这些半神半人的人物。古巴比伦的奥安尼斯[15]、墨西哥的羽蛇神[16]、古埃及的前王朝时代的神就是这样的例子。[17]仔细一看，所有神话中的神-王和王朝都被人视为发明人和引进异域发明的人。总之，他们是创始人。由于他们最初的发明使人陷入深度的昏迷状态，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命令都给人的宏大、模糊和虚弱的渴望开辟了宽广的出口，使盲目无望的信念与行动的欲望找到了出路——他们启动了人们的信念和行动。
如今，我们所说的服从是自愿而自发的服从。然而，原始人的服从却截然不同。受试人听催眠师的吩咐而痛哭，这不仅是他的自我在哭，他整个的有机体也在听催眠师的命令。群众和军队对鼓动者和首领的服从，有时也同样莫名其妙。他们的轻信也一样地莫名其妙。查尔斯·里歇说：“被催眠者的样子很滑稽，你看他做厌恶与恶心的手势，催眠师把空瓶放到他的鼻尖，告诉他里面装的是氨水时，他就真的感到窒息；相反，催眠师拿装着氨水的瓶子让他闻，告诉他瓶子里装的是清水，他吸进了氨水，却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古人的信仰是人为、荒诞而夸张的，同时又是深刻、积极和顽强的。在古人的信仰里，我们看到了盲目服从；在最自由、最有修养的古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在贵族神权政治的第一阶段早已过去之后，我们还是看到了类似的现象。比如，最令人作呕的古希腊式爱欲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吗？阿那克里翁[18]和忒奥克里托斯认为值得讴歌的爱情，以及柏拉图认为值得进行哲学探讨的爱情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顶礼膜拜的人难道不是崇拜蛇、猫、公牛和母牛吗？与人的直接感觉绝对矛盾的神秘现象、灵魂转世、教条，难道不是受到普遍的信奉吗？占卜术、占星术、巫术就更不用说了。在有些社群里，最自然的感情如父子之爱，让位于叔侄、舅甥之爱，这难道不是令人感到恐怖的压抑吗？在共妻的部落里，性嫉妒受压抑不是令人感到恐怖吗？最令人难忘的自然之美或艺术之美由于它不符合时代的口味，不就受到了忽视或谴责吗？即使在现代，不也是这样的情况吗？古罗马人对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或比利牛斯山的态度，法国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对莎士比亚的杰作和荷兰的艺术的态度，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总而言之，最清楚不过的经验和观察不也受到诘难了吗？最明显不过的真理不也受到责难了吗？只要它们与传统观念相抵牾，它们就会受到考问；传统的观念不就是威望和信念的悠久历史的产物吗？
文明开化的民族自认为摆脱了教条式昏睡（dogmatic slumber）。这样的误解是能被解释清楚的。一个人被迷住的时间越久，他就越容易被迅速地迷住。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同的社会越来越容易迅速地互相模仿。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其模仿性就越强烈，人们意识到自己在模仿的程度就越低。在这一点上，人类仿佛就是一个人。无疑，儿童是地地道道的梦游者：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梦境越来越复杂，直到有一天，由于他梦境的复杂，儿童自认为他梦醒了。但是他错了。十来岁的孩子离家上学时，他似乎被自己吸引住了，他好像从敬佩父母的梦境中醒了过来。然而实际上，他越来越容易服服帖帖地敬佩和模仿他的一位老师或是他的一位有名望的同学。那自称的梦醒只是变了花样，仅仅是一次又一次昏睡的堆积而已。这就是时尚魅力（fashion-magnetisation）对风俗魅力（custommagnetisation）的取代，这也是社会革命初期的一般征兆。我们在革命里也会看到类似的情景，只不过那种情景被放大了。
然而我还必须指出，一个人周围的范本对他的暗示越来越多之后，每一个范本的吸引力就会随之减弱，个体根据喜好来选择的自由则随之增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根据逻辑律来选择的自由也随之增加，稍后我将探讨逻辑律。由此可见，文明进步使人服服帖帖模仿的行为更加个性化，也更加理性化。这一点似乎是确信无疑的。我们受环境中范本的奴役，其程度和祖先无异。不过与此同时，由于更合乎逻辑、更加个性化的选择，我们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范本，我们的选择更适合我们的目的与个性。话又说回来，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自由度并不能排除超逻辑的、高威望的影响的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