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拥有两只眼睛和两个肾脏，这纯粹是运气。有些人在出生时或因意外事故而失去了眼睛或肾脏。假设器官移植手术很简单，可靠并且无痛，那政府是否应该对人体器官进行重新分配，以使社会更加公平？假如政府拥有这样的权力，或许是中了大奖赢来了这种权力，要求以前拥有两只眼睛、两个肾脏的人，现在只能保留一只眼睛和一个肾脏，这是否是正义的？
很显然，即便捐献器官的人的生活完全不受影响，也没人会同意政府拥有这样的权力。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分配正义”，即便是站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后也一样。假如捐献器官的人有生命危险，那就更没有人会同意政府拥有这样的权力了。用开玩笑的话说就是，法律基本上都要保护所有权，但若涉及器官的所有权，法律就要百分之百地保护。约翰·洛克曾说：
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
按照这个观点，这个自由主义的观点，你占有你自己。但在说到自我所有权时，并没有预设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自我”，而只是强调你能够占有自己的身体与心灵，占有自己的力量和天赋。根据以上所述，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是可以成立的。我们可以占有自己的私人物品，无论是自己的眼睛还是自制的肉饼，除非他人通过暴力从我们这里夺走。当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探讨，我们对眼睛的所有权与对相机和汽车等物品的所有权是否完全相同。
洛克认为，只要在土地上劳作，就相当于把我们的劳动和土地掺和在了一起，例如，我们可以在土地上种植水果、饲养家禽或勘探石油等，这些都是我们的私有财产。因此，我们不应抢夺别人通过劳动获得的水果、家禽和石油，正如不应抢夺他人的眼睛和肾脏一样，这都属于不正义。
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假设，即这块土地最初不属于任何人，劳动是私有权产生的合法途径。这个前提假设也容易引起质疑，因为我们也可以把土地看作所有人的共有财产，而在土地上劳作其实不过是借用了所有人的土地资源。这种说法似乎和蒲鲁东（Proudhon）“所有权就是盗贼”的口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即便如此认为，蒲鲁东似乎也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牙刷和内裤，甚至是属于自己的帽子。
或许，劳动赋予了人们对劳动产品的合法所有权，却并没有赋予人对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假设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劳动与X掺和在一起，就能获得对X的合法所有权，那么，一位小男孩站在河边撒泡尿，他就获得了对河流的所有权。
即便接受了掺入劳动能赋予人对土地一定程度上的所有权这一观点，那么我们所有的土地面积究竟应该多大？假设你种了几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成熟了，你占有这些无花果或许是合理的，但你为什么还能占有更多的事物呢？按照这个逻辑，你的合法所有权究竟到何处才能终止？除了无花果，你的所有权还能扩展到何处？是无花果树，树周围的土地，以树为圆心的一亩地，还是整个国家？
我们先不管上述质疑，暂且假定劳动能使人得到对劳动所得物的合法所有权。继承了洛克思想的诺齐克认为，对于我合法所有的物品，只要我自愿转移给他人，他人对该物品的所有就是合法的。因此，孩子的继承权是合法的，任何对继承的财产征税的行为都是对应有的权利的侵害。需要强调的是，自由主义虽然赞成财产继承权，但并不代表赞成当下已经存在的财富分配不公，因为分配不公并非财产转移的环节出了问题，而是因为财产最初的获得就是不正义的，比如很多人是通过战争、偷盗、欺诈等手段获得了最初的财富。
除此之外，诺齐克还把税收制比作奴隶制。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毕竟，人们被税收制度支配，与奴隶被主人支配可是完全不同的。但无论如何，如果人们所有的工作报酬都要用于缴税，并且无利可图，显然是违背了他们的意愿。诺齐克还认为，财富的不平等并不必然导致不正义，而国家即便为了提高社会福利，也没有权力征税，这可是一个极端的右派观点。
思维拓展
安娜和贝尔：自由主义面对的一个挑战
自然状态：按照洛克的说法，处于自然状态时，只有当为他人留下了“足够多足够好”的土地时，人们才有权利占有土地。政治自由主义者，比如罗伯特·诺齐克，将这个条件描述为：人们对物体的占用，绝不能使他人的处境变差。假设这个条件说明了自由主义对他人自由的保护和关怀，那么该如何理解“处境变差”呢？以下是一个与此有关的小故事：
在自然状态下，安娜和贝尔各种各的粮食，都能勉强过活，且每个人都拥有10个单位的快乐。但在贝尔开始占有土地之前，安娜就已通过劳动将土地据为己有，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她的快乐上升到了20个单位。于是，贝尔就不能再使用土地，这说明她的处境变差了，但是安娜给她提供了一份工作。假如贝尔接受了这份工作，她们就能通过合作增加粮食总产量，而贝尔得到的报酬也将超出单打独斗时收获的粮食数量。因此，仅就物质条件来看，贝尔的粮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于是，我们似乎就应该得出结论，贝尔获得了更多单位的快乐。但很显然，安娜对土地的占领降低了贝尔的整体幸福。因为作为雇员，贝尔必须听从安娜的命令，她会感受到权利的不平等，并且丧失了随意使用土地的自由。
道理：如果自由主义坚持“处境不能变差”的原则，那我们就不能局限在物质条件的层面思考问题，不能仅考虑占有土地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我们还应该考虑很多，比如，贝尔后代的生活很有可能会受到更大的限制，因为安娜的后代将继承更多的财富；贝尔的后代可能无法在森林里自由漫步，因为森林都是安娜后代的私人财产；贝尔的后代甚至可能买不起房子，因为像安娜这样的富人的后代提高了房价。要想“处境不能变差”的原则成立，我们就必须考虑到未来的代际关系，因为富人的有效自由能够降低穷人的有效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