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与吐蕃的衰落。
在吐蕃与唐朝的文化交流中，佛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来说，这一点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早在吐蕃政权建立之前，佛教的一些因素已经传入青藏高原，只是未能产生任何影响。到了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再次传入，并开始对社会产生一些影响。松赞干布修建了著名的大昭寺与小昭寺，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身像被供奉在小昭寺，而大昭寺则供奉着泥婆罗赤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身像。此外，当时肩负创立吐蕃文字重任的屯桑布札从天竺带回许多佛经，而两位公主也各自从大唐与泥婆罗带来大批佛经，其中有些已经被翻译成吐蕃文字。
佛经在当时的吐蕃社会中，影响还很有限，仅有王室和部分贵族子弟开始接受佛经，绝大多数吐蕃百姓还是信奉传统的苯教。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苯教依然具有佛教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正因如此，在许多藏文史书中，都记载了松赞干布晚年将佛经经咒、宝物等秘密埋藏起来的传说，他寄希望于他的后代能够再弘佛法。
桑耶寺全景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传播开来的，是在松赞干布去世百年之后的赤松德赞时期。在他即位之后，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仍然很大，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臣外戚玛祥仲巴杰等人还组织了反佛大臣集会，制定了反佛的“小法律”，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首先设计活埋了玛祥仲巴杰，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推行佛教。
首先，他迎请外地高僧入藏弘法，如天竺高僧寂护、汉地高僧摩诃衍等人；其次，颁布兴佛诏书；第三，修建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的寺院，它的建成被后世视为佛教在吐蕃地区扎根的标志；第四，他开始选择贵族子弟出家为僧，最初有七名贵族子弟通过考试，最终得以剃度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一年之后，出家的僧人达到了三百多人。对于每位僧人，赤松德赞都赐给三户属民作为供养，这也就是所谓的“三户养僧制”。
随着赤松德赞政权的稳固与佛教势力的不断发展，他下令举行佛、苯二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苯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在此之后，一部分苯教徒改信了佛教，但大部分都选择了自我流放，隐居在边远地区，成为后来苯教在藏北、藏东复兴的基础。事实上，赤松德赞并未对苯教全部根除，苯教的许多法术后来也被吸收进佛教之中。
在取得了对苯教的胜利之后，吐蕃佛教内部的矛盾却日渐激化。在藏、汉文史籍中，这次斗争被称为“顿渐之争”，也就是“顿门巴”与“渐门巴”之争。前者是从唐朝传入的，其代表人物是汉地高僧摩诃衍；而后者则由天竺传入，其代表人物是天竺高僧寂护。
“渐门巴”认为，只有通过逐渐修行佛法，才能一步步有所成就，最终成佛，因此讲求修持的次第与积累。“顿门巴”源于唐代禅宗的南宗，认为成佛之路不是靠长期持戒与修行得来，而需要突然顿悟，“立地成佛”。其实，早在摩诃衍到达吐蕃之前，以“金和尚”——无相大师为首的汉传净众宗就已传入吐蕃，而其弟子无住大师的某些语录也曾被译为吐蕃文。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汉文文书P.4646号是著名的《顿悟大乘正理决》，它揭示了吐蕃佛教史上曾经发生的一次重要辩论，辩论双方正是摩诃衍与代表渐门巴的天竺僧——寂护弟子莲花戒。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曾以这件文书为基础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上梳理了这次辩论的情形，他称之为“吐蕃僧诤记”。
《顿悟大乘正理决》
这次僧诤会从贞元八年（792年）开始，持续了近三年时间，主要是以文字形式展开的，这些书面文献被译为各种语言，相互交换和保存，《顿悟大乘正理决》就是根据这些文献编成的，它包括“前河西观察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所写的序、大辩论的汉文档案以及摩诃衍呈给赞普的三道表章。有趣的是，根据这件汉文文书，当时摩诃衍大获全胜，赞普允许他在吐蕃传播禅宗，且取得很大成功，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一批吐蕃人皈依了禅宗。而晚出的许多藏文史书却记载汉僧失败，赤松德赞遂禁止汉地佛经流传，印度佛教终于在吐蕃取得优势。应该说，王锡是大辩论同时期的人，他的记载应有可信之处。无论如何，国内外藏学家大都同意，今天藏传佛教的教派中，至今仍有汉地佛教留下的深刻烙印。
贞元十三年（797年），赤松德赞去世，其子牟尼赞普即位，汉文史籍称之为足之煎。他继续了其父崇佛的政策，支持佛教高僧参与政治，并在王室中供养僧侣。他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均贫富，缓和阶级矛盾，但未能成功，却又损害了大贵族特别是后族贵戚的利益，仅仅执政一年多时间，他就被母后进食毒死。
在王室供养的高僧娘?定埃增的帮助下，牟尼赞普的幼弟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最终即位，稳定了政局。他进一步推行崇佛的国策，不仅下诏要求吐蕃境内所有贵族与贫民都必须修习佛法，且规定在赞普年幼时，选择高僧帮助赞普学习佛法、处理朝政。他任命娘?定埃增为掌教大臣，汉文史书称之为“钵阐布”，其实权已经凌驾于大论（宰相）之上。这些措施，不仅是藏民全体信佛的前奏，也开启了僧人掌握政事的传统。
842年，在大昭寺前，发生了一件令吐蕃举国震惊的大事，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被刺杀了！就在唐蕃会盟碑前，一位来自叶尔巴寺的僧人拉隆贝吉多杰乔装打扮，趁着向正读碑文的朗达玛行礼之机，向他射出了仇恨的袖箭。
朗达玛是赤德松赞的第四个儿子，就在四年之前，一些反佛大臣发动政变，杀死了狂热崇佛的赞普赤祖德赞（汉文史书中的“可黎可足”或“彝泰赞普”），随后拥立反佛的朗达玛登上赞普之位。两年之后，在反佛大臣的推动下，朗达玛开始推行毁佛政策。他声称，吐蕃境内前所未有的瘟疫、大旱和水灾都是崇佛所致，甚至说文成公主是魔女，她带来的汉地佛像给吐蕃降下了不祥之兆，破坏了吐蕃的“脉气”。以此为借口，他下令封闭寺院，摧毁佛像。至于佛僧，则必须在还俗、结婚、充军、打猎等方面做出选择，否则就会被处死。
虽然这次灭佛的时间不过四年，但对吐蕃佛教的打击是空前的，西藏的佛教势力在之后的百年时间里一蹶不振，史称“灭法期”或“灭佛期”。当然，朗达玛本人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在他死后，吐蕃贵族分别挟持其二子争夺王位，甘、青之地的边将们也卷入到王室斗争，吐蕃本土和属部都陷入一片混战之中，平民与奴隶也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一个统一的吐蕃政权从此崩溃了。
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步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
