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注意到，基于分析者的不同取向，谣言有很多种分类方式：“谣言的分类饼图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分割。”谣言可以依据时间维度来划分，比如周期性（periodicity）：有些谣言（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例子）是长期存在的都市传说的不同衍生版本，它们会时不时冒出来，依当时当地的情境被适当地改编。例如，一个故事讲道，有一个小偷躺在超市旁的一辆汽车下，等女司机从超市出来后，趁机割伤了她的脚踝，偷走了车内物品。这个故事作为有关当地超市的谣言，周期性地出现（Mikkelson，1999）。谣言也可以根据题材进行分类，例如，米勒（D.L.Miller，1985）在调研中使用了产品谣言（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工厂中发现了一个麻风病患者）、灾难谣言（一个瑞典的核电站泄漏了放射性物质）和暴力谣言（一名战俘通过邮票向外界传递他被折磨的信息）的例子。与之类似，谣言经常根据内容和主题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方式，克诺夫（Knopf，1975）和特纳（P.A.Turner，1993）区分出与种族相关的谣言，而费恩（Fine，1992）和凯尼格（Koenig，1985）则分类出商业谣言（也参见Bird，1979）。谣言也可以依据其集体讨论模式的不同进行分类。涩谷保（Shibutani，1966）指出，在低焦虑情境下的慎重讨论中产生的谣言和在高焦虑情境下的即时讨论中产生的谣言完全不同。即时谣言讨论类似于威尔克（Wilke，1986）提出的危机谣言，产生于当时当地，缺乏关于某个重要话题的信息或者处于模糊不清的情况中。卡普费雷（Kapferer，1987/1990）提出了一个谣言的病原矩阵（etiological matrix of rumor），包括谣言的来源（一个模糊性事件、至今无人注意的细节或者没有事件）和其诞生过程（谣言是自然发生还是有意为之的）。
谣言也可根据动机进行分类。克纳普（Knapp，1944）基于1000条战时谣言，把谣言分为威胁型谣言（dread rumor，对消极事件的恐惧）、希望型谣言（wish rumor，对积极事件的希望）和群体敌意谣言（wedge-driving rumor，对另一群体的敌意表达）。基于动机分类，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增加了猎奇谣言（curiosity rumor，知识性困惑）。克纳普的分类可能是最流行的，且已经运用于各种情境中，不过，在一些情境中分类会被扩展（Bordia＆DiFonzo，2004；Hellweg，1987；Hershey，1956）。比如美国空军上尉斯蒂芬妮·R.凯利（Stephanie R.Kelley）根据克纳普的分类，对流传在巴格达民众中的战时谣言进行了分类（S.R.Kelley，2004）。有趣的是，凯利发现群体敌意谣言的比例比克纳普认为的少，而威胁型谣言的比例比克纳普认为的多。然后凯利对群体敌意谣言的敌意对象进行了分类，对象包括美国联军、伊拉克的临时政府、萨达姆、库尔德人、什叶派教徒和逊尼派教徒。最后，凯利根据伊拉克人民的集体忧虑对谣言进行了分类。四分之一的谣言反映了对临时政府和政治变动的恐惧，比如伊拉克的权力转移、（通常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国）统治伊拉克的国际阴谋、因为教派之争可能引起的内战；其他忧虑则包括生活质量、暴动和安全等。
与拉尔夫·罗斯诺一起（DiFonzo，Bordia，＆Rosnow，1994），我们首次将企业管理者口中的组织性谣言（organizational rumors）进行分类，分类依据是集体的兴趣和忧虑的内容和对象。这一分类反映了我们对谣言的意义建构功能和常常产生谣言的模糊性或威胁性的环境（参见第1章）的关注。人事变动谣言（turnover rumor）与离开组织的人有关，反映了员工对于人事变动对工作职责、升迁机会和工作环境等方面影响的关注。社会等级谣言（pecking order rumor）与管理层的变动有关，反映了员工对于这些变动是否会影响工作的稳定性和股价的关注。关于工作安全（job security）和工作质量（job quality）的谣言反映了员工对雇用时长、职责和报酬的关注。巨大损失谣言（costly error rumor）与失误有关，反映了员工对股价、企业名誉和工作保障的关注。最后，消费者忧虑谣言（consumer concern rumor）与顾客的恐惧有关，反映了员工对销售、环境风险和健康影响的关注。
我们也根据谣言的受众（rumor public）对组织性谣言进行分类，受众即谣言流传的人群。一些谣言主要在内部流传，“公司的员工、供货商或销售商（即与公司的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分配、销售相关的人）尤为关注这些谣言。”（DiFonzo＆Bordia，2000，p.176）。人事变动谣言、社会等级谣言、工作安全和质量谣言更有可能在内部受众中流传。另一些谣言主要在外部流传，“消费者、媒体、股票经纪人或者普通民众（即那些已经或可能购买和使用该公司的产品或服务的人，以及已经购买或可能购买该公司股票的人）尤为关注这些谣言”（p.176）。巨大损失谣言、消费者忧虑谣言和股市谣言大部分可能是外部谣言。这一分类反映了谣言在不同的组织圈子中流传时，集体关注的内容和对象可能存在的差异。
在组织变化时期，组织性谣言最为盛行也最令人烦恼。在一家大医院的裁员时期，从组织变化的角度出发，我们根据集体关注的内容和对象对内部谣言进行了分类（Bordia，Jones，Gallois，Callan，＆DiFonzo，出版中）。我们将组织变化谣言分为四类：第一，与工作和工作条件的变化有关的谣言，包括失业、工作流程的变化、职业发展受到冲击、设施损坏、裁员（比如“办公室成员人数从300减少到100”）。第二，与组织性质变化有关的谣言，反映了对组织的性质和结构变化的关注（比如“老年医学与心理健康部门合并”）。第三，关于差劲的变化管理的谣言，关注现有的变化效果有多糟糕，比如关于浪费的谣言：“为了获得办公楼建筑美感上的愉悦，他们额外花费了一百万美元！”第四，还有一些关于组织变化结果的谣言（比如“盥洗室中将没有氧气，只有氧气瓶”）。这种分类反映了谣言在组织变化的不同方面的意义建构和威胁管理功能：变化管理得如何，以及对工作、组织结构和组织绩效有什么影响。
我们可以从以上各种解析谣言的尝试中收获什么？对谣言的分类凸显了谣言的集体意义建构和威胁管理功能：它们告诉我们大家关心什么。组织成员明显害怕那种影响工作、工作条件和财政安全的变化。当这些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时，人们就会传播谣言。此外，谣言的分类通常会揭露潜在的态度和信念（G.W.Allport＆Postman，1947b；R.H.Knapp，1944）。例如，威胁型谣言揭露了潜在的恐惧，敌意谣言则表明团体间的冲突。凯利（S.R.Kelley，2004）观察到一系列宣称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密谋征服伊拉克的谣言。该谣言反映出伊拉克人对以色列深深的不信任和反感。从实用角度来讲，这些分类让管理者、公关人员和意见领袖为应对可以预期性质和类型的谣言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