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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机制

2021年9月25日  来源:谣言心理学:人们为何相信谣言,以及如何控制谣言 作者:(美)尼古拉斯·迪方佐;(澳)普拉桑特·波迪亚 提供人:zhaotou97......

传播网络是实体间关系的组织结构:通常是人和人之间,也可能是组织或群体之间(Monge&Contractor,2000)。网络分析的关键是这些实体间的关系,而非实体本身。最初的传播网络是非正式的,而且是自然出现的(如小道消息),与通常与组织结构图相一致的正式传播网络相反。信息扩散(包括谣言传播)发生在这些传播网络之中、之间或借由这些传播网络而发生。本节,我们将考察在传播网络中,三方面的信息扩散是如何影响准确性的——在传播中讨论或互动(interaction)出现的程度、信息传播模式或架构(configuration)以及传播渠道的历史(channelage)。

互动

互动指的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讨论(Buckner,1965)。互动可能包括冗余传播(redundanttransmission,即重复信息)、澄清(clarification)、比较(comparis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它也被称为“自由反馈”(freefeedback;Leavitt&Mueller,1951)和“相互作用”(reciprocity;D.L.Miller,1985),之前我们有时候称之为“讨论”。互动通常与更精确的传播相关联(Buckner,1965,McAdam,1962;R.H.Tuner&Killian,1972)。由对几何模式的描述构成的信息在自由反馈条件下传播时保持了准确性,而在序列传播中则表现出失真(Leavitt&Mueller,1951),无互动的ST传播总是导致失真(G.W.Allport&Postman,1947b;D.L.Miller,1985;Peterson&Gist,1951)。而当人们被允许口头互动时,即使在ST中失真也会减少(McAdam,1962)。

传播架构

不同的谣言传播架构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ST网络由在单一链条中不断向下传播信息的成员组成。“集群”(cluster,简称C)传播模式指的是一群人得知信息,其中一部分人不继续传递信息,另一部分人则向其他集群传递信息(K.Davis,1972)。那些传递信息的人被称为“联络人”(liaison)。“多重互动”(multipleinteraction,简称MI)指的是在传播中“许多人不只从一个渠道获知同一则谣言”。MI还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但它明显包含了互动和谣言循环。我们将MI操作定义为与谣言“活动”(activity;DiFonzo&Bordia,2002a)概念相似。当谣言活动水平高时,许多人从多种来源听到某些版本的谣言(MI),他们彼此互动(讨论),这些谣言版本常常得以循环(例如,X告诉Y,Y告诉Z,然后Z告诉X)。很多组织内的小道消息研究发现了C传播模式,而非ST或MI传播模式(K.Davis,1972;Hellweg,1987)。(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请记住C表示集群传播模式,ST表示序列传播模式,MI表示多重互动模式。)

传播架构至少对准确性有两重影响。第一,相比于MI模式,在ST和C模式中,联络人对准确性有更大的影响力。基思·戴维斯(KeithL.Davis)发现在传播网络中平均有20%左右的人是联络人(1972,p.264)。传播网络中的某些人(通常是联络人)对于谣言建构有更多贡献,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对谣言内容产生影响(R.H.Tuner&Killian,1972)。因此,在ST和C模式中,谣言内容是否朝着更为精确的方向发展,可能更取决于联络人的特点,而MI模式中联络人的影响更小。

第二,ST和C模式更有可能在每一传播节点因认知机制而出现一些信息失真(前文讨论过)。互动会减弱这种信息失真,尤其是当所谈论的主题对参与者重要的时候。MI传播模式既可能改正也可能加重这种信息失真。巴克纳(Buckner,1965)指出,在MI传播模式和谣言准确性的关系中,群体倾向扮演了一个调节的角色。群体倾向包括一些情境、动机和网络因素,这些因素要么带来批判力集合(criticalset),要么带来无批判力集合(uncritical set)。批判力集合倾向指的是检查能力、高证据标准和确立的渠道等因素的某种组合,而无批判力集合倾向指的是以上因素的缺失。对一个有批判力集合的群体而言,MI应该与准确性相联系,在这些幸运的群体中,更多的互动与循环带来更多有效的假说。这个观点与尼斯贝特和罗斯(Nisbett&Ross,1980,p.267)提出的观点一致,他们指出群体互动能够大大减少常见的推理偏差。对那些有无批判力集合的群体而言,MI与准确性负向关联,在这些群体中,更多的互动和循环会带来不准确与充满偏见的假说。

我们对一项公关人员研究的数据(DiFonzo&Bordia,2002a;见附录2A)进行了重新分析,结果部分支持了上述观点,即在有批判力集合倾向的群体中,MI和准确性相关联。这些专业人士回忆有害的或者可能有害的谣言,继而在包括MI和准确性的多种指标上对这些谣言进行评估。在该样本中,MI与谣言准确性相关联。在巴克纳的框架中,这种关系应该只适用于具有批判力集合倾向的群体。为了检验这一观点,我们重新分析了数据,评估了批判力集合倾向。巴克纳提出群体怀疑性和确立的传播渠道是批判力集合倾向的组成元素(见展示7-1:群体怀疑性可以从低群体“易受骗性”看出,传播渠道的确立性可以从渠道历史和新颖性看出)。总的来说,受试群体既不多疑,也不易受骗,但确实有已确立的传播渠道。[1]考马尔尼基和沃克(Komarnicki&Walker,1980)的实验结果也符合这个观点。与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的研究中一样,每一位受试者被要求向队列中的下一位受试者传递他们所听到的信息。这种在链条结构中的传播产生了常见的ST类型的信息失真。另一些受试者在更为复杂的结构中传递信息,他们可以改变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也可以转移到其他队列中。这些受试者中的信息传递是精确的。可见,复杂的网络结构减少了ST信息失真。

展示7-1 1996年现场访谈群体倾向属性测量

注:所有属性都改编自巴克纳(Buckner,1965)。属性1~3有助于得到批判力集合;属性4~8有助于得到无批判力集合。

巴克纳(Buckner,1965)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影响MI的群体水平变量:群体结构(groupstructure)和结果相关性涉入(outcome-relevant involvement)。首先,MI受到群体结构的影响,群体结构指的是群体的紧密或分散程度。在分散的群体中,传播往往通过链条进行,因而不太可能产生多重互动。个体在分散的网络中可能仅听到一次谣言传播。而在紧密的群体中,成员会享受紧密而持续的互动,因而MI更可能出现。紧密的群体可能是暂时的(如聚集的人群),也可能是长久的(如小城镇、大学联谊会、小圈子、精神病房)。在紧密的群体中,个体更可能多次听到同一则谣言。实证研究的证据支持了这个观点。一些人在朋友网络中与朋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更有可能听到谣言称一名社区工作人员是共产主义者(Festingeret al.,1948)。军事谣言往往在确立的群体内传播,而非在确立的群体之间传播(Caplow,1947)。其次,巴克纳指出,MI与群体对话题的涉入有关,对谣言有很强兴趣的群体更有可能表现出MI。

巴克纳的MI“双因素理论”(two-factortheory)可以这样总结:第一,高谣言涉入的紧密群体会产生更多的谣言互动和循环,因而产生高水平的MI。卡普洛(Caplow,1947)的军事谣言研究、沙赫特和伯迪克(Schachter&Burdick,1955)的女子学校现场实验、彼得森和吉斯特(Peterson&Gist,1951)的保姆谋杀案谣言研究以及特纳和基利安(R.H.Turner&Killian,1972)的集群行为研究都为此提供了例证。第二,高谣言涉入的分散群体会产生序列传播链条以及少许的循环,后者最终带来中等水平的MI。我们推测一些网络谣言是这一类型的例证。第三,低谣言涉入的紧密群体会产生一些序列传播链条和循环,也产生中等水平的MI。第四,低谣言涉入的分散群体会产生很短的传播链条以及低水平的MI。塞迪维奇(Sedivic,1987)的研究中散布的谣言未得到广泛传播,部分是因为人们不感兴趣(低涉入)和传播的物理阻碍(部门与部门之间相隔很远,因此群体很分散)。巴克等人(Backet al.,1950)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双因素理论”,他们进行了一次参与观察研究,4个月间在一个组织里散布了7则谣言。其中2则关于丢失的数据(士气委员会调查问卷)的谣言很快传播到了士气委员会,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则重要的信息。其他谣言与整个组织相关,但是其传播情况各不相同。

渠道历史

涩谷保(Shibutani,1966)指出了两种传播渠道类型:制度性(institutional)渠道(即正式的传播)和辅助性(auxiliary)渠道(即正常的日常接触)。在审慎的(低焦虑)谣言建构情况下,人们会使用辅助性渠道。在即兴的(高焦虑)谣言建构情况下,人们会使用辅助性渠道和所有其他可接触到的信源。不同渠道有着不一样的历史。制度性和辅助性渠道可能是确立的或稳定的,其他渠道可能是新颖的或不稳定的。

相比于新颖的渠道,确立的渠道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准确性,因为信源可以被辨识为有效的(Buckner,1965)。例如,卡普洛(Caplow,1947)将高准确性部分归因为确立的传播渠道使我们能够判断信源的质量(例如,“这个消息是张三说的,所以并不可信,他从未给过我们准确的信息”)。卡普洛指出不可信的消息提供者被排除在传播网络之外,这导致了信息准确性的提高。

[1] 我们对群体怀疑性和传播渠道确立性进行了相对于量表中值的单样本t检验:怀疑性t(60)=1.10,p=0.28,渠道确立性t(59)=3.31,p=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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