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谣言的准确性
在第6章中，我们还对术语“准确性”进行了概念化。我们提出谣言准确性有两种类型：真实性和精确性。前者指与事实一致，后者指与之前的谣言版本一致。谣言准确性取决于其真实性，也取决于其传播精确性。谣言的真实性类似于效度，谣言的精确性则类似于信度。我们基于谣言的真实性和偏向真实或不真实的失真情况，提出了一个谣言分类方案。方案中包括三种真实的谣言：“星星”是被精确传播的内容，“皈依者”在传播过程中变得更加真实，“粗糙者”在传播过程中会被轻微地扭曲（虽然它们仍然是真实的）。同时也包括三种虚假的谣言，分别是：“伪造品”是被精确传播的虚假谣言；“坠落的星星”指一开始比较准确，但结局却变得虚假的谣言；“有希望者”指虽然虚假，但在传播过程中朝真实方向转变的谣言（虽然它们仍然是虚假的）。
如何测量谣言的准确性
有关准确性的现场观察研究倾向于测量谣言的真实性。这些研究通常收集在现场环境中流传的谣言和谣言元素，判断其中哪些是真实的，并计算真实的部分所占的百分比。实验室和现场实验倾向于测量谣言的精确性。其中，实验室实验通常测量在连续传播信息（有或没有讨论）的过程中产生的失真，信息往往是对一种刺激物的描述，如一幅画。这种方法类似于电话游戏或耳语传话。现场实验通常在特定环境中预先散布一则谣言，一段时间后再收集流传中的谣言，将最终的谣言版本与最初的版本进行对比。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将谣言的精确性近似看作谣言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就像研究者之所以对测量信度感兴趣，是因为信度对效度有影响，这些谣言研究者测量的是精确性，但他们最终感兴趣的仍是真实性，他们也想要将研究结果推广到真实性上。虽然准确性有两种不同类型，但我们认为推广使用这两个术语对推进研究并无助益。相反，研究者只需要在设计有关谣言准确性的研究时清楚这两者间的差别就足够了。因此，当我们和其他谣言研究者提到谣言准确性时，我们所指的是谣言的真实性。
谣言总体上有多准确
谣言通常被认为是虚假信息，这正确吗？答案似乎是，不同谣言的真实性差别很大，但在一些情况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组织性的小道消息），谣言往往是准确的（即真实的）。我们考察了为数不多的有关谣言准确性的研究，发现不同谣言间准确性差别很大，但那些在组织性的小道消息网络中流传的谣言具有很高的准确性。我们呈现了与几家组织的管理者和传播人员所做的关于谣言准确性的访谈结果。他们对具体谣言的准确性估值非常高，特别是流传了一段时间的谣言。我们还报告了另外两项研究：我们向美国和澳大利亚已就业的本科生收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真实和虚假谣言，评估它们的准确性，并测量了准确性的变化趋势（即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准确性升高还是降低）。当他们可以选择回想一则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谣言时，大多数人会回想真实的谣言。事实上，大多数学生回想起的是“皈依者”（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加真实的真实谣言）。当要求学生既回想真实的又回想虚假的谣言时，绝大多数真实谣言仍是“皈依者”，虚假谣言要么是“伪造品”，要么是“坠落的星星”。这些研究表明：之后被证明为真或假的组织性谣言往往是准确的，认为职场谣言不准确这一想法本身就是不准确的。这些研究也表明了我们所称的马太准确性效应：在这些被证明真假的组织性谣言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的谣言往往变得更加真实，而虚假谣言要么保持不变，要么变得更加虚假。
什么原因导致了准确和不准确
更具体地说，准确（或不准确）的谣言内容产生和变化的机制是什么？在第7章中，我们回顾了与谣言内容准确性的变化有关的文献，并提出五组谣言变得更准确或更不准确的机制——认知、动机、情境、网络和群体机制。认知上的扭曲来自注意和记忆的限制以及图式激活（schemaactivation）：在无讨论的序列传播中，听众注意的窄化会导致以强调凸显或中心信息为特征的不准确。在同样的情境下，记忆限制会导致以保留容易被记忆的信息为特征的不准确。而人们以符合激活的认知结构（如图式和刻板印象）的方式解读信息的倾向则会导致知觉偏差。
动机机制也会影响谣言内容：在有所需的资源的情况下，谣言参与者追求准确的动机可能导致出现更加准确的谣言。关系增强动机会导致人们选择性地传播接收者更乐于接受的谣言，这些谣言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自我提升动机会导致人们传播能增强自尊、对内群体有利或对外群体不利的谣言，这些谣言往往是不够准确的。
影响准确性的情境特征包括高集体兴奋、检验谣言真实性的能力以及时间：高群体兴奋会导致更强的不确定感，因为人们变得更易受暗示，批判能力降低，从而采取更低的信息接收标准。检查谣言真实性的能力无疑会提高谣言的准确性，这种检查能力可能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无讨论的序列传播、来自可靠信源的错误信息、新的沟通渠道、对迅速行动以避免威胁的迫切需求、缺乏有关事件的重要信息、与有效信源的距离以及无法将谣言与其他人的信息进行比较。时间则往往使得谣言要么变得更准确，要么变得更不准确。
群体机制包括从众、文化和认知规范。从众会使个人行为和态度与群体共识相一致，进而使谣言更准确或更不准确，具体取决于群体共识的准确性。谣言同样倾向于与群体文化中的信仰、价值观和实践相一致。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是认知规范——群体对证据的判断标准；如果群体标准高，那么谣言的准确性会更高。
网络机制包括互动、传播架构和渠道历史（即沟通渠道建立的时间长度）。互动（即在谣言传播过程中进行讨论）能让谣言变得更加准确。我们区分了三种传播架构：序列传播、集群传播（一个人告诉群体中的其他人，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再将这些信息告诉其他群体）和多重互动（MI；谣言被人们活跃地讨论和循环），序列传播和集群传播一般不如MI模式活跃。我们推测因为前面讨论过的认知过程，序列传播和集群传播会导致每一个传播节点出现失真。MI模式则会减轻或加重这些偏差或其他一些偏差。具有泰勒·巴克纳（H.TaylorBuckner）所说的“批判力集合倾向”（critical set orientation）的群体会通过多级传播产生准确性更高的谣言；而具有“无批判力集合倾向”的群体会产生准确性更低的谣言（Buckner，1965）。这里的群体倾向指的是影响群体查明事实的能力和倾向的变量集合，包括检验能力、对证据的高标准和确立的沟通渠道的存在。最后，沟通渠道的历史也和谣言的准确性有关。通过已确立的渠道传播的谣言往往更加准确，因为听者可以较容易地辨别讲述者的可信度，而新的沟通渠道的可信度不太容易确定。
在第7章中，我们还呈现了一些探讨并检验动机、群体和网络机制的最新研究结果。与组织传播人员的访谈结果与我们的观点一致，即批判力集合倾向与更高的谣言准确性存在关联。当具备准确性动机且群体有能力查明事实情况时，他们就会去查明事实。针对已就业学生的调查显示，渠道历史和怀疑性的群体认知规范能预测谣言的准确性。此外，MI能调节怀疑和准确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MI使持有怀疑态度的群体产生准确性更高的谣言，使容易上当的群体产生准确性更低的谣言。然而，MI不能调节渠道历史和准确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初步的结果与巴克纳（Buckner，1965）提出的谣言准确性理论的核心原则相一致，但这一领域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