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先生认为，吸食毒品会导致犯罪，尤其是每年损失高达60亿美元的盗窃案中，应该记上他们的“贡献”。于是，他将这60亿美元视作禁止毒品的成本。然而，这笔失窃的财富并没有凭空消失。将一台电视机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电视机本身还与原来一样，它继续为观众提供娱乐，即使后来享受它的人是小偷或者盗窃犯。
盗窃的确有它需要承担的社会成本。其中之一，是小偷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否则这些成本可以用在其他更有价值的活动上。（如果我花一个下午谋划怎么偷你的自行车，结果是那辆车去了另一个人那里；如果我花同样一个下午造一辆自行车，结果是我们多了一辆自行车。）但这类成本可能比被偷物品本身的价值小得多。
连美国最蠢的小偷都知道，如果他每次花价值100美元的精力行窃，他所偷物品的价值一定要超过100美元。如果他付出的成本低于100美元，其他更蠢的小偷就会发觉偷窃有利可图，于是也成了小偷。假以时日，他就不是美国最蠢的小偷了。如果他付出的成本高于100美元，那他很快就会收手。
但是，这只是最蠢的小偷的故事。还有许多比较聪明的小偷，他们付出的成本肯定不足100美元，而所偷物品的价值肯定超过100美元。因此，物品本身的价值总是高过盗窃行为付出的成本。
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计算盗窃产生的其他社会成本。它们包括受害者为保护自己购买报警器、雇用警察和保镖，以及避免前往高危社区。如果将这些全部计算进去，犯罪的社会成本可能低于也可能高于被偷物品本身。因此，丹尼斯先生估算的60亿美元可能低估也可能高估了毒品合法化在降低犯罪率上的好处。如果让我猜，实际上往往是高估。然而无论如何，60亿美元这个数字完全与它的正确计算方式无关。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丹尼斯先生将以下每年的收益作为毒品合法化带来的好处：125亿美元税收收入（高估的125亿美元），节省280亿美元执法成本（数字过于笼统，而且绝对是低估，因为他没有计算犯人自己可以创造的价值），挽回60亿美元盗窃损失（完全出于随机的预计，因为只考虑了被偷物品的价值，没有计算偷窃的实际成本）。此外，他还加上了打击哥伦比亚毒贩节省的37.5亿美元开支，得出每年的总收益为502.5亿美元。
计算完收益，丹尼斯先生将他的分析能力运用到了计算成本上。刚一开始，他就违背了最重要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