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谣言设想为连续的传播，那么在谣言传播线上的每个传播节点都会发生信息失真（Shibutani，1966）。这种取向倾向于强调谣言传播过程中的改变，这种改变来自在各个节点作用于个体的认知（如注意窄化、记忆限制、知觉偏差）与动机（如事实寻求、关系增强、自我提升）因素（这些因素将在第7章进行讨论）。ST框架是实验室研究中主要采用的取向。采用ST框架的实验室研究报告了一个包含三个部分的“嵌入”（embedding）过程，“嵌入”指由同化引导的磨平和削尖（G.W.Allport＆Postman，1947b[2]；Bartlett，1932；Higham，1951；Kirkpatrik，1932；McAdam，1962）。值得注意的是，磨平出现在了这些研究中，添加则没有。从根本来看，这些研究主要是关于传递信息的，可推广至以某种ST为主要特征的日常谣言情境。
如果我们把谣言看作具有探索性且处在变化中的假设，认为它们是由于群体成员在模糊性情境中更积极地协作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转向群体、网络以及情境特征（在第7章中也有讨论）。这种框架假定谣言是协作性的而非连续性的活动。也就是说，在谣言传播中，每个个体做出的是协作性的贡献，而非添加性的贡献（Shibutani，1966）。例如，A和B在讨论关于即将发生的裁员以及谁会被辞退的谣言；A和B基于他们各自带到这次讨论中的信息交换意见，然后他们很快对谣言进行了修改。这种协作的结果是，一种对模糊性情境的优势性解释出现了。COL框架主要用于现场观察中。这类研究的结果为削尖、同化特别是添加提供了支持，但没有为磨平提供支持（Peterson＆Gist，1951；Shibutani，1966；R.H.Turner，1964；R.H.Turner＆Killian，1972）。针对这种类型的谣言活动的研究主要包括在模糊而重要情境中的互动式协作，可推广至以合作性意义建构为主要特征的日常谣言情境。
我们注意到，两种类型的日常谣言情节（即以ST为主要特征的谣言情节以及以协作为主要特征的谣言情节）都包含了意义建构。然而，ST类型的传播倾向于产生磨平，COL类型的活动则倾向于产生添加。我们接下来考量关于两者普遍性的证据与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