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一则谣言准确的时候，我们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对准确性进行更深入的概念化，并且讨论如何测量准确性。
谣言真实性与谣言精确性
谣言准确性这一概念有两种可能的理解方式，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第一种准确性指的是谣言与事实、现实和真相的符合程度。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则谣言是准确的时，我们指的是它符合事实。我们把这种意义上的准确性称为“谣言真实性”（rumorverity）。在这里，准确的反义词即虚假。当群体试图定义一个模糊性情境时，真实的和虚假的谣言都可能会产生并被筛选和评估。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一则真实的谣言在人们中间流传：这次灾难的原因是小粒子分裂导致的能量释放（D.L.Miller，1985）。当人们试图理解那次灾难是如何发生的时，这则真实的谣言与其他一些虚假的谣言一起被不断传播。特纳和基利安（R.H.Tuner＆Killian，1972）描述了当一具男性尸体在一家酒店旁停放的汽车上被发现时，谣言在人们的“信息工厂”中产生。原始谣言产生并且为群体所接受（这个男人被汽车的所有者谋杀），但后来被发现是虚假的；真实的谣言（这个男人死于酒精中毒）被提出却不被人们所接受。辛哈（Sinha，1952）把一次山崩事件后流传的谣言分类为“真相”“夸张”或者“公开的不实信息”（outrightfalsehood），其中第一类和第三类的划分维度就是真实性意义上的准确性。这里准确性的概念类似于心理测量中效度的概念：谣言是否如实反映了真实的事态。
第二种准确性指的是谣言与原始看法或信息的符合程度。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称一则谣言是准确的时，我们指的是它非常接近于原始版本。我们称这个意义上的准确性为“谣言精确性”（rumorprecision）。在此含义下，准确性的反面即谣言失真（distortion），即在谣言传播过程中某些原始信息的质量发生退化或者下降。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根据实验研究指出，当谣言被连续传播时，内容会发生扭曲失真；谣言传播链末端信息总是与原始信息不相符合。在沙赫特和伯迪克（Schachter＆Burdick，1955）的现场实验中，他们在一所女子学校散布一则谣言，学校全部的96名女生都报告她们听到了没有失真的谣言信息。注意：这一则谣言本身是虚假的，尽管从精确传播的意义上来说是准确的。在辛哈（Sinha，1952）三个类别的分类框架中，“夸张”的划分维度就是精确性意义上的准确性（夸张包含了数量和质量这两个方面的夸大失真）。这里准确性的概念类似于心理测量中信度的概念：谣言与最初的版本保持了多大程度上的一致性。
快速思考一下关于准确性的六种可能组合情况非常有用，这六种情况已在表6-1中列出。一些真实的谣言得到了精确的传播，这些“星星”（star）似乎并没有受到潜在的失真与改变的影响。一些虚假的谣言也得到了精确的传播，这些“伪造品”（counterfeit）一开始就是虚假的，并且一直不会改变（就像伪造的硬币一样）。有些谣言是真实的却没有得到精确的传播，它们要么是“皈依者”（convert），在其生命周期里变得更加真实，要么是“粗糙者”（grainy），发生轻微的失真（就像颗粒状失真的照片）。最后，某些虚假的谣言也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扭曲，有些就像“坠落的星星”（fallenstar），有一个好的开始，结局却很糟糕；还有一些是“有希望者”（hopeful），它们虽然以虚假的信息开始，但是在传播过程中其准确性稍微提高。这种分类概括了真实和虚假的谣言的形成历程，并为我们提出了一些与谣言准确性相关的问题。首先，真实和虚假的谣言都可能产生，但是真实性如何测量？真实谣言出现的频率如何？在真实谣言的产生过程中包含了哪些过程？其次，谣言都会发生变化，它们或许会变得更加真实，或许会变得更为虚假。这种变化如何测量？它们发生的频率如何？在这种变化中包含了哪些过程？我们从准确性的测量开始探讨。
表6-1 真实性-精确性谣言分类
真实性和精确性的测量
谣言真实性的测量较多出现在采取协作（COL）取向的现场谣言研究中，这种研究通常涉及在特定现场环境下收集谣言或谣言的变体，并评估这些谣言中有多少是真实的。例如，在对于组织中“小道消息”的研究中，谣言真实性的指标为谣言或一组谣言中真实的沟通内容的百分比（K.Davis，1972；Marting，1969；Rudolph，1973；Walton，1961；Weinberg＆Eich，1978）。比如，计算《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收购谣言的真实比例就是对真实性的评估（Pound＆Zeckhauser，1990）。辛哈（Sinha，1952）的三类别分类框架以及卡普洛（Caplow，1947）对军事谣言总体真实性的回忆性研究则是对真实性更质性的测量。
谣言精确性的测量较多出现在使用ST范式的变式的实验室或现场研究中。实验室研究通常包含一位受试者观察一个原始刺激（如一幅图画、一张照片或者一个视频片段），然后在不经讨论的情况下将对刺激的描述传递给下一个受试者，下一个受试者继而在受试者链中继续传递下去。在现场研究中，原始刺激是一个研究者在实际组织中散布的谣言；当然，这里的谣言传播允许人们互相讨论。谣言精确性就是最后报告的信息与原始刺激因素的符合程度。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的课堂演示研究是一个在实验室中使用这一方法的例子（见Higham，1951；Lyons＆Kashima，2001；Werner，1976）。也有其他实验室研究允许受试者在谣言传播过程中进行讨论（Leavitt＆Mueller，1951；McAdam，1962）。
运用预先散布的谣言的现场研究，也较多测量谣言的精确性而非真实性：在沙赫特和伯迪克（Schachter＆Burdick，1955）的实验中，所有96名女生都报告了一个预先散布的谣言的未失真版本。这里的准确性是指散布的谣言抵御失真的程度，并非这个群体努力弄清事实的效果。许多新谣言不断出现，某些谣言还十分离奇，这也说明了谣言精确性的重要性。准确性并非通过谣言与事实（在课室中一些女生突然被开除是心理学实验的一部分）相符合的程度来测量，而是通过与预先设置好的谣言（女生被开除是因为涉嫌盗窃）相符合的程度来测量。精确性可以被作为连续变量来测量，也可以被作为二分变量来测量。塞迪维奇（Sedivec，1987）首先测量了连续的准确性，即在一个学生组织中散布一则包含七个陈述部分的谣言，测量受试者准确回忆起的陈述的比例。丢失、扭曲和增加信息都被视为不准确的陈述。之后，使用相同的数据，塞迪维奇也通过区分受试者回忆的谣言陈述中是否包含一条主要事实来测量了离散的精确性。
虽然许多研究者（尤其是那些遵循实验室ST研究传统的研究者）都测量了谣言的精确性，但谣言的真实性才是所有谣言研究者最终的兴趣点。测量精确性的ST研究者运用他们的研究结果来解释为什么谣言经常是虚假的，由此可见，他们似乎倾向于假定在日常生活中，精确性与真实性是同义词。例如，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总结道：“失真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谣言作为信念或行为的有效引导。”（p.148）与谣言研究的前辈们一样，我们也对谣言的真实性很有兴趣。我们之所以关注谣言的准确性，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些谣言真实性所涉及的内容。因此，除非有特殊情况，我们用谣言准确性这个概念指代谣言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